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历史的底蕴

摘 要：文学叙事参与到历史叙事中，这对中国当代文学是个重要的艺术策略。当社会进入转型期，在日常生活中，意识形态话语对历史的言说不再具有垄断性的话语霸权力量，传统的有关历史本质的意识形态定义受到质疑，历史本质的内涵变得多义而包含各种可能性。《白鹿原》正是在这一维度上重新寻求历史本质的秘密。

关键词：历史；叙事；本质；道德

文学叙事参与到历史叙事中，这对中国当代文学并不是个陌生的艺术策略，不用翻阅五十年代的小说如梁斌的《红旗谱》、周立波的《山乡巨变》那类小说，就是看看八十年代那些被称为改革文学的小说，就不难看到洋溢在文本内外的历史热情。这些小说的写作，非常注重和历史风云的对应关系，习惯把生活的起源、发展和归宿视为所谓历史发展本质规律作用的结果，是某种历史的必然性的印证。而历史本质或者历史必然性都有赖意识形态话语的界定，当社会进入转型期，在日常生活中，意识形态话语对历史的言说不再具有垄断性的话语霸权力量，传统的有关历史本质的意识形态定义受到质疑，历史本质的内涵变得多义而包含各种可能性。《白鹿原》正是在这一维度上重新寻求历史本质的秘密。

实的《白鹿原》从对历史演变的透视中看到了道德文化连绵不绝的生命。“说到底，文学创作是一种文化的表现，而且是文化最直接最显露的表现方式。”[1]《白鹿原》的题辞写到：“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暗示了探索一个民族的秘史成为实小说写作的目标。小说主题在家族故事的框架中展开，把家族兴衰和社会历史的风云际会结合起来，通过白鹿原上世事沧桑和人物命运转换，展示出自清末到建国时期的历史变迁。小说借用关中大儒朱先生的一句话：“白鹿原这下子变成鏊子啦”，使历史叙事从意识形态的轨道脱离开来，把白鹿原在民国几十年间的社会历史动荡纳入日常生活文化的视野，使各种政治势力党派纷争都在传统日常生活的仁义道德中得到理解、评判，力求重构对历史本质的理解。在叙事安排上，小说描述了两幅不同的生活图景：有史以来，白鹿原上的人们伴着美丽的白鹿神话的传说生活着，依靠祖上流传下的伦理制度和道德遗训，保持着古朴仁义的民风，过着亘古不变的平静生活。但从清末开始，社会的大变动打乱了白鹿原的平静生活，白鹿传说的理想受到践踏，白鹿原的政治舞台党派纷争、你争我夺、混战不止。社会的风云变幻考验着世道人心，折射着人生的荣辱沉浮和世间冷暖。在混乱莫测的生活背后，不变的是深存人心的仁义道德信念的力量。

在《白鹿原》中，仁义这样的道德信念始终如一双眼睛默默而有力地凝视着世事的沧桑。[2]小说的这种道德视角通过主要人物白嘉轩得到展示。白嘉轩是一个保持着传统儒家伦理思想的乡儒式人物。作为德高望重的一族之长，他掌管着家族事务，维护着家族乃至村里的道德伦理秩序。在几十年的人生沧桑中，他未曾动摇自己的道德信仰，始终身体力行着传统仁义道德的规范，维护着乡村的传统道德秩序。[3]

传统的道德伦理秩序的一个基础是维护宗法制度和家族利益。因此，他对党派纷争超然度外，全力关注的是超越日常生活层面的儒家道德实践，这就使得他的日常行为具有了很强的文化意义。小说以这样的句式开头：“白嘉轩后来引以豪壮的是他一生娶了七房女人。”白嘉轩对女人的征服，既是传统男性威权和强悍生命意志的象征，同时也是和阿Q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宗接代思想一脉相承的。类似的，面对三儿媳迟迟不孕,他竟叫兔娃代替传宗接代也就不难理解。他一手恢复了被农协砸成三截的“忠义白鹿村”石碑，极力标榜“忠孝节义”；他以族长身份在家族祠堂惩处了自由恋爱结婚的黑娃，并且大义灭亲，处置了和人通奸的儿子白孝文。为了家族的兴旺发达，他兴办学堂让子女接受儒家教育。他豁达仁义，扶贫济弱，面对被迫出卖土地的李寡妇的困难，他以优厚价格购买她的土地，后来又施以粮食银元救济。面对连年干旱，他仍然不愿辞退鹿三以减轻负担。他明知道黑娃带农协会员砸了白家宗祠，还打伤了他的腰，可当黑娃被捕，他不计前嫌赶去探望营救。这种以德报怨的行为，其动力正源于他内心的仁义思想。为了实现“仁义之村”的信念，他在朱先生支持下，倡导建立乡规村约，并镌刻在白鹿村族祠的墙壁上，力求用儒家伦理实现对村民的道德教化，从此，“白鹿村的祠堂里每到晚上，就传出庄稼汉们粗混的背读《乡约》的声音”。[4]

显然，传统道德伦理秩序的确立是白鹿村的变化根本原因，因此，白嘉轩的做为都是维护、确立传统道德伦理秩序为指向，所以，白嘉轩的做为都是有底线的。对族人，白嘉轩无疑是富有责任的，一旦触犯了族规，他就变得不能容忍。当黑娃领回曾经作过大户人家小妾的小娥时，他不让她进祠堂，理由是他认为小娥低下，“这女人不是居家过日子的货”；当妻子仙草临终要求再见白孝文和白灵一面时，他打发鹿三到县城去转一圈就回来，仅因为儿子和女儿违背了他的意愿，走上了背叛家庭的道路......此时的白嘉轩没有了温情和宽容，而是体现出坚守传统宗法伦理的严酷。

有人把《白鹿原》看成“90年代道德理想主义的最为经典的审美结晶。”[5]确实，小说里的叙述多少有些夸张因而不无乌托邦式色彩，但竭力要把白鹿村变成“仁义之村”，把儒家安身立命的仁义道德发扬光大，可以说是白嘉轩（当然不仅限于白嘉轩）一种生活的理想，也是形成他多面性人格的原因。白鹿原上的“圣人大儒”朱先生称赞说“这心肠这肚量这德行，跟白鹿原一样宽广深厚永存不死”。在白嘉轩身上表现出一种民族文化的人格特征，流淌着民族生存发展的固有精神。通过在历史沧桑中对白嘉轩复杂道德人格的展示，实就这样把历史的意识形态本质转化成道德文化的本质。

理解一种话语，理解它说了什么是重要的，但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它为什么这样说?这样说意味着什么?只有考虑到这些语境效果，才能理解一种话语的完整意义。有人就提出：“《白鹿原》的意义，也许正是在于它通过完整的叙事镜像提醒人们，只有公正地对待传统，充分吸纳传统道德资源中有价值的成分，才能建构起健全的新的道德秩序。”[6]从这一角度看，实的写作重新改写了历史，也改写着当代人对日常生活的认识维度：既然道德文化才是历史真正持久的力量，那么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什么必要去追逐短暂的表面的浮华与热闹呢?当下生活中一些人的追名逐利、风云一时当然也不过是历史上曾经上演过的无数人生短剧的重现，很快会成为过往烟云。因此，抛弃浮躁、完善自我道德人格才是把握历史走向将来的自我拯救之路。当然，对于实来说，显然不是要让读者去接受小说中人物的具体道德观念，更不是寻求宗法制度在当下现实中的意义。在一个日常生活充斥着心急气躁气氛的语境里，实到历史深处寻求生活支撑的创作让人感受到了道德的厚重感。不管这种厚重的道德里包含多少精华或者糟粕，都沉淀成历史的一部分，并显现着穿越时空的力量，成为后人无法忽视的一种存在。

（作者单位：山东省委党校）

参考文献：

[1]《关于陕西长篇小说创作的回顾与展望》，《实文集》第5卷，太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529页。

[2]曾有评论把这种从儒家文化角度看待历史的方式称为“第三种真实”，洪水《第三种真实》，《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4期。

[3] 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文化里，基本根据血缘关系建立起日常的家庭生活伦理，并由此围绕婚丧嫁娶、生辰节庆等日常生活形成一套完整的礼俗，用以调节家庭成员的关系，然后进一步延伸到社会，形成社会的伦理秩序，比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如父子等说法里，都体现着这种家国同构的伦理秩序特点。

[4]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3页。

[5]黄发有《准个人时代的写作――20世纪90年代中国小说研究》，上海三联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85页。

[6]李建军《宁静的丰收》，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