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 城市繁荣的伤疤

2007年前三季度，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16675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8％。一些城市比如深圳、广州、北京等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早已突破了3万元，但2007年全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贫困，是城市繁荣的伤疤。

只有区区173.9元，当年低保所覆盖的家庭为1038万户家庭，涉及2242.7万人。数字也许是枯燥的，但这些数字对比所形成的巨大反差的背后，深刻凸显出一个巨大的社会经济问题――城市贫困现象。

城市贫困凸显

家住北京的姜贵林老人每天下午坐在自家天棚的玻璃下面。这块玻璃肩负着老人全家取暖以及照明的双重责任。房子常年没有维修，四周已经被老鼠掏空，天棚更是破烂不堪，到处都是各种材料修补的痕迹。每逢下雨，屋里面就变成了“小河流水”。老人有一儿一女，现在都没有工作。儿子姜曙光1996年下岗，前年在维修天棚的时候不小心摔断了肋骨，没钱医治，丧失了劳动能力，让这个本来就清苦不堪的家庭雪上加霜。女儿从小患小儿麻痹，一直需要专人照顾。这也是姜家本就贫困的一个主要原因。如今姜老汉和儿子、孙女住在一起，三个人只能靠老人的500元的退休金艰难度日。而老人每月的药费就需要一百多元，剩下的300多元钱根本无法保证他们的生活开销，一年前16岁的孙女不得不离开了学校。

像姜贵林老人一样贫困的家庭，在城市的一些角落里会不时的被我们的视线触摸到。

呼林一家原本是内蒙古自治区一个幸福的城市家庭，如今却因为缺少医疗保障陷入贫困的深渊。这一切皆因儿子患了骨癌。为了能给儿子治病，呼林不得不去借钱。但是，病魔还是夺去了儿子的生命。那一年，孩子才15岁。“给儿子看病的钱有50多万是从亲戚朋友那里借的，亲戚朋友不说什么，但是这钱总不能不还。”呼林说。然而，呼林的噩梦还没有结束，60多岁的父亲刚刚查出肾功能衰竭，家中又一个人躺在了病床上。

家徒四壁，能卖的东西都让呼林换成了现金。一台80年代产的旧彩电放在了一个破纸箱上，“这是我唯一能够娱乐一下的工具。”呼林说。

呼林并不是特例，如今像他这样因为没有得到更好的社会保障而一夜之间跌入赤贫的家庭，在中国并不鲜见。

人类自从进入文明社会，可以说贫困就一直伴随着我们。城市是一个人口集中的社会，城市是经济社会繁荣的重要载体，但城市里的贫困却是令城市繁荣失色的伤疤。古今中外，贫困现象在城市或多或少始终存在着。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贫困人口在中国曾经十分庞大，且绝大多数分布在农村。但中国经过改革开放，数以亿计的贫困农民解决了温饱，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下的农民正逐渐减少，虽然农村绝对贫困线与低收入人口标准线，还是一个较低的水平，但是，中国在世界反贫困历程中已经取得的巨大成绩，是举世公认的。

然而，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随着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近10多年来，城市贫困问题日益在凸显。在我们忧虑地关注农村贫困人口的同时，另一支弱势群体相伴而生。他们在钢筋混凝土的阴影下艰难前行，急切地等待社会投以同样关注的目光，这一群体就是中国城市中的贫困阶层。当人们还在惊叹2004年农村2.6％的贫困发生率时，城市贫困阶层已将这个数字刷新为6～8％。面对100个城镇居民里面有近4个人贫困的惊人比例，人们再也无法闭着双眼，漠视他们。

去年底的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显示，去年城市新增贫困人口主要源于结构调整中的下岗、失业人员和因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原因导致的收入下降。中国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和他们的家庭成员已超过1亿人，其中大约有1/4即2500多万人收入仅够维持生活，如考虑其实际生活环境及抵御疾病和灾害的需要，这些人也属于城市贫困人口。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贫困凸显，失业和下岗工人增加，城市贫困问题将对中国城市协调发展形成严重的障碍与挑战。

如何破解城市贫困?

城市贫困有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之分，城市贫困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城市贫困问题与若干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对城市环境、基础设施、社区文化、社会治安、社会公德等造成了一系列的影响，进而与民族、宗教等问题相关联，对社会的稳定形成潜在的威胁，是一个具有全局性、新颖性、战略性的问题，是一项长期而又紧迫的系统工程，必须尽快破解。

蓝皮书认为，现阶段中国城市贫困群体主要来自于国有企业改革和产业调整失业的群体、资源枯竭型城市具有正常劳动能力的居民、退休较早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流入城市的部分农村人口。与此同时，社会保险、教育培训、医疗保障等制度缺位与失效，也在产生着新的城市贫困。城市贫困群体生活状况表现为收入低、恩格尔系数高、低消费和低营养标准、住房条件差、抵御疾病和灾难的能力弱等。

现在中国的情况是，不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而且城市居民收入差距也逐渐拉大。最近，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报告称，当前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到上限，在0.4左右。如果把各种岗位外收入、非正常收入也算上，则实际基尼系数更大。具体来说，20％收入最低的城市居民，拥有的全部收入还不到城市总量的3％。

有专家认为，中国解决城市贫困问题要比农村脱贫还难。因为城市贫困居民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不存在“增收和减负”的可能，而且城市人的生活成本远远高于农民。

“相对于农村贫困，城市贫困居民没有土地保障的底线，这种贫困是绝对的赤贫，若没有进一步的政策保障，他们可能成为最贫困的弱势群体。”一直在关注城市贫困问题的辽宁籍全国人大代表赵喜忠不无担忧地说。

在大多人看来，增加就业、扩大就业，是解决城市贫困和低收入问题的首要措施，而增加就业的主要手段就是大力发展服务业。然而，经调查发现，依靠服务产业脱贫可能在经济发达地区走得通，但在贫困地区不一定行得通。在东北的一些资源城市，当地发展服务业遭遇的是小买卖“卖不动”，做家政“没人要”，当护工也“没人雇得起”。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专家认为在城市扶贫的时候，对贫困人群应该从“输血”转为“造血”，即淡化现金或实物资助，强化技能培训，提高生存本领。如今，这种扶贫思路已被越来越多的城市所采纳。如早在2006年2月，上海市有30万就业困难的贫困市民陆续获得一张“职业培训账户卡”，这张卡里由政府注入2000元人民币，市民可持卡申请参加各项职业技能培训。

还有一些专家认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城市贫困问题，必须增加社会的透明度。

“从理论上来说，整个社会财富的增加，有利于解决贫困问题。但是，如果没有建立公正的财富分配制度，没有增加整个社会的透明度，那么，相对贫困人口很可能仍会增加。”一则评论分析认为。

与这些软性的扶贫政策相比，一种更为硬性的手段就是呼吁制定专门针对城市扶贫工作的法规，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范围、标准、保障程序、保障资金等加以规范和明确。

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立起来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必将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

2007年，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已覆盖2200多万人。据了解，修订《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已列入国务院立法计划，正在由民政部牵头进行前期调研和起草工作，条例如何修改引发各方关注。

国务院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要建立和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让人民生活无后顾之忧。

与消除农村贫困一样，城市反贫困，我们一直在努力。

因此，我们既要理性地看到城市反贫困的长期性，又要清醒地认识到贫困问题的现实严峻性，既要通过各级政府的积极推动，又必须唤起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多方面参与。

英国首相布莱尔曾经把非洲的贫穷与苦难比喻成“人类良知的伤疤”，我们也有这样一种深切的认识：先富起来的人们，请唤醒你们的良知，为那些需要帮助的贫困群体贡献一份力量，让这个社会生活得更加安全、繁荣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