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潭水汪伦情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的这首《赠汪伦》诗，因为编进了小学语文课本，在中国大地上，几乎无人不知。但是，要问一下，诗中的这位主人公，他的来龙去脉，他的履历行状，大概就没人说得上来了。

从李白的诗看，主人汪伦，富有好客，因此有条件邀请李白到他家小住；而且他家别墅，适在风光绮丽的泾川，蓝天白云，绿山碧水，诗人刚刚到达，这一派景色，引其诗兴大发。“畴昔未识君，知君好贤才”，虽然初次见面，两人一见如故。相当投缘，互道契阔，话如泉涌。而且，“我来感意气，捶列珍羞”，主人家的高规格接待，其亲切，其殷勤，也让诗人感动。看来，唐朝的“徽菜”，就相当考究了，让诗人食指开动，大快朵颐。“相过醉金”，“吴送琼杯”，看来李白在汪氏别业小憩，吃得固然开心，喝得好像更加开心。

汪伦善酝，他的家酿美酒，自然是上乘的佳醪，着实令好酒的诗人，迷恋陶醉。从同题的两首诗中，“酒酣欲起舞，四座歌相催”，“酒酣益爽气，为乐不知秋”，两次同用“酒酣”一词，我估计老先生喝高了，来不及推敲，才犯了诗家的重复之忌。看来诗人在汪伦家乡做客，手不释杯，酩酊而醉，便达到他最高境界了。幸好唐代的酒，酒精度不高，不至于醉到昏天黑地。因此推论开去，宋朝水浒好汉武松，在阳谷县景阳冈打虎前喝的那种三碗不过冈的酒，与唐朝诗人李白，在长安酒肆里由漂亮的胡姬斟进他杯子里的酒，是品质相同的酒，应该是米制的酒。所以，“李白斗酒诗百篇”，虽醉，还可以写诗，如果是二锅头那样的烈性酒，一斗下肚，就该学阮步兵，作三月醉了。

但这首李白的诗，却使诗中的汪伦，与诗一齐不朽。正如王勃那篇《滕王阁序》一样，一句“都督阎公之雅望”，那位洪州牧阎伯屿，也跟“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同在《古文观止》的这篇文章中，被人吟诵朗读。历朝历代，在南昌任地方官者，可有一位被人记住，被人提起？同样的道理，李白这一辈子，他与多少人同酌，又有多少人与他同醉，可谁也没有汪伦的这份荣幸，与诗同在，其名永存。

汪伦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既非官员，又非文士的普通人，千古留名，人们都认为是大诗人李白写到了他的缘故。其实，李白在他的作品中写的人很多，为什么独独汪伦被大家记住了呢？在于诗人比喻这个汪伦待客之情，比桃花潭水还要深。一个如此深情的朋友，一个如此深情的主人，随着这首诗，活在人们心中。

一首好诗，一篇美文，能起到这样的效用，是出乎作者预料的。本是名不见经传的，本是极一般人的汪伦，却在李白的诗中，留下来深情的名声。

清人袁枚的《随园诗话》，对汪伦之约，有一段记载：“唐时汪伦者，泾川豪士也，闻李白将至，修书迎之，诡云：‘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李欣然至。乃告云：‘桃花者，潭水名也，并无桃花。万家者，店主人姓万也，并无万家酒店。’李大笑，款留数日。”

我特别欣赏“李大笑”这三个字。

因为今之“李白”，很难做到大师那样的豁达坦荡。当代作家笔下的贵族化，和当代作家精神的贵族化，已经离普通人很远，碰上袁枚所说的汪伦式的这种老百姓玩笑，究竟有多大的承受力，我是怀疑的。会不会因为宾馆不够星级，排位不够尊重而拂袖而去？会不会因为酬金不够丰足，红包不够分量而扭头就走？会不会因为照顾不够周到，招待不够热情而恕不奉陪，都是这些年里文坛上屡见不鲜的事实。

作家追求贵族化，势必就不能平民化了。文人要是没有大笑的胸怀，不能与那些平常的，平凡的，普普通通的大众，打成一片，平等相处。同样，这些平常的，平凡的，普普通通的百姓，也会背对文人，疏离文学，不再为文学的忠实读者，不再买文人的账，也是很正常的现象。所以，这些年来，在车载斗量的当代作品中，老百姓为主角，工农兵为主角，普通人为主角，又有几多？而如李白这样情真意挚的，表现名不见经传的人物，生活于底层的群众，不追名人，不追明星，只是表现普通人情怀的诗篇，恐怕是很不容易读到的了。

（选自《中华读书报》2012年2月8日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