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寒夜》中的曾树生形象

时间:2022-09-09 09:55:27

浅析《寒夜》中的曾树生形象

内容摘要:曾树生是《寒夜》中的女主人公之一,作为旧社会的一个女性知识分子的形象,她有着反叛精神、乐观精神和独立人格的特质,同时她也是一个追求生活享乐、易于妥协的女性。本论文将探析曾树生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角色定位,并思考女性对自我命运的抗争和妥协。

关键词:《寒夜》曾树生反叛挣扎

巴金,以来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作为当代文学的巨匠,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许多杰出的著作。其创作被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1928――1941年,这一时期的创作常被誉为“青春的赞歌”,带有炽烈的感情,充满着青春的激情,主要代表作为《家》。而在后期,他的作品风格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改往日的热情,显得冷静和平淡,也被称为“悲剧的艺术”,主要描写小人物日常生活的悲欢离合,展现抗战时期的现实生活,主要代表作品就是《寒夜》。[1]《寒夜》中主要有三个人物:汪文宣、曾树生、汪母。而《寒夜》中曾树生的形象常拿来和《伤逝》中的子君、《玩偶之家》中的娜拉进行对比。她在夹缝中生存,身上具有现代女性精神,同时她身上的抗争和妥协精神值得当下女性引发对自我命运的思考。

一.曾树生形象的角色定位

巴金曾在谈《寒夜》中说:“三个人都不是正面人物,也不是反面人物;每个人有是也有非”。[2]若以是非标准对曾树生进行判定,显然浅于表面,作为后具有反叛精神和女性独立意识的代表,曾树生的形象可以说对旧社会的女性知识分子进行了总结。第一,在汪母的眼中,曾树生是一个不符合传统标准的女性,她认为媳妇只是一个“姘头”、一个“花瓶”、一个新派女人,是一个不能跟汪文宣过苦日子的人。从婚姻的程序上,曾树生和汪文宣只是同居的关系,并不曾正式地举行结婚仪式。“哼,你配跟我比!你不^是我儿子的姘头。我是拿花轿接来的”,在文中母亲用高傲和得意的神情向媳妇宣告自己婚姻的合法性。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婚姻重视礼节而轻视爱的基础,封建家庭要举行正式的婚姻礼仪才会被社会和家族认可,即:婚姻之道,谓嫁娶之礼。也将“婚”的程序称为“六礼”。这种思想在汪母心中是根深蒂固的,所以面对儿子的婚姻,她是不赞成的,尽管当时已经提倡婚姻的自主,但汪母依旧用传统观念的条条框框来设定曾树生。另一方面,汪母并不认可曾树生的工作,“说是在银行办公,却一天打扮得妖形怪状,又不是去做女招待,哪个晓得她一天办些什么公?”在传统的观念中,不自觉地把她当成花瓶,是靠自己的外在优势来赢得的工作,汪母也在文中固执表明,自己做一个老妈子也比一个花瓶好。在《寒夜》的第一章中写道:“这个五十三岁的女人,平素多忧虑,身体不太好,头发已经灰白了。她爱儿子,爱孙子,却不喜欢媳妇。”读到这里,可以感受到汪母对于曾树生的妒忌和憎恨,所以关于媳妇的出走,她在潜意识层面是欣喜的,虽然看到儿子难过,但这种嫉妒和憎恨却超越了她对于儿子的怜惜之情。汪母眼中的曾树生形象,其实也就是以传统的视角对曾树生进行定位。显然对于这样一个新派的、不守妇道、没有履行做媳妇义务的女性,曾树生被排除在传统的标准之外,而她与婆婆之间的战争,也让她感受到她那鲜活的生命在一点点消逝,她被困在生命的牢笼里,那个黑洞一样家,像寒夜般不曾给她带来一丝温暖。

第二,曾树生是一个具有现代性的女性。“那个时候我们脑子里满是理想,我们的教育事业,我们的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别于往常的女性形象。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女性也能怀揣梦想,根植于自己的理想事业,不得不说这是女性意识觉醒的一个大跨步。她有理想,也有为理想工作的勇气。她不是《莎菲女士的日记》中那个在五四浪潮中痛恨和蔑视以至于放纵自己的女性形象,也不同于鲁迅《伤逝》中子君软弱和停滞不前的形象,曾树生并不限定于旧式家庭的贤妻良母式的角色,她走出了闺中的小院,真正地和男性一样投生于社会,并期待自己能为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传统女性常把自己困于闺院中,道出“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的无奈,而如今,曾树生不仅走出了闺院,还致力于自己的价值,一个社会人的价值,不只是对于自己的丈夫和家庭。相比于丈夫那种单调、平凡的日子,曾树生是不会为了生活而忍受的人。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大多数人都背负着生活给他们的十字架,让他们喘不过气来,有人选择安于现状,接受命运的安排,也有人选择逆流而上,挣脱生活的牢笼,曾树生显然属于第二种。《寒夜》里,天永远是阴沉沉的,时而下着小雨,时而雨停。读完整篇小说,给人一种冷色调的感觉,走到大门口是一个大黑洞一般的家,母亲唠叨而刻薄古板,老好人的汪文宣在家庭和工作中隐忍和敷衍,儿子小宣老成而冷静,只有曾树生,她怕黑暗、怕冷静、也怕寂寞。她是汪文宣心中的天使,灿烂的笑容、清脆的声音,给文本的阅读仿佛带来了一抹亮色。她追求光明,追求现代化的生活和现世的幸福。“现在我再没有什么理想,我活着的时候只想活得痛快一点,过的舒服一点”,这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体现,她不再是为丈夫、孩子存在,也不是家庭的附属品,她更多的是关注自身的存在和享受,她意识到自己不仅是妻子、母亲、媳妇,更是一个“人”,一个作为人该有的权利和自由。在五四运浪潮之后,《伤逝》中的子君发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呐喊[3],她的反叛精神标志着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同样在《寒夜》中她心想:“你们联在一起对付我,我也不怕,我有我的路!我要飞!”虽然有人认为这是自私和个人主义,只想到自己的享受,有悖于传统贤妻良母式的无私、伟大,但她内心强烈的自我意识在当时的年代来说是女性思想的一种进步。

二.女性命运的思考:抗争还是妥协

女性面对命运,一是抗争;二是妥协。在《寒夜》中,曾树生是一个反叛的女性,她有挣扎也有妥协。特别是在关于是否去兰州的问题上。刚开始,曾树生的态度是:等我想想看,随后她又回复陈主任:我不去了。在内心深处:她依旧爱着他的丈夫,她也舍不得这个家。但精神和物质上的困境,又让她想反抗,她也意识到自己有选择幸福的权利。试想如果继续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像汪文宣一样永远都是拖和忍受,他们在物质和精神上将更加贫困,也会引发更多的家庭矛盾。所以她说:“走了也好,这种局面横顺不能维持长久。”但当看到善良而软弱的丈夫,她又受到良心的谴责,倔强地说:“我偏不走,看你有什么办法。”在出走这个问题上,充分看出她内心的挣扎。在两难的选择中,曾树生选择了走出家庭,这是心灵上的解脱,还是一种逃避?《寒夜》中曾树生的家庭是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新型家庭,他们接受着以来的新思想的影响和启迪,拥有个性解放的信念,在这样的文化因素的影响下,她敢于冲出牢笼,追求自己的幸福,跟以往的女性相比,她显得更加果断而又独立坚强。

有评论家说他们始终不曾“站起来为改造生活斗争过”。曾树生没有像汪文宣和汪母一样接受命运的安排,她依靠自己长得漂亮,会应酬和交际,获得在银行工作的位置,而这是真正的抗争吗?相反,如果曾树生一直凭借自己的外貌来获取自己的地位和经济,她将永远也不能摆脱命运的安排,即使她跟着陈经理远走高飞,但自己总会人老珠黄,在经济上她已经依赖上了陈经理,正像巴金所说:“固然她并不十分愿意嫁给年纪比她小两岁的陈经理,但是除非她改变生活方式,她便难摆脱陈经理的纠缠。”而事实是,在现实面前,她缺乏这样的决心和勇气,如果她能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她在去兰州之前也就不会如此纠结了。她所追求的幸福显得空洞而空虚。在短暂的物质追求之后,在《寒夜》中行走的曾树生,在归来后看到丈夫去世,母亲和孩子远走的情形,她的幸福又在何处呢?长篇小说《寒夜》完成于1946年底,故事的发生地点在抗日战争的“陪都”重庆,时间在抗战胜利前的一年间。而故事中人物的生活也就是战时知识分子生活的反映。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说:“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不管是升起的或沉落的,不管有幸与不幸,不管仍在孤苦奋斗或卷入庸俗)”。[4]曾树生的悲剧归根到底是社会的悲剧,和病态的黑暗社会是分不开的。国统区不正常、不公平的统治,也让女主人常常处于矛盾、挣扎、迷失的状态中,超时代对于女性来说是艰难的。《寒夜》不仅是一个社会悲剧,其中也有着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反思。在曾树生的身上也有着传统文化的影子。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影响深远,不管是子君还是曾树生,即使接受到了新的思想,都可以看出女性还是难以摆脱道德的枷锁。曾树生看似摆脱了让人窒息的家庭,拥有自己的自,但从深层次分析,她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对于他人的依赖,对于陈经理,依然有着传统女性对于男性的依附心理。就其个人因素来说,她身上同样存在着自身性格的缺陷。她追求生活的享乐、爱慕虚荣,同时她也不敢改变已有的生活方式,也是造成其妥协的原因。

三.结语

在巴金所塑造的女性人物中,曾树生是一个最具代表、刻画深刻的人物。通过对其形象的定位,结合当时的社会、家庭环境和人物面临的人事变迁,让我们看到一个独具特色的女性形象。以至于在多年之后,当代读者再去解读曾树生时,都能从中获取对女性命运的感悟,我们为她的抗争而深受鼓舞,也为她的妥协感慨不已。事实上,任何一种情感或思维仿佛可以流走于时空当中,而越是伟大的作品,越是能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它的内涵和开放度也就越大。《寒夜》就是这样一部经得起考验的作品,相信它在不同的年代都会让读者获得不同的感悟,对于曾树生的讨论也将带有现代人的视角,让现代人从中有所思考和启示。

参考文献

[1]李存光.巴金研究资料[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

[2]巴金.寒夜[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3]迅.彷徨[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

[4]丁玲.三八节有感[N].解放日报,1942.

(作者介绍:王丰玲,新疆大学人文学院2015级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上一篇:浅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 下一篇:对外汉语教学中汉语词义的模糊性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