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登州赤山法华院研究

摘 要：赤山浦（今石岛湾）以“大唐东北地极”的地缘优势，成为张保皋在唐贸易联络地和中转站。张保皋选址赤山村，建造了一座法华寺院。总体上讲，赤山法华院是一座新罗寺院，同时受到一些唐代风俗的影响。对赤山法华院研究，能够反映出唐、日、朝的民间交流。

关键词：赤山法华院；赤山浦；中日朝关系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3-0125-02

赤山法华院为唐代新罗人张保皋所建。张保皋于唐穆宗三年（823年）征得唐政府的同意，在赤山浦（今石岛湾）建立了赤山法华院。日本和尚圆仁曾三访法华院，居留长达两年零九个月，并在其著作《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留下浓墨重彩。法华院毁于武宗灭佛，仅存在21年，但却见证了唐代中、日、朝三国的友好往来。

一、赤山法华院的地缘优势

赤山法华院是张保皋进行中、日、朝三国贸易的重要据点。唐穆宗四年（824），张保皋卸甲归于赤山浦，并在唐政府的同意下建立了赤山法华院。张保皋镇守新罗西南莞岛清海镇，致力打击海盗，确保海路畅通。其后，他利用自己身份优势，开始从事利润丰厚的唐日贸易。赤山浦即其重要贸易据点。

1.依托“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

赤山之所以被张保皋选为进行中、日、朝三国贸易的重要据点，首要因素就是地近登州古港，能够利用登州附近便利的海上交通条件。

登州港位于丹崖山内侧，负山控海，形势险要。又以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洋流优势，成为南北海上交通的中枢和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在中、日、朝三国海上交通线上具有重要地位。《新唐书・地理志》记述了唐朝与邻国交通的七条路线，其中“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则是中朝、中朝日之间往来的主要海路。这与日本早期文献中记载的“北路”海道部分，十分相似。“北路（新罗道），这是遣隋使和初期的遣唐使经由的路线。从日本―筑紫一壹岐（岛）―对马（岛）―济州岛，经百济（后并为新罗）―横越黄海―山东半岛的登州―莱州靠岸上路。从这儿走陆路，经青州―兖州―曹州―汴州―（开封）―洛阳，最后到达长安，回国时仍按原路返回”[1]。正是依附在这条历史悠久，被认为是“最安全[2]”的唐、日、朝交通贸易繁荣的大海路，才使得赤山得以发展，成为唐、新罗、日本相互贸易的重要补给站和据点。

2.赤山地理位置优越

赤山浦本身也是优良海港，且地处“大唐东北地极”。

赤山浦（今石岛湾）东、南两面濒临黄海，西、北两面与大陆相连，东部又有莫邪岛作为它的屏障，是一个天然的优良港湾。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使它成为唐王朝与朝鲜半岛各国及日本列岛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往来、交流的重要口岸。从赤山浦出发渡海到新罗，一般只需三四日的航程。

又因为赤山浦被认为是“大唐东北地极[3]193”之处，是唐与新罗、日本交通的正宗通道。因此此处常常成为新罗、日本遣唐使的登陆地点和中国派遣访问船队的出海口。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年）六月二十八日，圆仁在赤山法华院中，就遇到了“大唐天子差入新罗慰问新即位王之使青州兵马使吴子陈、崔副使、王判官等卅余人”。甚至有些情况下，此处被认为是必经的出入口。圆仁和尚归国时，本打算从楚州“过海归国”，却被当地政府拒绝，说：“登州未是极海之处，……事须递到登州地极之处，方可上船归国者[3]189。”不得已，只好又北上登州，从赤山浦登船返回日本。

3.所在地新罗侨民相对密集

再次，张保皋选择在赤山建法华院，也是因为山东沿海地区也是新罗人活动的密集地区，新罗人活动的足迹处处可见，比比皆是。

由于居住在山东半岛上的新罗人甚多，已形成了由新罗人群聚的“新罗坊、新罗院”，圆仁所到之处，就有文登赤山的新罗院，登州的新罗馆，青州的新罗院，直到青州境内的长山县（今属章丘）仍有新罗院。还有专门管理新罗人户的“勾当新罗使”和勾当新罗押衙所，形成了独特的新罗侨民社区。

这地区的新罗人有被贩卖而来的新罗奴婢，但更多的是新罗商人及其家属。海盗贩卖新罗人口是唐政府和新罗政府都很重视的社会问题，从文献记载不难看出唐朝政府多次禁止买卖新罗人口。解决这一问题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淄青镇节度使李正己等三代人，海盗大肆掠卖新罗奴婢，很多新罗人涌入中国；第二阶段，唐廷平定淄青镇李氏割据势力后，解放新罗奴婢，使很多新罗人在放良后聚居于山东沿海地区；第三阶段，新罗人张保皋在东亚海域频繁活动，加强了唐代新罗人的凝聚力。对于被解救的新罗奴隶，有的在政府的组织下得以返乡，而有的老弱者、无家可归者，则准许就地落籍。新罗人进入唐朝特别是登州、莱州等沿海州郡“傍海村乡”，是一个重要侨民来源渠道，但也不可估量过高。

登州以及沿海诸道流动的新罗人口，和在登州地区的常住人口，除了部分僧侣和官员外，还有大量商人及其家属以及船员、水手等。

二、赤山法华院的特点

法华院在唐武宗时，毁于灭佛运动，关于它的记载也多湮没于历史长河中。现在对其的认识多来源于圆仁和尚《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记载。

据日本僧人圆仁的记载，唐文宗开成年间（836―840年）该寺院有僧侣四十余人，寺院庄田年收米五百石。开成五年（840年）正月十四、十五日，圆仁曾参加了法华院的两场讲经活动，“集会男女，昨日二百五十人，今日二百来人”。赤山法华院规模可见一斑。总体上讲，赤山法华院是一座新罗寺院，同时受到一些唐代风俗的影响。

首先，法华院的僧人基本上是新罗人。法华院的常住僧人主要是新罗人，他们的习俗也与新罗类似。如新罗为了纪念其战胜渤海国的胜利日，将八月十五日立为节日。这一点在中国史书中也有记载：《旧唐书・东夷传》“新罗”条载：“重八月十五日，设乐饮宴，赍群臣射其庭”。

其次，法华院所服务的对象也主要是新罗人。从扬州北上，一直到山东半岛一带，新罗人很多，各地都有新罗坊，负责接待从海上来的新罗人和其他人员。“其集会道俗老少尊卑总是新罗人”。无论是从海上活动的新罗船队还是居住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新罗人，都将法华院作为他们的信仰家园。

再次，法华院平时的仪轨也多与新罗寺院相同。基本活动是讲经说法，冬季讲《法华经》，春季讲《涅■经》。每年的十一月十六日开始一直到来年的正月十五日，三个月讲一遍《法华经》。但由于寺院身处中国土地，必然要受到中国风俗的影响。每到除夕之夜，寺院里拜年所使用的祝贺词语就与唐代的基本一致。

三、赤山法华寺的作用

赤山，及其深厚腹地的登、莱地区，是唐、日、朝官方贸易和交流首当其冲的要地，是中日朝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这里频繁的出入来访和归国的船只队伍。隋朝时期，日本共派出了四次遣隋使，皆行北路来中国。唐朝时期，日本政府共派出十九次遣唐使，实际到达唐朝的遣唐使是十五次。“早期的五次遣唐使……往返多循北路”，后期的遣唐使虽多走扬州一带的南路，但有时也经过山东半岛，如第十二次遣唐使即从“登州登陆”，第十八次遣唐使“曾在今乳山、文登、荣成海岸停泊数日”[4]。隋大业四年（608年），由使节裴世清率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统一王朝派出的访日使团就是从登州港出发，历朝鲜横渡到日本的[5]。圆仁在赤山法华院居住期间，就曾遇到出使船只。山东半岛，尤其是登州、莱州在对外交往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它是朝鲜、日本遣唐使节及各界人士前往长安的中转站，也是唐朝和朝鲜、日本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集散地。日本、新罗遣唐使及少数随从等登岸后多继续前进，到达长安、洛阳等地。而大量的服务人员则滞留在沿海地区，等待归程。因此这些地区反而有更广泛的民间交流。外国人居留期间，多会贩卖带来的特产，而购进唐代的茶叶、丝绸。以此谋利。相对的接触面也更广泛，呈现出与官方往来不同的面貌。

唐代中日贸易主要是以朝贡为主的官方贸易，朝贡贸易，即接受外蕃朝贡后由政府给予回赐的一种特殊的贸易形式。然而在日本终止遣唐使以后，民间贸易得到发展，唐、日、新罗的商人取代了遣唐使在中日商贸往来中居主导地位。《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里也记载了从事唐日贸易的唐商、日商及新罗商人的一些情况。

大中元年（847年）六月九日，圆仁和尚在楚州“得苏州船上唐人江长，新罗人金子白、钦良晖、金珍等书云：五月十一日从苏州松江口发往日本国。过廿一日，到莱州界牢山（崂山）。”又“春大郎、神一郎等，乘明州（今宁波一带）张支信船归国也。来时得消息，已发也。春大郎本拟雇此船归国，大郎往广州后，神一郎将钱金付张支信讫，仍春大郎上明州船发去。春大郎儿宗健兼有此物，今在此船”。

从上段文字不难看出，当时中、日、韩三国皆有人从事中日间海上国际贸易。其次，山东半岛沿海口岸辐射的贸易腹地极大，登州既是主要通关口岸，也是重要的对外贸易基地。再次，登州在三国相互贸易中居重要地位。这既说明了赤山缘起地缘优势，也在这贸易中起着重要中转站和补给中心的作用。可以说，这是张保皋建立赤山法华院最本质的目的，也是其存在的首要价值。

赤山法华院承载着新罗侨民对家国的思念，不单单是新罗侨民的礼佛场所和他们生活的公共空间。赤山法华院作为佛寺，则必然承担着弘扬佛法宗教使命。其存在时间虽短，但先后有多位高僧在此讲习佛法，如圣琳和尚等。圆仁曾在此与三十多位僧人“相看饮茶，夜宿闲房”。

综观唐朝、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关系，虽然偶有战争，但总体上来讲，还是以和平为主的。赤山以及登州地区是通往朝鲜半岛的重要门户，赤山浦有“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的便利交通，它西、北两面与大陆相连，东、南两面濒临黄海，东部又有莫邪岛作为屏障，是一个天然的优良港湾。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大量新罗人口聚居此处。赤山法华院本着为附近新罗人服务的目的而建，其僧侣多是新罗人，仪轨也继承新罗寺庙，是侨居新罗人的精神支柱。

参考文献：

[1]中村新太郎.日本两千年[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58.

[2]藤家礼之助.中日交流两千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082：99.

[3]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杨荫楼，王洪军.齐鲁文化通史：5[M].北京：中华书局.2004：526-527.

[5]木宫泰彦.中日文化交流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