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美国债务危机

对于中国来说，应该在维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基础上，适当储备多元化外汇，配套更多实体经济，通过分散投资、灵活应对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带来的风险。

2011年美国债务余额上限危机是对2008～2009年金融危机的一种延续。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美国政府赤字大幅度上升，举债度日成为日常行为。截至2010年9月30日，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余额为13.58万亿美元，GDP占比约为94％，同年年底一举突破14万亿美元。2011年2月22日，在可供发债余额仅剩2180亿美元的时候，美国国会未就提高上限达成一致。2011年5月16日，美国国债终于触及国会所允许的14.29万亿美元上限。

美国财长盖特纳当时表示，由于采取了一些紧急措施以维持借债能力，美国政府支付开支最多延迟至2010年8月2日。届时政府若不提高债务上限或削减开支，就会开始债务违约，无法偿还美国国债债券本金和利息，可能让国际金融市场陷入更加混乱状态。最终2010年8月2日美参众议院通过了关于通过提高本国债务上限和削减赤字的法案。与此同时，8月5日国际评级机构标普又将美国长期信用评级由“3A”级降至“AA+”级。

最终的结果并没有实质上解决美国的财政赤字问题。如果政府仓促采取紧缩措施，削减力度过大，步伐过快，就可能妨碍经济复苏；但如果延缓还债，任由国家债务累积到极限，则预示着更大的危险。

新国际货币体系中固有的弊端

19世纪70年代，以美元为货币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走向崩溃。美国政府擅自单方面放弃了“双挂钩”责任(美元与黄金挂钩，全球货币与美元挂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76年通过了“牙买加协议”。其核心：一是多元基准货币，二是浮动汇率制度。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不仅没有降低美国的国际金融霸主地位，反而合法地使美元摆脱了限制超发的国际义务，并可以利用汇率浮动的机制，限制和干预其他国家的经济、金融，甚至政治事务。

美国在新型的货币体系政策下，结束了长达几十年的国际净债权国地位，成为国际净债务国。美国依仗着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每年占用他国的资本来满足本国的消费，且这一趋势日渐扩大。但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一旦美元失去国际信任，或遇到其他国际货币的挑战，国际资本净流入将会减少，导致没有足够的资本支持其对超量进口商品的消费；二是，如果美国国内消费无节制膨胀，超过国际资本净流入所能提供的支撑，则经常账户项下赤字将无法弥补，就会造成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

但是各国还没意识到美元地位的脆弱性。美国债务是以美元为计价单位，人们只看到了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基础性地位，而忽视了新型经济体下多元货币之间的相互影响制约。此轮金融危机以来美元不断贬值，国际地位每况愈下，但其仍然是国际货币流通的主要币种。美元的发行实质上只是起到一种安抚作用，由于美国政府没有发币权，只有发债权。美国政府只有用未来税收作抵押发行国债，到私有的中央银行――美联储那里做抵押，通过美联储及商业银行系统发行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作为商品交换和账目结算的媒介，美元的实质就是一纸债务凭证。而手握发币权的中央银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其实质是金融寡头们的行业协会，以美元、美债作为战略经济储备货币的风险性就显而易见。

此外，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其债务主要来自于美国人的高消费观念、美国社会的高福利待遇。消费者支出作为美国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为美国经济发展带来积极作用，也埋下了债务隐患。为满足大众的消费欲望，政府一方面增发钞票，提高全民收入；另一方面，为了保证执政党在选举中的有利地位，采取持续性减税政策，使得财政收入难以维系，预算赤字逐年高涨。而高福利待遇又滋生了民众的懒惰情绪，进而影响实体经济回升，导致国家偿债能力不能与持续增长的债务同步。美债的量变最终引发质变，使美国政府难以承受当前债务，不得不违约偿债。而国家债务是以国家信用为担保的，一旦违约，会导致国家信用大幅降低，在全球经济中威信大减。

另外美国虽然仍旧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是世界经济的领先者，但是也不能对其经济前景预期盲目乐观。眼下奥巴马政府在经济方面陷入历届政府前所未有的两难境地。美国经济自身还存在致命弱点，就是对制造业的轻视。根据美国政府劳工统计局的最新数字显示，过去10年中，美国制造业共减少了600万个工作岗位。制造业的衰退使得美国人的日常生活用品严重依赖进口，完全依托于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的发展，因此美国的贸易逆差现象十分严重。

美债危机中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在美债危机中面临的挑战

第一，人民币继续升值。美国债务危机爆发，国际货币美元必然大幅贬值。由于人民币的汇率和美元长期绑定在一起，所以人民币必然对美元大幅升值，对所有的非美元货币(由于贸易、国际油价、金价都是以美元结算)将会贬值。此外美国救市计划的一大举措就是打开印钞机，现在又开始实施零利率政策，这必然使人民币对美元更进一步升值。

第二，输入性通货膨胀加剧。中国的普通民众将会继续忍受低工资，高物价之苦。中国的外向型经济策略主要依赖出口，所以中美贸易顺差巨大，也就是美元进多出少，中国政府手中有大把的美债。而政府要对冲掉进入的热钱就要让央行按照现行汇率印6.4倍的人民币，这让中国实际流通货币比名义上高出了许多。同时由于国际贸易、原油、金价等统统都是以美元作为结算工具的，所以美元的贬值必然造成农产品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中国势必会受到输入性通胀的影响。

第三，中国财政缩水在所难免。2008年9月以来，中国就一直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2011年5月中国再度增持73亿美国国债，持有份额达约1.16万亿美元。一般美国回购国债就是对经济不满意增加美元，增加货币流通性。美国现在债台高筑却还频发国债就是为了弥补财政赤字以提高债务上限实施的方法，实质是借新债还旧债，只能解决一时之需不能实际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如果美国不断提高债务上限，那么当债务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危机就不可避免了，与之相应的是我们手中的大量美债就会不断蒸发缩水。

中国在美债危机中面临的机遇

第一，人民币升值能够迫使中国改变现有的货币政策，特别是汇率政策。调整现行的经济政策，在重视出口的同时扩大内需，增加消费和对外投资。

第二，人民币升值意味着依靠廉价货币政策和低人力成本的经济模式必须结束。优化产业链势在必行，美债危机使中国的大量出口企业重新洗牌，淘汰一些技术落后、生产力低下的企业，取而代之的是高新技术产业。以往和内陆出口企业比起来拥有优势的沿海出口企

业的优势也会下降，这对于内陆出口企业的发展也有帮助。

第三，美债危机为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日本也是以出口为主的外向型经济。但就在日本经济飞速发展时，美国人的一个“广场协定”狠狠的给了日本一拳，日本金融泡沫被戳破导致股市大跌，加上此后的亚泰金融危机，日本经济在复兴之路上走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过必须提出的是日本经济转型恰恰是在上世纪90年代改变的，日本人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和西方接轨，在重视出口的同时也重视内需和消费，同时扩大对外的投资。而且日本人的消费习惯和理念也产生了改变――和西方接轨。因此这一轮的全球经济危机从某一方面来说，不失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和国际大环境接轨的好时机。

美债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启示

此次的美债危机对于中国经济来说，面临着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未来我们在维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基础上，外汇储备应适当多元化，更多的配套实体经济，通过分散投资、灵活应对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带来的风险。

适当减持美国国债。中国持有巨额外汇储备和美国国债，美元贬值会直接导致我国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和8000亿美元美国国债的实际价值缩水。因此我们对财富基金的构成要重新划定，美元、英镑、法郎、日元等，要有适当的比例，一旦美债发生变故，不至于全体“罢工”。

同时，要加强本国的黄金储备。黄金相比一般资产，具有持久的保值能力。在纸币信用危机，特别是美元大幅贬值的情势下，黄金储备更显得重要。由于黄金本身的特质，作为国家，要大大增加，并要长期持有，以减少经济动荡带来的巨大冲击力。

加大对外投资，用美债在美国进行投资。目前中国持有的2.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受美元贬值影响，资产缩水风险较大，可以考虑将投资目标转向海外，在美国投资。不仅可以减轻国内流动性带来的压力，同时让美元国债回归美国，使其减少资产缩水的风险。在美国投资办厂，成本并不比在国内高。在成为美国公司廉价工厂多年之后，中国企业近年开始颠覆外包方向，转而到美国投资设厂。

逐步推行结构性减税政策，实施税制改革。在经济形式放缓时，为了扩大内需，可实行结构性的减税，提高企业利润空间，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这不仅有利于企业增加投资、扩大供给，也有利于居民增加消费，扩大内需。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不仅能够通过对经济的提振改善企业的生存环境，更能够直接减轻企业税负，促进利润的提升，促进经济复苏。

加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重点调整经济增长结构。世界现在正处于重要的调整时期，中国要抓住这一历史机遇，顺势而为，进行必要的经济结构调整，为未来10年或者20年的经济增长奠定基础。这一时期应积极进行产业转移探索，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增加政府支出与补贴，积极优化经济、社会结构。灵活运用财政支出政策，大力强化经济、社会的薄弱环节，增加有效供给，加强对交通、能源、原材料等方面的重点建设，支持走创新型国家道路的项目和投入。

(作者单位为中直机关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