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跨文化角度看全球化对翻译的影响

【摘要】全球化趋势下文化翻译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全球化和本土化。全球化便利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它又对现实的文化交流构成了一定的障碍。本土化有利于本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有利于维护文化的多样性,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与外来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从长远角度看不利于本土文化的发展。受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发展趋势的影响,译者在跨文化翻译时也会受到两种观念的困扰,即带有保护地方文化色彩的本土文化至上观和拥护全球化的世界文化大同观。通过论证,这两种观念都是以一种固定的文化模式去看待其它所有文化模式,从而抹杀或破坏了文化的多样性。事实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到底采用哪种翻译方法完全取决于译者所要翻译的文本、翻译所要达到的目的以及读者群体。最后,本课题指出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它给文化的多样性造成巨大冲击,但是,积极应对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会促进本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翻译学者应该不断探索在全球化的必然趋势下,如何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并在跨文化翻译时实现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翻译观的合理运用。

【关键词】跨文化;全球化;本土化

文化,从广义来说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别是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以及运用文字的能力。从狭义来说,文化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它的能力和习惯。而语言是文化中一个颇为特殊的组成部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它深深地植根于文化之中,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文化对语际的有效转换关系极大。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形式(或形态)具有相通的或相近的信息通道;反之,不同的文化形式必然产生文化差异或“隔膜”,阻碍信息通道的畅通。因此,文化因素在语际转换基本作用机制中起着重要的、不可忽视的作用(刘宓庆,1999:72)。人类的文化正是由语言记述下来并得到传承的。由此可见,语言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

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符号的转换,即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它更是一种文化转换的模式(郭建中,2000:277)。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就充当了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交流的媒介。因此,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能够熟练驾驭两种不同的语言,还要必须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这一要求不仅适用于篇章翻译,也同样适用于翻译的最小单位――词语的翻译。也就是说,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影响。

人类历史的发展造就了文化的多样性,这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重要财富,因此,全人类必须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并使之传承后世。文化多样性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语言上,而且表现在人们在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上。更有甚者,有些差异往往是人类用语言解释不清或根本解释不了的。无形中,文化的多样性为翻译设置了一定的障碍,增加了翻译的难度。人们要了解一种新的外来文化,最好的方式莫过于置身其中,从而能够对该文化获得感性和理性认识。但是,对大多数人而言,要想做到这一点是相当困难的。在很大程度上,人们对一种外来文化的认识是基于大众传媒的介绍的,换句话说,就是借助于翻译后的文本介绍来了解这种文化的。那么,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解决这种因为文化差异而带来的文化障碍就成为翻译的关键所在。

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既是该国所特有的,又是全人类所共有的。换句话说,文化是具有共性和个性的。也就是说,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相同(或相通)的因素和不同(或排斥)的因素。两种文化的相似只是相对的、个别的,而歧异则是绝对的、普遍的(潘绍中,2004:8)。文化的共性决定了它必然具有强大的包容性。也就是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文化是可以相互移植、相互融合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积累,语言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断进行着自我更新和自我完善。要理解这一点并不困难。我们今天的语言就不同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白话文,更和古代的文言文有着天壤之别。这就有力地证明了语言和文化是相同的。它们都是开放的体系,都具有自由的包容性和重组的可能性(杜争鸣,2000:230)。而作为语言的最小单位――词语,当然也遵循着同样的规律。

在全球化进程中,随着各地区之间进行交流的壁垒逐渐被消除,以及互联网等便利的交流工具的建立和应用,地区间的文化差异逐渐缩小,同时地区间文化逐渐走向趋同。而在文化的融合和碰撞当中,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宗教、民族、历史文化习惯以及不同的语言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冲突。作为经济实力强大的发达国家不断地向其它国家输送自己的文化,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文化在其它国家逐渐成为主流文化,而地区的本土文化,却退居成为非主流文化。

当外来文化进入本土文化时,人类文化的共性决定了译者可以在两种不同文化的语言体系中找到相应的对等词。然而,由于地域、种族、生活习俗的差异,文化的个性差异又是很明显的。因此,要想在两种不同文化中找到完全对等的两个词语难度是很大的。有时,译者在本土文化的语言体系中根本无法找到对等的词语来翻译外来文化中某种特有的现象。这时就需要译者采取一定的翻译方法来达到翻译的动态对等。

文化的包容性决定了它可以借用外来文化的语言词汇来丰富自己的语言体系。例如,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清政府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人犹如井底之蛙,愚昧落后。他们对世界已经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无所知的。当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打开后,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文化思想、科技知识等一下子展现在中国人面前。中国人对西方充满了好奇,并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够引进西方所有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知识,以弥补自身的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传统文化面对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了包容的态度。与此同时,由于很多新鲜事物的出现,人们无法用当时的语言词汇来描述那些闻所未闻的事物。在这种情况下,汉语语言大量借用了汉语语言体系以外的词汇,从而使汉语语言也得到了完善和必要的补充。

文化在具有共性的同时,也具有鲜明的个性,从而导致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中的某些事物也具有一定的排斥性。目的语读者对外来语的接受是要经过一定的心里认知过程的。例如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提出了非常响亮的口号:“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democracy)”和“科学(science)”。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这两个词对受封建社会统治长达上千年的中国人来说是相当陌生的。在封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下,人们对民主的概念的理解几乎等于零。鉴于这种情况,翻译家最初用音译的方法将它们分别翻译为“赛恩思”和“蒂毛克若司”。但是这两个译名过于拗口,不利于记忆和推广。为了顺应社会发展趋势,以达到大力倡导民主、科学的目的,翻译家在音译的基础上进行了加工,将之简化为“德先生”和“赛先生”。“先生”一词在中国有着自己的独特文化内涵,它是学生对老师或是对先哲圣贤的尊称。“德先生”和“赛先生”不仅道出了中国人要摆脱落后、虚心学习的积极态度,而且达到了号召民众向西方学习的目的。后来随着西方先进文化的进一步传播,人们逐渐了解了“democracy”和“science”这两个词的具体含义:“民主”是指人民有参与国事和对国事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科学”则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译者在此理解的基础上用意译的方法创造了“民主”和“科学”这两个新词,并一直沿用至今。由此可见,一个词语的生命力和它是否适应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全球化趋势下文化翻译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全球化和本土化。那么,译者在跨文化翻译时势必经历这两种文化之间的融合与冲突。对于跨文化中的相同文化因素,译者在文本翻译时得心应手,但是如果遭遇到文化冲突,译者在翻译文本时恐怕就要费一番周折。正是文化多样性推动了译者在跨文化翻译时会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来化解文化冲突。几十年来,翻译界的许多学者、专家对跨文化翻译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在对待翻译中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上形成了两种对立的意见:即所谓的归化和异化。所谓归化,就是指译文应该以源语或原文作者为归宿,而异化是指译文应该以目的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郭建中,2000:278)。

归化的翻译方法是在翻译中将读者置于首要位置,也就是说译者是以读者能否理解译文为宗旨的,因此,译者在跨文化翻译中尽可能地采用贴近本族文化的语言表达方式来翻译原文,尽可能地剔除文化冲突在译文中对目的语读者造成的影响,从而使目的语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译文,例如:英文中有一个习惯用语“love me, love my dog”,如果我们采用直译的方法可以将其翻译为“爱我,爱我的狗”。可以肯定的是,有些中文读者经过思考后对“爱我,爱我的狗”的含义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它并不是中文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因此这个译文对中文读者中所产生的效果与原文对源语读者所产生的效果是不对等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跨文化翻译中,我们不仅要克服语言障碍,还要克服文化障碍。因此,要使译文对目的语读者产生的效果达到原文对源语读者产生的效果,译文的表达方式应该是完全自然的,并尽可能把源语行为模式纳入译文读者的文化范畴(Nida 1964a:159)。如果我们采用归化的翻译方法将其翻译为“爱屋及乌”,译文对中文读者所产生的效果就不言而喻的,而且,它也准确传达了原文所要表达的含义和意境。从某种意义上说,归化就是在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之间取得“文化对等”(郭建中,2000:279)。

归化的翻译方法便利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它最大限度地消除了文化冲突以及由此造成的文化隔阂和阅读障碍。事实上,这是求同存异在翻译中的具体应用。但是,归化又对现实的文化交流构成了一定的障碍。由于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采用了归化的翻译方法,目的语读者所看到的都是符合本国语言文化特点的文字翻译,这势必会使读者产生一种误解,即本国文化与外国文化不存在差异,或是差异较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长此以往,归化将使人们丧失了解原汁原味的外来文化的契机。归化的翻译展现在译文读者面前的往往是目标文化的文化标记,而不是出发文化的文化标记。这样的翻译在一定程度上使原文失去其原有的文化身份(王东风,2000:213)。更有甚者,归化可能会扼杀文化的多样性,从而使文化趋于单一或大同。

异化的翻译将真实再现原文中的文化因素置于首要位置。因此,译者在跨文化翻译时会尽可能保留外来文化的原汁原味。很多翻译界的学者都认为原文的风貌不可随意舍弃。不同的文化,在保持各自的特点时才有吸引力,译文应体现“和而不同”,才会有深层次的、思维方式的交流(王建开,2000:116)。这种翻译使人们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外来文化扑面而来,人们可以在阅读中深刻体会到外来文化奇趣、迥异、鲜活的特点,从而对文化的多样性形成理性的认识。此外,异化的翻译方法势必创造大量的外来词语。这不仅扩充了本族语言固有的词汇,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或改造了本土语言,从而促进本土语言的发展。而且,外来文化大量涌入,并与本土文化形成互补之势。这种文化之间的互补促进了人类文化的共同发展。由此可见,异化的翻译对本土文化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

与此同时,异化的翻译又对本土语言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本土文化对于在具有征服性的外来文化的重压下可能被消解。具有压迫性的文化霸权可能通过翻译悄悄渗入并颠覆目的语文化(孙艺风,2008:5)。因此,异化的翻译可能威胁本土语言文化的统治地位,甚至使其逐渐趋于非主流的行列。随着近年来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借助媒体的宣传攻势,许多外来文化出现了压倒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势,如年青人崇尚圣诞节而忽视了传统节日春节。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情况下,要充分注意到维护语言多元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许钧,2005:43)。其次,文化差异的客观存在造成了人们对外来文化的理解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是因为一个人如果在认知环境中没有储备,译者对某种文化现象再解释,也是无法使这个人理解的,即使理解了,也远远不如一个有这种认知储备的人理解那么深刻(林克难,2005:46)。因此,在翻译中,如果译者为了刻意保留外来文化的因素,而不顾目的语读者的语言习惯和文化氛围,就可能造成译文的不通顺,甚至会出现严重的翻译腔。

除了上述提及的归化和异化两个主要流派之外,在跨文化翻译中还出现了不译的现象。所谓不译,就是指对原文不做任何处理,直接将原文中的所有符号特征不加改变地放到目的语中。今天,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人们对外来文化的了解日益加深,因此,在翻译过程中有很多内容是不需要翻译,甚至是没必要翻译的,例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自己认识的外国朋友可以直接称呼他的英文名字,而没有必要将其译为汉语。此外,随着大众传媒触及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对某些专有名词非常熟悉了,例如:“DIY”是“do it yourself”的首字面缩略词,但是“DIY”比“do it yourself”或“自己制作”更适合报刊简短、快捷报导的特点;此外,“DIY”也迎合了年青人推崇外来文化的心里,因此,很多媒体在使用类似字眼时往往采取不译的方法。

当然,不译并不适用于一切翻译。它只适用于简单的词汇处理。而且它的普及程度还是有限的,例如我们前面提到的“DIY”可能深为年青人所推崇,而中老年人对此知之甚少,那么这种不译的方法可能就会对某个人群造成理解困难。

我们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无论是哪一种翻译方法,在跨文化翻译中它们都各有利弊。没有哪一种方法是完美的、通用的。因此,我们不能硬性规定在跨文化翻译中就应该使用哪一种翻译方法,或是哪一种翻译方法更胜一筹。因此,我们无需过多地争论归化和异化到底孰优孰劣。译者在跨文化翻译中无论是采用归化、异化还是不译的方法都是不矛盾的。可以说,这些方法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补的。译语文化不是通过翻译完全消除源语文化的特色,不是在其固有的文化价值体系中来安排源语文化现象的位置,而是在其发展可能性中吸收源语文化,从而使自身更加丰富。(下转第242页)

(上接第241页)

受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发展趋势的影响,译者在跨文化翻译时也会受到两种观念的困扰,即带有保护地方文化色彩的本土文化至上观和拥护全球化的世界文化大同观。通过论证,这两种观念都是以一种固定的文化模式去看待其它所有文化模式,从而抹杀或破坏了文化的多样性。片面地争论全球化或本土化的翻译观孰优孰劣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到底采用哪种翻译方法完全取决于译者所要翻译的文本、翻译所要达到的目的以及读者群体。

当然,我们在跨文化翻译中还要尽量克服本土文化至上,或在翻译中一味追求异国情调的观念,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以一种固定的文化模式去看待其它所有文化模式,从而抹杀或破坏了文化的多样性。事实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到底采用哪种翻译方法完全取决于译者所要翻译文本、翻译所要达到的目的以及读者群体。翻译策略的选择最终还是要视原著的文体和翻译的目的而定(王东风2000:217)。如果原文是一篇文学作品或是文学色彩很浓的作品,而译者翻译这篇作品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目的语读者了解外来文化,那么译者在翻译时就要尽可能地保留原文的文化色彩。相反,如果原文是一篇说明性的文章或是法律性的文件,那么译者在翻译时只需注意内容的准确和流畅即可。

最后,译者在翻译中必须具备文化意识,熟知两种文化的异同,并能够在译文中将这种异同之处准确、恰当的表达出来。换句话说,译者仅仅把握两种语言的语法、字词和句式结构的使用方法还是不够的,还要了解研究诸多语言背后的文化,并且要在正确翻译观的指导下知道在每一具体情况下如何处理文化差异、文化障碍(罗进德,2000:165),否则很有可能造成误译。

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它给文化的多样性造成巨大地冲击,但是,积极应对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会促进本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这种情势下,全球化和本土化的翻译观针锋相对并不利于文化翻译理论体系的创建。翻译学者应该不断探索在全球化的必然趋势下,如何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并在跨文化翻译时实现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翻译观的合理运用。

【参考文献】

[1]Nida, Eugene A. Towards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Leiden, E. J. Brill,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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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宓庆. 当代翻译理论[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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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钧. 文化多样性与翻译的使命[J],中国翻译. 2005 (1)

作者简介:

汪静,副教授,天津外国语大学基础课教学部大学英语教研室,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和英语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