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小说的后现代性例析

内容摘要：关于余华和鲁迅的比较研究似乎在近年来已成为一门“显学”，甚至有学者声称在当代文学史上，余华是唯一可以和鲁迅遥相呼应、相提并论的人。虽然这种论断不乏夸大之处，但着眼文学史时，我们却的确可以看到这两位作家在各自时代背景下的“特立独行”，而正是这种“特立独行”在一定意义上沟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也正是在这种比较中，我们看到了20世界末的文学对20世纪初文学的继承和发展，以及由此显现出的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

关键词：鲁迅 余华 后现代性 分析

后现代一词在中国一度被妖魔化，人们根据对后现代的一知半解，将其塑造为“什么都可以”的语言游戏[1]，甚至一度怀疑中国产生“后现代”的可能性。然而，随着这一话语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使用，今天的我们或许反而更应该明确这一概念的内涵，并由此检验它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表现。

后现代主义文化因子在上世纪80年代被引进中国，并深深浸入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肌体中，在此背景下，先锋文学应运而生。应该说，形式往往会最先吸引人们的注意。同样，先锋文学从一开始便以对传统叙述模式的戏仿、元小说等方式的震惊文坛――而这，或许也成为人们将后现代归结为“语言游戏”的一个因素。

不过，与此环境不同的是，我们发现同作为先锋作家的余华却“都是以‘静观’式的第三人称来讲述他的故事，并且他从来没有兴趣在故事中制造马原式的叙事混乱，相反以一种古典式的清晰来虚构他的故事。余华不是一个小说的破坏者，而是一个沉浸在小说的常规中的‘说书人’” [2]。但是，在这种看似平静祥和的表象下却又是如“屠宰场”般残酷的世界，余华小说中尖锐的反讽和对立即由此产生――有序的语言下是无序的世界，冷静的语言非但没有抑制住无序的躁动，反而为此所消解。这种特立独行便使我们产生疑问，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先锋小说在形式之外还有哪些值得人们关注？

结论的产生往往有赖于事物的比较。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在白话文产生伊始，我们也看到了被称为中领导者鲁迅的独特之处，作为启蒙运动的参与者，他却始终抱有怀疑态度，但另一方面，又不忍、不愿、不让这些怀疑动摇了自己的启蒙信念。可以说，在各自大的时代背景下，鲁迅和余华都是“异类”。那么，笔者则试图通过二者的比较，分析余华对启蒙话语解构，以及新时期先锋小说的后现代性。

一.历史观：从“善”的反思到“恶”的认可

如同前文所述，鲁迅一开始便站在了启蒙的前列，由此，他是站在此地向后看中国五千年的发展史。他曾不无尖锐地指出中国的历史不过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其小说《风波》也提出了对辛亥革命的反思和质疑，但是在我们说鲁迅这一代启蒙者批判中国历史的同时，却往往忽略这样一个前提：批判的前提是建立，是认可。启蒙者无论对现实如何不满，他们都不会、也不愿对历史本身失去信心，他们尚存着一丝希望留在未来，“史”这个概念毕竟还是“善”的，不管这个“善”是已经过去的历史，还是正在进行中，亦或是终有一天也会成为过去的未来――而这也就成为了鲁迅式“进化论”的基础。

但是，这一点却在余华身上消失殆尽。我们看他的小说《一九八六年》，“善”的历史观被彻底颠覆：一个循规蹈矩的中学历史老师在“”中被抄家、关押，终至发疯。十多年后他再回小镇，看到的却是人们对曾经那场浩劫的淡忘，以及来去匆匆的现代化建设。当疯子走进小镇时，事实上也走进了一段历史，一个被历史遗落的“化石”。这个曾经热衷于研究古代刑法的“老师”在幻想中对人们施以极刑，在现实里，如同上帝七天造人一样，他也用七天对自己施行残酷的刑法。在这种令人恐怖的血腥中，他完成了历史向现实的延续，然而这又是怎样一种延续呢――

余华对暴力的展示证明，暴力也是一种本能，它无时无刻不威胁着人们的生存……把暴力和历史联系在一起，从历史深处来看去暴力，在深广的历史背景中来探求人类真实的生存状态。考察人类演化轨迹，我们就会发现，从一定意义上讲，人类的历史就是暴力的历史。暴力既是历史存在的一种方式，也是历史存在的一种动力。 [3]

二.英雄观：从绝望的抗争到无谓的救赎

作为启蒙者，鲁迅深感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一个对社会有所洞见的人，往往会走的很远，以至他将不再拥有追随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可以说是在铁屋子里被叫醒的那些人，然而等待他们的却不仅有意识到将“被吃”的危险，还有“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的自责和忏悔。可悲的是，作为少数觉醒者，他们无力改变世界，最终的出路还是“赴某地，候补矣”。尽管我们说鲁迅的思想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是一个“异类”，但他“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为启蒙者的坟上平添一束花，给之前的悲观蒙上一层面纱。即使就是这样一个感受着周遭黑暗压抑以及最终仍然失败的“狂人”，他仍要相信只要人们去了“吃人”的心思，就可以“放心做事走路吃饭睡觉”。应该说，鲁迅是有着深刻的悲观虚无意识的，但体现在作品上，则是“明知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而仍要向它们作绝望的抗争”，而这也恰恰是余华这一批受后现论影响的作家所不具备的。既然失败是注定的，那么之前的反抗就很值得怀疑；既然曾经期待的太阳不过是天空中的一堆碎片，便不如去习惯这种破碎的生活。

鲁迅曾经在《狂人日记》这篇小说中提出“救救孩子”的呼唤，那么，我们再来看余华笔下的疯子形象。《四月三日事件》中首先感知到世界的不正常、人与人之间乃至亲人之间紧张敌对的刚好就是一个孩子。然而他却无法具备“狂人”呐喊的勇气。他的一切努力都是在想象中进行的，在想象中揭穿对方的阴谋，在想象中对一位卑鄙的跟踪者实施惩罚，让他捂着肚子在地上。但现实中，他却知道如果这些想象成真，结果将反而不同，所以他最终也只能逃到一辆火车上离开。至此，如果周围真的如他所想一样充满了凶险，那么他就似乎成功地躲避了这场迫害。但是，讽刺的是，这场出逃或许本身就构成了“四月三日”的事件。“他”非但没有拯救自己，反而更把自己推向了对立面。更何况“他”出逃后又会怎样，是否真能安全？或许《十八岁出门远行》就是答案。

站在“四月三日”这天，再看“救救孩子”这句话，便颇有一点反讽的意味在。即使有一天孩子也被唤醒了，启蒙的任务就可以完成了么？弱者自助，强者助人，而“他”却连自己都不能拯救。如果硬要究其原因，那么便不妨说此时在这个孩子眼中的世界已不再是启蒙主义者看来的新旧对立的理性化世界，而是一个无法把握的非理性世界。因之，他无法对其形成一个统一、明确、稳定的认识，更谈不上以理性改造世界[4]，启蒙话语中英雄的崇高与悲壮便也化作冗长的琐碎。

三.虚无感：从“虚无的结束”到“虚无的开始”

“希望之为虚妄，正与绝望相同”。鲁迅的世界是复杂而矛盾的，一方面他为“立人”而奔走呼号，另一方面又难挡自己的“鬼气”。小说《铸剑》则集中体现了这种虚无意识：在悲壮与激烈的复仇结束后，复仇者与仇者竟难解难分并最终合葬在一起，结尾处后妃、大臣以及看客们嘈杂的窃语更使这一场悲剧变成闹剧。这一切，可以说是鲁迅对启蒙的又一次质疑和拷问。而这种虚无意识恰恰是和新时期先锋小说作家余华相通的。

近年来在余华和鲁迅的比较中，《鲜血梅花》和《铸剑》往往被一起比较，两篇小说诚然都体现出作家们的虚无感，但是仍想在此强调的是，《铸剑》中的虚无是一种由追问而得来的结果，最后体现为悲凉。但《鲜血梅花》中的虚无则是一种起点，贯穿了全篇，并使之呈现出一种荒诞。阮海阔自始至终都没有复仇的能力，更不曾像眉间尺一样决绝。与其说是“复仇”，或许更应该说他是在“寻仇”――目标对象从一开始就不明确，后来明确的竟反而是替别人寻找仇人；手段茫然，整个过程中真正的工具其实只是他自己的两条腿和一条又一条道路。阮海阔将复仇演变为一种“漫无目的”的行走，一种感伤的旅行，他“如一张漂浮在水上的树叶，不由自主地随波逐流”，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复仇者最终习惯并爱上这种漂泊的自在感，并在“那种毫无目标的美妙漂泊行将结束”时感到一种惆怅。至此，在鲁迅小说中崇高的“复仇”彻底演变成一种形式，一个借口，而寻找仇人的过程则成为“复仇”的真正内容。

无力亦无心复仇的人走向复仇之路并最终“无心插柳”，这都显现出现实对精神的背离。在非理性的世界中，人类再次束手无策，而鲜血梅花尽管是种残酷的意象，漫无目的的寻找也不乏愚昧之处，但这都至少给世界带来了行动，甚至是阮海阔这样一个弱者得以生活下去的理由、动力，乃至内容。但是，当一切结束时，他则将面对意义的失落。那么，重建一个意义呢？作家之笔在此戛然而止，他没有鲁迅在面对虚无时那种“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的欲望。作为先锋作家，他消解了崇高与悲壮，却无意于建构新的价值体系，不回答生存的终极问题。如果世界就是虚无的，那么，就仅仅记录下这种虚无。

另一方面，如同很多学者所言，《鲜血梅花》是对传统武侠小说的改写[5]。在传统武侠小说中，江湖争斗无论是出自正义拔刀相助，还是除仇报恶，其实说到底仍是一种暴力，是“以恶制恶”。阮海阔的无力无心似乎使他得以绕开“恶行”而保持人性的淳朴。但是，这一切仍然建立在复仇和“绽放”出第一百多梅花的起点上，同时他又间接地帮助胭脂女和黑针大侠复仇成功。这就使得余华“恶”的历史观再次得以验证。换个角度而言，则可以认为这种“恶”成为世界的一种规则，阮海阔生活在世界上，便逃不出这个世界，所以在这段“感伤之路”上，尽管他看似没有目标，却越走越靠近目标。而这，便是较之《铸剑》，新时期的《鲜血梅花》所具有的真正荒诞性。

四.结语

后现论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概言之，它用文本话语论取代世界（生存）本体论，取消宏大叙事，在艺术手法上追求拼合法，不连贯性，随意性，混同事实与虚无；美学上追求反讽、黑色幽默的效果。然而其精神内核还在于消解宏大与崇高，放弃对人生核心价值的追问。它止步于揭示生存困境，从来不对此困境提出解决方法。也正是在这个角度上，我们说以余华为代表的先锋小说颠覆了“五四”以来民主、启蒙、独立的价值体系，使作品呈现一种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从而也就具有了后现代的因素。另一方面，后现代性的作品往往试图消除艺术和生活的距离，抹消精英和大众的区别，那么这一点则在余华后期创作转向中得到了体现。

参考文献：

[1]陈晓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缠绕及其出路》，《辽宁大学学报》2004年1月第1期。

[2]张颐武：《“人”的危机――读余华的小说》，《读书》1988年第12期。

[3]昌切：《世纪桥头凝思――文化走势与文学趋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版。

[4]耿传明：《“现代性”的文学进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动力与趋向考察》，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版。

[5]王达敏：《余华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版。

胡皓，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