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者场所安全保障义务探讨

摘要：经营者场所安全保障义务符合危险控制理论、实质平等理念、信赖关系原理、收益与风险的平衡、社会总成本节约等法理依据。场所安全保障义务包括对危险源可能存在的警告、对危险源的调查与通知和对危险源的控制义务。其义务主体应适当扩大，并确立场所安全保障义务在合同法中的地位、明确违反场所安全保障义务的归责原则为过错责任原则并实行过错推定，增加第三人责任与补充责任的规定。

关键词：场所；安全保障；义务主体；法律完善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2）23-0195-02

1经营者场所安全保障义务的法理依据

1.1危险控制理论

从事经营活动的人对其使用的场所具有他人不可比拟的控制力，对此应承担特殊的安全保障义务。侵权法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不法行为带来的损害，或者对行为人进行道德上的谴责，而是在发生了危险行为所导致的不幸结果时应如何合理分配损害的问题。因此，即使行为人毫无过失可言，也缺乏道德上的非难性，基于“分配正义”的要求，仍须负损害赔偿责任。由于经营者熟知其服务场所的设施、设备及其性能，并对其周边环境的影响具有较为明显的洞察力，不仅具有危险发生的预见能力，而且具有防止损害发生或使之减轻的控制能力，其优越的危险控制能力是其固有的特定身份和行为所决定的。因此，根据危险控制理论，经营者应对其服务场所承担安全保障义务。

1.2实质平等理念

民商立法一般是基于平等观念将经营者和消费者视为平等的交易双方而给予同等的保护，但作为经济法构成之一的消费者保护法则是基于对经营者与消费者具体人格的识别，在充分认识到消费者处于弱境的前提下，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而给予其特殊保护，旨在追求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实质平等和权利义务对等。因此，现代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具有与传统保护消费者的零星规定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往往赋予消费者较多的权利，而对经营者设置较多的义务，以此达到矫正经营者和消费者权利义务实质上的不对等。因此，立法中规定经营者承担服务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是符合立法潮流的。

1.3信赖关系原理

安全保障义务与一般注意义务不同，一般注意义务可以发生在任何第三人之间，是侵权法的基本基石，根据证据法原理，欲请求损害赔偿，被害人需提供证据证明加害人在违反一般注意义务时主观上存在过失，而安全保障义务则是基于双方发生一定的社会接触，从而产生一方对他方的合理信赖，相信在从事这项活动时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不会受到侵害。这就要求经营者对其提供的服务本身以及硬件设备与场所负有防范危险发生的义务，并保证不会因此不安全而导致客户受害，即使是经营者的消极不作为，未勤勉尽到对不法侵害的防范和制止义务，也应基于消费者的信赖而承担相应的责任。

1.4收益与风险平衡关系

服务场所的经营者所从事的是一种营利性的活动，这种经营行为以获得收益能为目的，尽管进入到该场所的人并不一定都要接受服务而成为现实消费者，但其作为消费者的整体群体无疑会对经营者的经营获利带来一定的商机。除了特定的信赖关系受侵权行为法保护的法律观念外，从危险源中获取经济利益者也经常被视为有制止危险义务的人，因此，根据收益与风险相一致的原则，经营者应为每一位现实和潜在的消费者尽安全保障的义务，不仅要对其服务本身而且要对提供的服务场所包括其设施、设备承担安全保障义务。

1.5经济合理性要求

从法律经济学角度分析，如果一个损失可能发生，那么由谁避免该损失发生的成本最低，那么就应该由谁来承担这项义务，这样的判断不仅符合常理而且最为经济。比如，储户到银行存取一笔数额较大的款项，如果不能确信银行大厅是安全可靠的，为了安全起见，就要考虑带几个保镖前往。而银行作为经营性场所，每天都会有相当数量的储户前来存取款项，由储户携同保镖前往，不仅不经济而且也不方便。而由银行配备专门的值班保安人员来保证营业大厅的安全，更加经济合理。因此，从社会总成本来看，由经营者提供其场所的必要和适当的安全保障义务最为节约成本，更具有经济合理性。

2经营者场所安全保障义务的内容

2.1对危险源可能存在的警告义务

警告就是对可能存在的危险予以声明，使潜在的受害人对危险自负其责。警告义务通常是所有可采取的安全措施中最为简单和经济且便于实行的一种，但与直接作用于危险源的控制措施相比其效果最为薄弱。警告通常不受他人重视，可能不会发挥作用，对儿童而言尤其如此，成年人对于警告有时也会有错误的反应。因此，在履行警告义务时，必须针对警告对象的接受和认知能力作出相应的履行。警告内容必须明确，方式易于接受，足以使任何人采取通常的注意即可避免损害的发生。特别是对于认知能力较差的人不仅要进行充分的警示，而且还需特别的保障。

2.2对可能存在的危险源的调查与通知义务

调查与通知义务，即调查危险源的情况并对其周边及接近危险源的来客告知危险存在的义务。调查目的是为了潜在的危险源能及时被发现，以便及时排除，而通知则是发现危险源后及时将信息传达到可能受险情威胁的主体，告知其危险源的存在。通知与警告的区别在于，通知的内容必须明确到达可能遭受危险的主体，而警告只需将危险的状况以合理的形式加以明示，由可能遭受危险的主体自行领会。由于主体对危险源的信息是被动接受的，因此更容易主动采取措施，而警告是主体对信息的主动获取，相对而言更容易忽略或疏忽，因此，该义务比警告义务更重。当然，对潜在的危险源尽调查义务与损害的避免并不具有直接的关联关系，但是经营者是否尽到了充分细致的调查义务，对于减轻其过错程度具有一定的考量意义。

2.3对存在的危险源的控制义务

这是以直接排除危险源为目的的义务，属于安全保障义务中最重要最核心的义务，也是最能实现安全保障的义务表现形式，包括选任监督、危险控制和保护救助。选任监督，就是对管理人进行恰当的选任和监督，属于危险控制中对人的控制。此类问题往往通过雇主责任进行解决，经营者负有令其尽可能避免对他人造成损害的义务。危险控制，就是监督各项活动，保证按计划进行并对各种偏差予以纠正，通过风险控制尽量避免危险的发生或使危险限定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保护救助是指经营者对经营场所中的受害人包括遭到第三者侵害时而给予的必要救助，其目的是避免损害的扩大以及保护潜在的受害人。

3经营场所安全保障的义务主体

场所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应是从事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特定场所的所有者、经营者以及对该场所具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人。对于“经营活动”人们一般不会有歧义，且将经营者确定为场所安全保障的义务主体，学界并不存在争议，但对“社会活动”的理解，以及是否将社会活动的组织者纳入到场所安全保障义务主体的范畴却存有争议。笔者认为，社会活动是经营活动的上位概念，不仅包括有交易关系的社会活动，也包括无交易关系的社会活动，具有一定的开放性。有人认为参加无交易关系的社会活动并遭受损害的人不适用经营者场所安全保障义务的条款，笔者认为，这种认识不符合立法的本意。因为对于存在交易关系的经营活动，受害人作为交易关系的特定人，其损害赔偿请求权可依合同关系比较容易行使，而对于因参加无交易关系的社会活动的公众，如公益性晚会中的观众，其受害请求权行使则因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而难以实现。但是，笔者认为，特定与不特定是相对的，二者并不存在截然割裂关系。在考察某一具体“社会活动”与“公众”的时候，应以两者是否具有特定的时空范围相对关系来判断。总之，只要某项活动具备了与社会公众接触的主动性并客观现实的存在，就符合经营者场所安全保障义务规定的社会活动，而不应以存在交易关系为前提。由此说明，不仅在经营活动中而且在其他具有公众参与或者具有广泛社会接触的社会活动中，该活动的组织者、管理者、具体实施者都应是场所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只有这样相对宽泛的解释，才符合立法本意。

4经营者场所安全保障义务的立法完善建议

（1）明确场所安全保障义务主体的范围。《侵权责任法》第37条以列举加概括的方式规定了“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负有场所安全保障义务，但“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的列举与“公共场所”的外延范围并不能契合，因为公共场所是人群经常聚集、供公众使用或服务于大众的活动场所，既包括人工建造的场所，如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广场、道路，也包括山岭、草原、田间、瀑布、海边等自然环境。如按列举方式将“公共场所”解释为人工建造的场所，那么，路政部门是不是也要为行人不慎脚踩碎石扭伤而承担责任？如果按概括的方式将“公共场所”解释为包括人工建造的场所和自然环境，那么，农村村民委员会是不是也要为郊外登山野游的“驴友”不慎被树枝刮扭伤而承担责任？显然，《侵权责任法》的这一规定不仅不够合理，而且也不够严密，因此，笔者建议对安全保障义务人的确定应以是否对公共性场所具有事实上的控制力作为判定标准，并对《侵权责任法》第37条的前半句予以改造，明确为“从事经营活动的经营者或社会活动的组织者、管理者、具体实施者以及对该场所负有法定安全保障义务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确立场所安全保障义务在合同法中的地位。笔者认为，场所安全保障义务不仅仅是侵权责任法的法定义务、而且也应是合同法的基本义务之一，且不应归属于合同附随义务。根据基本义务的要求，即使合同对安全保障义务没有约定、约定不明确或者予以排除，均应按法律规定处理。同时，应允许下列约定的存在，如：①义务责任的提高，即约定的安全保障义务高于法律规定的要求；②义务责任的承诺，即从事经营活动的经营者或社会活动的组织者、管理者、具体实施者单方承诺的安全保障义务高于法律规定的要求。允许这样的约定，有利于受害请求权的行使。

（3）明确违反场所安全保障义务的归责原则为过错责任原则，实行过错推定。从事经营活动的经营者或社会活动的组织者、管理者、具体实施者以及对该场所负有法定安全保障义务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对其已尽安全保障义务负举证责任，未尽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承担赔偿责任。笔者认为，场所安全保障义务的归责原则应为过错责任并实行过错推定。若场所安全保障义务采取严格责任，则会加重其责任，不符合国际社会的立法趋向。经营者仅应对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不使经营者承担无过错责任的制度设计，主要是为了平衡社会利益，一方面要给予受害人必要的保护，补偿其遭受的人身或财产利益的损失；另一方面是要考虑到责任者的赔付对社会经济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以及其经济承受力。

（4）增加第三人责任与补充责任的规定。在损害结果是由第三人造成的情况下，经营者的消极不作为，同样也违反了安全保障义务，经营者对此应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如果要求经营者与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这对经营者过于苛严；如果要求经营者仅承担违约责任，似乎又对受害人保护不足。鉴于此，笔者认为，应考虑增加安全保障义务人补充责任：①在能确定加害人时，由加害人承担责任，经营者不承担责任；②加害人无法确定时，由经营者承担全部责任；③加害人不足以承担全部责任时，不足部分由经营者承担补充责任。④经营者承担补充责任后，有权向加害人追偿。笔者认为，经营者补充责任的引入，能合理地保护被侵害人的利益，降低经营者的赔偿风险，改变经营者消极不作为的现状，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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