一个法学家的“劳教”之路

在中国，劳动教养制度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追溯起来，其模式缘于前苏联斯大林时代大清洗时期的劳教制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在他的《古拉格群岛》中，对这种制度有着详尽的描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7条规定，非经法院的合法审判，任何人的人身自由不能被剥夺。但是劳动教养制度却赋予了行政机关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1到4年的权利，不公开审判，不接受监督，不允许辩护，在限制人身自由和精神压制的强度上和有期徒刑是一致的。劳动教养制度也是封建传统制度留下的痕迹，因为在封建社会中，行政和司法基本上不分家，地方行政机关执掌司法权曾是几千年的通制。今天的中国，正在向法治社会过渡。但行政机关不愿完全放弃审判权，于是就产生并保存了这一与法治社会相悖的强制手段。

笔者手边有一本2001年2月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沪上法治梦》，本书的作者是上海的资深法官、反右运动前任上海法院民庭庭长的何济翔老先生（1907――2002），这部回忆录是作者于93岁时所撰写的。当年何老先生因附议国际著名法学家杨兆龙先生，倡言立法，认为新中国建国八年了，竟没有一部《刑法》，也没有《民法》，于是便提意见说法律不完备。不幸竟因此在运动中罹祸，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实行劳动教养。教养结束后“留场就业”，可说是劳动教养的继续，实质上是做了长达20年的囚徒。何济翔52岁时被投入劳改，73岁时才获得改正归来，作者在书中问，中国刑法规定的最高刑期为20年，我这不是等于被判处了20年徒刑吗？

据何济翔书中回忆，在1957年夏季，也就是作者因为言论、正在遭受批斗之时的8月3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今天看来，这个决定的法律程序并不完善，因为它不是一部由人大或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律，而是由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公布的一个行政法规。

细观其中的规定，应予劳动教养的有四种人，但在解释上颇费踌躇，如“受到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这是一句模棱两可之词。事实证明，即便有人被单位开除后要去自谋出路，也不可能成功，一般都是被送去劳教了。决定劳教的程序十分简单，单位提出，公安局批准就可以了，没有和辩护，更没有上诉和申诉。当时上海对分子有六种处分，最重者为极右分子，处理方式是开除公职，实行劳动教养，以下依次减轻。何济翔被定性为极右分子，所以被劳教。

劳教既非刑事犯罪，却与刑事犯罪相等，即剥夺人身自由，而且劳教后继续留场就业，如果案件不的话，那将是终身的。依《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需要劳教的人，可由民政、公安部门所在的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或由家长、监护人提出申请，经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或其委托的机关批准，中间没有审理机构。被决定劳动教养的人没有任何申辩和上诉的权利。据了解，前些年，为区别劳改与劳教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我国政府已将劳动教养从劳改局中划分出来，分别成立了“监狱管理局”和“劳动教养管理局”。按规定，劳教人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判刑是划分敌我矛盾，但前者待遇却并不见得比服刑人员好。比如，近年来，我国政府在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基于人权方面的国际影响，不再要求服刑犯人过多地去劳动生产，而劳教人员却不在此列。

正因为如此，所以作者在江西铅山采石场劳教时，劳改队总是嘲笑劳教队说：“你们劳教是无期，我们劳改是有期，判五年就是五年，判十年就是十年，所以劳教不如劳改！”这样一来，在社会上起到了一种反效果，有的违法乱纪人员认为，要犯事就犯大事，判上几年，以后还能闹个减刑什么的，待遇还好些，千万别让去教养了。现在，监狱的服刑人员按照规定，每月可会见家属一次，而回忆录中的何老先生第一次从劳教农场回家见到亲人时，已经是7年后的事情了。天地之间，有这样的犯人吗？

何济翔老先生在这部的《沪上法治梦》里，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法律常识，用一个法学家血泪斑斑、充满着屈辱艰辛的“劳教”之路，给这篇文章作了一条最可信的和最具说服力的注脚，那就是劳动教养制度早就该到废除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