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女性主义议程:妇女时代,自由时代”

中图分类号：C27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9)01-0079-05

为纪念西班牙妇女事务局成立25周年，西班牙政府平等部于2008年11月6～7日在马德里市政厅举办了“21世纪女性主义议程：妇女时代，自由时代”的隆重庆典，来自世界十几个国家的800余名妇女和男子参加了为庆典而举行的研讨会。

会议首先播放了“西班牙妇女局25年足迹”的大型纪录片。1983年，在国内外平等、发展、和平诸种力量推动下，西班牙妇女事务局成立，直属西班牙政府文化部，其成员由政府12个部委的代表和专职工作人员近百人组成，其宗旨是执行《宪法》，提高妇女地位，促进男女平等地参与政治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25年来，在西班牙妇女局、西班牙政府和西班牙妇女运动的努力推动下，西班牙的性别平等事业和妇女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今年4月新一届政府组成时，妇女事务局升格为平等权利部，在17位政府部长中有9位女部长，和瑞典政府一道成为世界上女部长数目超过男性的国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女国防部长卡梅・查孔，她就任之时，在怀有7个月身孕的情况下，检阅了西班牙三军仪仗队，不但向全世界表达了“军队与和平的融合”，还向世人阐明了“生育和工作并不互相排斥”，现在，她的小宝宝已经平安出生了。西班牙还于2003年颁布和实施了《关于在政府制定的法令法规中增加对性别影响的评估措施的法令》，于2003年颁布和实施了《反性别暴力法》，于2007年颁布和实施了《男女平等法》，使西班牙妇女全面地拥有与男子平等的各项权利。妇女事务局还通过制定和执行“妇女平等三年计划”，促进妇女在政治、司法、就业、教育、文化、卫生、家庭、社会保障和结社自由等方面的进步。在西方妇女运动面对全球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和政治上的新保守主义而走向低潮的时候，西班牙妇女在2008年7月成功举办了第十届国际妇女跨学科大会(此会每三年举办一次，是妇女／性别研究最具代表性的会议)，在今年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新一届执行主任的选举中，西班牙女学者阿尔贝迪荣幸当选，反映了国际社会对西班牙妇女事业蓬勃发展的首肯。与会的很多代表都认为，如果说北欧五国(瑞典、挪威、丹麦、芬兰、冰岛)是世界上男女平等事业老牌先锋的话，西班牙则是男女平等事业蒸蒸日上的一颗新星。

西班牙平等部部长比比亚娜・艾多(Bibiana Ai-do Almagro)首先致辞，她年仅31岁，是西班牙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内阁部长。她说，我们在全世界经济危机的时候召开这个大会，是用我们的智慧和力量为世界提出建议。没有限制的全球化对妇女产生负面影响，导致女性的贫困化，使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生活中受到冲击。同时，危机的时代也是充满发展机会的时代，我们可以为平等事业做更多的事情，推动男女公民参与到发展事业中，转换新机制，探讨新模式。建设新结构，使经济政策和利益分配更加公正，全球的问题，其回答也必定是全球性的。她还指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和推进平等事业，都需要民主和法治的深入发展。在这方面，以萨帕特罗为首相的新一届政府，在组成之际就向西班牙民众和国际社会表达了其“根除性别歧视，提高妇女地位”的决心。与此同时，西班牙的《基本法》和《平等法》也是最高层面的体现，是法律和法规的整体框架，即使面对新情况和新挑战时，也能使我们的基本制度和政策得到强化与巩固。她还希望，通过两天来自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参与者的讨论，能让我们倾听不同的文化和声音，对我们共同关心的世界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使我们在迎接挑战时，变得更加有力，更加坚强。

接下来的研讨会分为框架发言(基调发言)、专题研讨和高级别大会三种形式进行。

在以“新工作，新经济”为主题的框架发言中，发言者们强调，应以一种新的视角对所谓经济科学的观点进行革命。西班牙应用经济学教授塞西莉亚，卡斯塔诺(Cecilia Castano)认为，在传统的经济学中，生产者对生产、劳动时间、生产的产品和获得的利润给予特殊的关注，但工作不仅仅是经济的目的和效益问题，也是一种参与权利的问题。人们对经济的参与，有的是自愿的，有的是被迫的，有的是为了配偶子女，有的是源于道德，而这种经济发展的结果，造成更长阶段的贫困和疾病，而不能造福于社会大多数群体。我们应该采取新的方式，改变这种没有人性、没有归属感的经济模式，使我们的事业获得更大的力量。巴塞罗那就业局女副局长认为，25年过去了，西班牙妇女就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在新的经济危机挑战前，我们应该找到新的聚焦点和立脚点。这个聚焦点和立脚点与我们这个数码时代、以及由此造成的数码移民相关联。因特网的进步，不仅使人们的意识形态发生变化，更是带来新的工作方式的变化。它形成新的职业特征，使价值创造等同于一个人自食其力的过程。它对劳动者的能力、思想、行为方式和方法，特别是掌握软件和沟通与合作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让我们认识到职业上的差距，是机会的源泉。因此，就业已经不是劳动的唯一条件，它使人们重新考虑工作的空间、联盟、组织和健康。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关于经济和工作的文化，应该被重新认识。

在以“妇女的政治参与：必不可少的转变”为主题的框架发言中，发言者们强调，女性已经以她们特殊的视角对主流政治做出了贡献，无论是实践的还是理论的，这一事实告诉世人，妇女完全能够投资于政治这一领域，她们的经验已经融入人类的智慧。第一位发言人是联合国妇女问题顾问、普拉多博物院副院长阿梅丽亚。瓦卡塞尔(AmeliaValcarcel)，她说，回顾历史对创造未来很重要。17世纪时，对于西班牙女性，活着就是耻辱；而现在，我们从没有自由的时代走入自由时代。女性主义靠理性而斗争，有着自己强大的道德力量。女性主义致力于为自己争取权力，惠及他人，为所有人的自由而奋斗。女性主义不仅是一个权力的概念，还是一个自由的概念，它依赖强大的道德力量才能运转。平等的前提是社会公正，这是我们坚定的信念。拉美大学巴黎研究中心主任，一位资深男性教授在发言中说，既往的人类社会建立了自己的文明，却做了完全相反的事情：把资源集中在少数精英手里，用暴力手段控制人们，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女性在权力高度集中的社会中被压迫，被剥夺了私人权力。在权力两极分化的社会里，女性在其内部搞一些斗争没有意义。现在的做法应是，用制度变革的正式方式，重建女性的个人经历和集体经验，把女性主义表现为整合国家力量的重建过程。我们要做的一切，是把原来的社会分离和对立整合在一起，建立一个交互的、融合的社会，建立起两性平等的生活。使女性真正拥有选择权，自由决定自己的生活。这个专题的最后一位发言人――西班牙宪法学教授玛露西亚，巴拉古厄(Maluisa Bala-guer)说，西班牙《男女平等法》中规定了妇女参与经

济、政治生活40％～60％的配比，这是西班牙左翼政党从知识和法律层面推进性别平等整个进程的科学表达。当前，在竞争机制和现实生活中，出现了西班牙妇女参政是“靠比例”还是“靠政绩”的争论。她认为，西班牙妇女不是靠配比上去的，是靠经验和能力担任这些职务的。法律的用途在于一点点的变革，在公民社会，特别在企业高层，这些法律规定的配比还远远没有实现。

在以“妇女的身体、健康和福利”为主题的框架发言中，发言者们强调，妇女的身体和心智经常被“性文化”塑造，并被医疗保健体制忽视，这意味着增加对妇女的社会福利是必要的和应被讨论的。来自古巴的社会性别与健康网络专家莱蒂希亚。阿蒂莱斯(LeticiaArtiles)发言说，现代医学不适应女性多方面生活的需要，健康医学的核心应在于其社会本质，女性不舒服时去看病，医生却告诉她没有病，现代医疗手段为女性提供的服务没有回应社会和女性的需求。现代女性比男性寿命长，意味着女性活得更长，照顾别人的时间更多，受的苦更重。传统的社会性别角色分工，使大多数女性处于“三明治”的状态，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和生活带给她们的焦虑，比更年期激素水平变化对她们的影响更大，而现代医学对此的研究很少，只是给妇女大量吃药，而根本解决不了社会的重压，我们必须从社会角度重新看待女性健康。来自墨西哥的人类学家玛赛拉，拉嘎德(Marcela Lagarde)则从人权的角度回应了对妇女健康的认识，她说，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197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宣布后，1993年维也纳人权大会、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开过后。妇女的生命权、健康权、人身权成为女性主义全球运动的主轴之一。女性的生命、尊严和价值不在只满足照顾别人的需要，女性可以塑造自己，做有尊严和生命质量的自己。但是，在全世界我们仍然看到，女性因为是女性而被迫死掉(不许出生)，因生育而失去生命，因不安全的性生活而感染艾滋病，因文化和生活的从属性而遭受暴力，因事故而丧生，因生活的绝望而自杀，并留下巨大的后遗症。21世纪，是建设妇女人权和全人类人权的世纪。在人类的语言中，不仅西班牙语，“人”都是最漂亮的词汇。所以，我们要为女人和男人生命和自由权利的充分实现，而团结起来不懈斗争。

在以“妇女的形象和想象力”为主题的框架发言中，发言者们强调，在不同的媒体中，女性主义者挑战传统做出象征主义的描述，并对媒体的发展做出贡献。瓦伦萨大学传播学系的朱莉亚，考拉兹(Ciu-uaColaizzi)教授认为，媒体是视觉文化，被图像包围，形象被人为地建构出来，成为世界存在的保证，而我们生活在形象的霸权之下。形象对我们产生影响，比如，奥巴马在美国大选中获胜，使人们看到有色人种和要求变革的力量。有人形容这是“后性别主义”的选举，女性的投票使奥巴马当选，然而，女性其实被挡在了选举结果之外。女性一直在电影产业中存在着，电影不知不觉变成资本主义的工具，女性在电影中被表现为撩起他人欲望的形象。妇女运动催生了女性主义电影，使女性能够言说自己的历史，表达有灵感有创造性的形象，开展批评活动，创造自己的美学标准，使电影成为表达女性主义的先锋。来自乌拉圭的妇女活动家露西，卡瑞多(Lucy Garrido)说，她赞成朱莉亚教授“形象决定一切”的观点，她同时认为，“形象决定一切斗争的内容”。她说，女性形象经常被大众媒体曲解，好莱坞的电影男人喜欢，因此，把正义的声音传达给民众是我们的任务和责任，妇女运动应当联合起来创办自己的媒体，使妇女的声音和宣传走在“可口可乐”和“芭比娃娃”之前。

在框架发言后，研讨会根据上述四个主题进行了热烈的分组讨论。在“新工作，新经济”的专题研讨中，大家认为，妇女在工作中提供的价值还未获得更多的承认，新的经济概念和工作框架应体现女性的价值和多元性；没有妇女对经济的参与，经济会遭受重大损失；妇女对经济参与的重要方面，是直接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政府就业规划中，投资于改善托儿所、幼儿园和税收政策，从而吸引女性就业，是合算和聪明的投资；新技术的出现，使我们感受知识是就业的能力，合作是就业的基础，妇女要抓住这个关键机会，加强就业能力建设，创造新的框架和模式。

在“妇女政治参与”的专题研讨中，参会的研讨者认为，西班牙妇女事务局在调整西班牙政治社会结构、提高全社会男女平等的自信心、建立民主原则和价值观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要把政治变成社会改造的工具，使所有男女公民自由平等地分享政治权利和管理权利，珍惜女性公民的才智；国家和政府应在政治变革中发挥重要作用，推进各项公共政策、特别是配比制的发展，鼓励女性团体和女性精英进入决策层；推进妇女对政治的实质性参与，而不是形式上的参与，以妇女对政治参与的创造性和政绩，证明女性参政的能力与特色，为此，要加强妇女运动的合作、联络和支持。

在“妇女的身体、健康和福利”的专题研讨中，与会者们认为，医学面临诸多新的挑战：首先，医学中应该加入社会和环境因素，妇女的社会性别角色分工使其面临与男性不同的压力和健康问题；第二，将妇女健康的种种新问题，加入到现代医学体系和因素的研究中去；第三，不能把妇女的健康风险药物化，要从整体和发展的角度重新审视和对待妇女的健康风险；第四，重视医疗体系民主化的建设，使妇女平等地参与到医疗活动和健康决策中去；第五，医疗体制要尊重妇女的权利，也要警惕宗教和文化对妇女健康的负面影响，使妇女真正拥有生育和健康的权利；第六，警惕和抵制资本主义商业化和消费文化对妇女健康的危害，如，对妇女的暴力、高跟鞋文化、外观文化、欲望文化等。

在“妇女的形象和想象力”的专题研讨中，研讨者们认为，在很多媒体中，女性被描述为“欲望对象”、“娱乐对象”或“消费对象”，甚至出现“女形化”和“工作隐形化”的现象，贬低了女性的价值和文化的价值；女作家和女艺术家们的兴起，反映了新女性的表达形式和存在形式，改变了媒体的刻板印象；现在应该关注和发展的是，女性主义应该采取战略行动，以群体合作的方式和整合的力量行动，而不是采取单个或孤立的行为，迎接和参与这场媒体变革。

研讨会的最后部分是高级别论坛。西班牙平等部部长亲自邀请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四位著名学者或妇女活动家，回应了多元文化对21世纪女性主义议程的不同看法。

首先发言的是中国大连大学的李小江教授，她介绍和论述了中国的男女平等问题。她说，“男女平等”是全世界妇女共同的目标，但是，在争取平等的道路上，我们可能有不同的境遇，因此有不同的经验和教训。在中国，“平等”是一个基本的社会背景而不再是人们口头和字面上设立的政治目标，因为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一直就生活在“男女平等”的社会氛围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平等”问

题。相反，这个问题很可能被表面现象掩盖，变成我们需要提高警惕、刻意发掘的深刻的社会问题。深入不同阶层的妇女生活，我们会发现，那些在社会层面上消失了的问题，很可能早已转化为具体而琐碎的障碍，顽固地体现在每一个妇女身上，融化在她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中。比如，女大学生的就业困难、职业妇女的双重角色紧张……这些问题都源自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这个社会尽管每个人都浸染在“男女平等”的意识形态政治氛围中，却从来没有在私人的、家庭的和日常生活层面上发生过女性主义革命；也就是说，我们的家庭关系、家庭观念以及家庭中男女性别角色仍然非常传统，在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社会保障能力还相对低下，在整体社会文明程度相对有限的环境中，妇女的职业化和社会解放程度并不必然给职业妇女带来真正自主、快乐、健康和高品质的生活。在乡村，我们会发现一些更重要的问题：关于“男女平等”这个尺度，如果用在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社会，事无巨细地体现在妇女生活中，就不仅不是解放，反而可能带来种种现实的伤害(中国最早的“铁姑娘”出现在农村绝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妇女的社会化劳动如果建立在传统父权家庭的基础上，她们就不仅不可能有独立的经济地位，还会失去传统家庭中性别分工对女性的庇护。这让我们检讨“平等”以及“男女平等”这些被普适化乃至被神化的概念本身，可能隐含着的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平等”是否有代价(比如对自由的制约和对公正的限制)?这个代价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的”和“可能的”，它的底线是什么?“平等”这个在社会领域中原本是与阶级／等级相关的公共政治范畴，是否可以不加限定地直接转移到包括私生活和性关系在内的个人领域和性别范畴?它的边际和底线是什么?尽管如此，中国妇女和西班牙妇女还是可以互相学习和交流的，比如巴塞罗纳大学阿梅莉亚(Amelia)教授谈到的移民问题，其中包括西班牙华人妇女移民的生活，这其实也是中国妇女问题和外出农民工问题的一个延续。西班牙学者已经开始了深入的调查研究，西班牙政府也及时制定了相关政策，对华人妇女移民群体倾注了必要的人文关怀；相比之下，我们还远没有把研究视角和人文关怀伸向这些远离家园的人民，这都是我们应该向西班牙学者学习、向西班牙政府致敬的地方。

接下来发言的是西班牙众议员、前妇女事务局秘书长雷热・帕金(Leire Pajin)女士，她说，25年前，我们非常羡慕北欧的妇女，但在四分之一世纪后，我们用自己的行动和理想，创造和描述了一个民主和平等的图景。是女性改变了西班牙，改变了社会，并为她们的未来和子女争取了权利，我们找到了一个使妇女成为主角的政治议程，实现了一个完美的结局，感谢我们国家的妇女，感谢支持女性主义的首相，感谢性别配比平衡的政府，这才使民主和自由的进步成为可能。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特别是妇女，生活在贫困、暴力、饥饿、疾病之中，我们不应再让非洲的孩子们说：“爸爸我饿，妈妈我饿!”我们应该努力改变全球的议程，建立起新的国际政治经济金融秩序。在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问题，解决的方案也必须是全球化的，我们在纪念25周年的会议桌旁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

马里的联合国机构顾问、妇女活动家和作家阿梅纳塔・特奥热(Aminata Traore)发言说。虽然联合国1995年就推出社会性别主流化全球战略，但在非洲执行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所需经费几乎是其他地区的三倍。西班牙政府执行了对非洲的援助计划，慷慨地帮助了非洲妇女，在此，我们要特别感谢西班牙第一副首相特拉维加女士。在国际援助体制中，将性别平等的重要议题纳入非洲联盟的决议和政策是很不容易的，妇女一旦担任了高级政治职务，妇女问题就消失了。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妇女与非洲妇女合办论坛，每年3月召开，明年在纳米比亚举行，利用这个平台，制定非洲妇女发展的战略，使之成为非洲受援国的重要工具，使非洲的性别平等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最后发言的是阿尔及利亚的律师、作家和艺术家瓦赛丽亚・塔姆扎丽(Wassylia Tamzali)，她说，阿尔及利亚是地中海南部国家，在那里，民主并不意味着男女平等。那种民主仍然保持着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包括宗教对此的解释，宗教是政治制度的产物。我们需要对宗教重新阐释。在一些文化下，女性的身体成为一种旗帜，戴面纱成为一种文化象征。在我们国家，年轻的女性重新带上面纱，大男子主义和民族主义越来越普遍，人们无形中存在着对大男子主义的一种恐惧，如果你居住在一个城市，你不是、不是坏女人，就要戴面纱，面纱成为对女性身体色情化的表征。在欧洲，面纱就更复杂化了，变成了女性的同意和选择，人们接受面纱时受到潜规则的限制，也关闭了人们在公共场合真正对话的大门。21世纪女性主义的议程为我们设立了一个理解女性主体、身体、特征和反控制的空间，创造了一个反对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舞台。成为我们尊重和保护人权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瓦赛丽亚。塔姆扎丽以她艺术家和鼓动家的激情大声质问：女性主义在欧洲死亡了吗?全场听众大声回应，“没有!”继而是热烈而长久的掌声。

进入21世纪后，伴随全球化产生的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军国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在很多国家横行，带来全球妇女运动的回潮和反挫，但是。为什么会有西班牙妇女地位迅猛提高的一花独放?这就是我们纪念西班牙妇女局成立25周年的深刻意义所在。

最后，两位装扮奇异的女小丑走到了台上，用她们生动的肢体语言让大家笑得前仰后合，同时生动地告诉人们，要争取人类和妇女的平等和权利，需要我们大家矢志不移的团结、智慧和努力，热血沸腾的激情和饱含希望的热泪为西班牙妇女局25周年的庆典画上了暂时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