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周炳琳

周炳琳，字枚荪（1892―1963），浙江黄岩人。毕业于北京大学，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授。曾任南京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和副秘书长、北京大学校友会会长等，解放后任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等。

健将

周炳琳于1912年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黄岩县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后改称经济系）。

1918年10月，周炳琳和邓中夏、许德珩等发起组织《国民》杂志社，聘请为导师。1919年1月创办《国民》杂志。周炳琳于1919年12月从英文《双周》（Fortnight）杂志上将亨利・埃默雷的《鲍尔锡维克主义底研究》一文译出，在《国民》杂志第2卷第1期上发表。该文中讲到《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万国无产者联合起来罢！”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列宁的回国和他的基本思想等，回答了“鲍尔锡维克主义和鲍尔锡维克派到底是怎样的”等问题。

1919年5月3日，蔡元培将北洋政府已经密令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在丧权辱国的山东条款上签字的消息，透露给周炳琳等。他们都极为愤慨，竭力反对签字，晚上在北京大学三院礼堂紧急集会，决定联络各校于4日举行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示威。4日下午北京各校同学在天安门前召开大会，会后经中华门欲往东交民巷美英法三国使馆交涉，但被东交民巷西口的中国警察所阻。交涉了半个多小时，仍不许通过。游行队伍改往总布胡同外交部，大门已紧闭，转往附近赵家楼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曹汝霖住宅。他们在大门外痛骂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守卫在门口的警察同情学生的正义行动，他们和周说：你们的行动很好，我们不干涉，但是你们要小心啊！墙不高，有同学爬进去打开大门，同学们冲到曹汝霖的卧室。曹仓皇躲入卧室旁的箱子间，同学们未能抓到曹。这时，躲在地下室锅炉房的驻日公使章宗祥听说起火，跑了出来，学生们将他痛打一顿。

1919年夏，周炳琳和北京学生代表在上海讲演，声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不彻底，我们要的是彻底的革命。中山先生在下面听了为之热烈鼓掌。后来，他们到孙宅谒见孙中山先生，孙说：“我以前的革命是不彻底，今后要进行彻底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必须要有武力。你们要彻底革命的跟我来！我这里炸弹也有，手枪也有。”

“五大臣出洋”

我国爱国的民族资本家穆藕初1920年向北京大学捐银五万两，作为选派学生赴欧美留学的费用。他将选拔留学生的事权委托给蔡元培校长，请他“于国立北京大学毕业生中择尤派送之”。

蔡元培经过认真研究，并同胡适、陶孟和、蒋梦麟商定，选拔了段锡朋、周炳琳、罗家伦、汪敬熙、康白情五位北大毕业生，他们在中都有突出的表现。

经蔡元培选定的这五位学生领袖的出洋，一时被学生界仿照清末光绪年间“五大臣出洋考察”的历史事件，称之为学生界的“五大臣出洋”，曾轰动一时。这种说法是寓有讽刺意味的。

50年代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民主人士时，在门厅迎接到周炳琳时还说：“你就是当年的‘五大臣’呀！”

周炳琳先入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研究社会科学理论。1922年他取得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转赴欧洲，入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做研究生，研究社会哲学、经济学和经济分析方法等。这时，他开始对经济史的研究发生兴趣。1923年4月周炳琳又到法国巴黎，注册入巴黎索邦大学研究政治学、法学。他还曾留学德国、意大利的著名大学，如柏林大学等校。

1925年，周炳琳回国在北京大学、武昌商科大学、清华大学任教，并经介绍参加他所领导的北方支部。1931年秋，回到北京大学任经济系教授和法学院院长。

出任教育厅长和教育部常务次长

1934年春，华北在日军威胁下处于特殊状态，南京政府教育部指定周炳琳担任河北省教育厅长，要他注意使河北青年免受日寇的奴化教育。周应命到天津任职。他整顿河北各院校，争取增加教育经费，购买爱国图片分发各地教育馆。在第18届华北运动会上，他呼吁当此国难时期要锻炼身体、发扬国力、建设国防、复兴民族。这些都被华北日军作为周实行排日教育的罪证，向华北最高负责人黄郛提出抗议，要周认罪、下台。周拒不屈节，向于学忠省主席辞去河北省教育厅长职务，于年底回到北京大学任教授和法学院院长。

1935年华北有少数汉奸假借民意，策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实行卖国阴谋。周炳琳竭力反对此种分裂行动，他和傅斯年一同起草并于12月2日发出《国立平津院校教职员联合会宣言》。同日，周炳琳与傅斯年又一同起草并发出《平津国立院校全体教职员通电》，要求“制止此种运动，以保领土，而维”。

1937年春，经蔡元培推荐，周炳琳出任南京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在任期间，遇到中央党部强迫北京各大学解聘进步教授之事。周炳琳认为大学应有一定的学术自由，聘不聘教授的权力应归大学校长，作为上级的教育部只能撤换校长，而不能解聘教授，顶住了党部的这一无理要求。

赠送礼物给刚到陕北的

周一向尊敬和关心。周炳琳夫人魏璧、许德珩夫人劳君展是早期新民学会会员，曾同一起参加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1936年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周炳琳、许德珩、魏璧、劳君展一起商量给送些陕北急需的东西，并由魏璧、劳君展在张晓梅的陪同下，坐洋车（人力车）到东安市场选购了一批金华火腿、怀表和布鞋，用周炳琳、许德珩、魏璧、劳君展等人的名义，委托在北京的中共地下党人邢西萍（徐冰）教授和夫人张晓梅设法，同其他物资一起用卡车送往陕北给。收到后，回信表示“衷心感谢”。

各位教授先生们：

收到惠赠各物（火腿、时表等），衷心感谢，不胜荣幸！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正准备一切迅速地进到团结全国出兵抗日，我们与你们见面之期已不远了。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的共同的旗帜！谨致

民族革命的敬礼！

[1936年]11月2号

抗日战争时期，周炳琳在重庆收到从延安送来的、在大生产运动中编织的、有梅花鹿图案的羊毛地毯一块，这是对他的答谢。

抗战时期组建西南联大

抗战爆发后，周炳琳建议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往长沙，成立临时大学。他和教育部长王世杰商定，筹办长沙临时大学并经手办理了有关的各种公函和文件。

南京沦陷前，周炳琳先乘水上飞机到汉口筹划将教育部迁往汉口。不久武汉吃紧，他又率领教育部职员从汉口乘江轮迁往重庆。在轮船上得知陈立夫被新任命为教育部长的消息，周炳琳立即去电辞去教育部常务次长的职务。

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的三位校长组成，由于蒋梦麟经常不在昆明，往往由周炳琳。常委会主席一直由梅贻琦担任。1945年梅贻琦赴重庆商谈教育复员工作，常委会主席职务请周炳琳。这时，昆明发生了11月25日晚反内战时事演讲会遭到军警包围和开枪恐吓的事件。学生愤起罢课，周认为学生罢课抗议是正义的行动，表示支持。他于11月26日作为联大常委会主席，签发了《西南联大致教育部长朱家骅急电》，报告25日时事晚会遭到“军警在本校四围施放枪炮，断绝交通”的情况，要求“派员来昆彻查”。周炳琳受联大教授会的委托，牵头起草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体教授为11月25日地方军政当局侵害集会自由事件抗议书》，“对此不法之举，表示最严重之抗议”。

1945年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周炳琳声泪俱下地表示哀悼死难同学，支持正义的学生运动。认为应该下“罪已诏”。他于12月2日签发了《西南联合大学致教育部长朱家骅快邮代电》，报告“一二・一惨案”实况，要求“钧座来昆，亲加处理”。他受联大教授会的推派，于12月2日参加四烈士的入殓仪式，并在公祭大会上致悼词。联大教授会委托周炳琳牵头组织法律委员会，负责起草《西南联大教授会为控告杀人罪犯李宗黄、关麟征等告诉状》，控告“一二・一惨案”的罪魁祸首。在《告诉状》中写道：上述被告人，“败法乱纪，罪大恶极”。“创历来惨案之记录，举过去万恶军阀所不敢为者。”“苟不严惩，国将不国。”要求依法审判，严惩凶手。周炳琳于12月10日为联大教授会起草和签发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会为此项昆明学生死伤事件致报界之公开声明》，向报界报告事实真相，要求“共同主持公道”。

在联大教授会上，周炳琳罢教七天的主张，得到多数教授们的赞同，并且通过了教授会决议：“停课七日，对死亡同学表示哀悼，对受伤教授同学表示慰问，对地方当局横暴措施表示抗议。”中共中央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于1945年12月9日的社论《中国青年运动的光荣》中认为：“联大全体教师罢教一星期以响应，更是过去任何一次学生运动中所未曾有过的。”

支持中共、反对独裁统治

抗战时期，周炳琳作为“各界信望人士”被选为国民参政员，参加国民参政会。1939年他又担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在参政会上，他主张国共两党协力抗日，反对，主张联合苏联，反对反苏。在邵力子任参政会秘书长时期的一次参政会全体会议上，顽固派掀起一股逆浪，通过了恶毒攻讦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中共参政员愤而退席以示抗议。周炳琳当即在参政会大会上作了义正词严的发言，斥责政府发动使亲者痛仇者快的围攻中共的恶行。会后，周又邀部分参政员，同往曾家岩中共办事处慰问中共参政员。事后，派办事处工作人员徐冰等驱车到沙坪坝南友新村周炳琳寓所回访，答谢他在参政会上的仗义执言，并且和他长谈。

在国民参政会上，周炳琳多次批评的内外政策，指出统治区的“政治混乱”，的统治必将失败。他要求对外和苏联建立友好的邦交，对内循政治途径解决国共两党问题。在会上听了很生气，认为不能说国统区“政治混乱”。的御用参政员们也在周炳琳发言时大叫大骂，大吵大闹，使他无法讲下去。有的参政员还攻击周炳琳是“诋毁元首”，提出要开除他的党籍。

1947年国民参政会将在南京召开时，周炳琳于5月6日致函邵力子秘书长，请派飞机前往迎接共产党参政员来京参加参政会。至于他本人是否出席参政会，他表示：“如参政会能讨论到和平问题，为解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愿赴京出会。”“如果光是去开会凑一凑热闹，大可不必。”他又宣称：“谈和平，一定要先停战才可以，否则一面打仗，一面谈和平，事实不可能。”邵力子于1947年5月14日复函周炳琳，认为：“中共……恐难有良好之反应。”“并盼早日命驾来京。”由于政府没有停止内战，共产党参政员未出席参政会，周炳琳拒绝赴南京出席参政会。从此，他再也没有出席国民参政会。

抗战胜利后回到北京大学

抗战胜利后，亲自到重庆举行国共谈判。周炳琳十分欣慰，希望谈判成功。1945年10月他和张奚若一同起草，并同朱自清、李继侗、吴之椿、陈序经、陈岱孙、汤用彤、闻一多、钱端升共十位教授联名致电、，提出对于国是的主张，要求立即召开政治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他们要求“迅予纠正”“一人独揽之风”，摒弃“昏庸者、贪婪者、开倒车者”，反对“军人干政”，“严惩叛国奸逆”，并且认为这四项是“今日当务之急”，应“立即施行”。

1945年蒋梦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他曾制定大学校长不得兼任政府官员的纪律，因而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傅斯年推荐由周炳琳北大校长，周则表示“不肯居负责的地位”。他和北大几位元老联名去电美国请胡适回校担任校长。他并致函傅斯年，请他在胡适到校前回校校长。傅斯年曾于1945年9月28日复函周炳琳，表示“盛情热心感佩之至”。

吊唁叶挺将军，主祭闻一多教授

1941年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捕。在中共中央向当局的严正交涉下，于1946年2月出狱。、邓颖超夫妇在重庆举行欢迎宴会，邀请周炳琳、魏璧夫妇作陪。席上，大家叙旧，非常欢喜。不料两个月后，叶挺等在飞往延安途中，飞机失事遇难。周炳琳闻讯，极为悲痛，当即致函深致吊唁。信中写道：

恩来先生大鉴：

此次飞机失事，贵团同志，男女老少，殉者十余人，闻悉之后，痛悼殊深。忆两月前，足下与邓颖超女士邀宴，弟偕内人魏璧女士，得与其盛。席间话旧，欢洽逾恒。王若飞先生、秦博古先生、邓发先生，当日皆在座，扬眉姑娘活泼可爱，博古先生同出席于宪草审议会议，接谈尤频。今则诸人已逝，倏焉隔世，人生真若朝露，聚散尤叹无常。尚乞

志悲风劲草之喻，益加迈进，努力促成全国团结，循和平道途，以救中国。死者殉道，生者衔哀，牖启是珍，道将益见发扬，是固全国人民之愿望也。专函致唁，并陈悃忱，死难诸先生之家属，并望代为一致慰。临颖神驰，不尽欲言，诸惟亮察，为前途珍重。顺候

道安！

弟周炳琳敬上

[1946年]四月十七日

1946年4月21日将此信发表在中共中央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上。

1946年春，西南联大在昆明宣告结束，恢复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建制。7月周炳琳在重庆南友新村候机回京，听到闻一多在昆明被特务杀害的消息，极为悲愤。他于7月17日致函梅贻琦，要求追查此案。信中写道：

黑暗势力滋长，一多继李（公朴）后殒命，此案应追个明白，谁实指使，必令负杀人之责任，决不可开个追悼会拿死人做文章，做了文章便了结。先生似可告霍揆彰（云南警备司令），责任所在，不许马虎。

周炳琳又联合联大复员路过重庆并滞留在重庆的33位教授，以快邮代电形式，致南京政府教育部朱家骅部长，要求：“缉凶归案，严究主使”。

1946年7月28日，重庆各界人士六千余人隆重举行李公朴、闻一多追悼大会，大会请周炳琳担任主席团成员和主祭人。会上，周炳琳讲述了他同闻先生从以来认识的历史以及闻先生的事迹。他最后说：“近三年来，为了政治的使人无可缄默，他于是为国家为人民而尽力呼吁。自己毫无私图，议论不怕激烈，因此闻先生竟遭人之恨而牺牲了。闻先生的学识与为人使我佩服到极点。现在我们就国家的元气上说，就人道上说，就是非上说，我们纪念闻先生不是闻先生一人死的问题，而

是如何承担闻先生未完成的事业，继续下去。”

支持和劝导正义的学生运动

在解放战争时期，学生运动此伏彼起地冲击着反动统治的基础，使“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对于正义的学生运动，周炳琳既表示要加以支持，又担心发生不幸的事件而加以劝导。

在1946年底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中，周炳琳与北大教授48人于12月30日联名致函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抗议美军北大先修班女生的暴行，要求“迅绳以法”，“保证此后绝不再有类似事件在中国任何地方发生”。

在北京各校学生面前，他慷慨激昂地大声疾呼：“党派必须退出学校，而应首先退出！”当他的身影出现在北京大学大操场上时，各校同学向他高呼：“拥护周先生恢复五四精神！”

1947年5月3日北大历史学会举办五四历史晚会。他对着红楼操场上的数千同学讲了《对于五四的怀念》，号召青年发扬五四精神，并就政府将青年节改为3月29日一事指责说：“五四是一个青年的节日，而现在竟然连节日都吝啬地不肯给青年。”

1947年5月20日华北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时，他十分担心同学们的安全。北大校友何思源和他的关系非常密切，他要求何思源市长一定要保证参加大游行的同学们的安全。当时反动军警曾在道路最狭窄的西单路口埋伏，准备袭击游行队伍，经过何思源的多方责令，才在游行队伍将要到达时撤出。

5・20大游行后，周炳琳和北方各大学教授共585人，于5月28日联合发表《呼吁和平宣言》，要求“立即停止内战”。认为：今日的经济危机是长期内战的恶果，“唯有立即停止内战，以诚意谈判，并实现和平，迅速依照政协路线成立联合政府”。第二天他又同钱端升等北大、清华教授102人，联名发表《为反内战运动告学生与政府书》，认为参加游行的学生“情绪热诚，精神勇敢，行动严整而有规律，动机天真纯正”，而“某些当局措置失当，有纵容暴徒摧残学生之嫌”。

拒绝参加伪国大

1946年周炳琳被指定为“国大代表”。此时，他对“国大”已经不抱任何希望，所以拒绝参加。当时的《大公报》在新闻报导中，以《周炳琳、许德珩在平对记者谈国大问题》为标题，写道：他们“一致声称：愿参加一个代表各方面的国大，深恐参加了这样一个国大，会增加分裂的可能”。“周院长……他在一年多以前，已在参政会上指出政治混乱之可怕，到今天似已感无可奈何。”南京政府一再来电催他们前往参加，都被拒绝。

周炳琳还不断劝说胡适不要出席伪国大，他于1946年11月9日致函胡适，信中写道：

适之先生：

闻先生即将飞往南京准备出席国民代表大会。此时赴会，是否为贤智之举动，琳以为尚值得考虑一番。

周炳琳还到松公府北京大学校长办公室加以劝阻，并同胡适争吵得面红耳赤。可惜胡适不听劝告，并在伪国大上作为主席将通过的伪宪法双手捧交给。

1947年秋，政府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勒令解散。周炳琳深为不满和愤慨，他起草并领衔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意见书，由北大、清华、燕京三校共48位教授签名，力斥政府的严重错误。指出政府压迫民盟之举是“顺我者生，逆我者死”。“一不合作，逐谓之‘叛’，稍有批评，遽谓之‘乱’，又且从而‘伐’之。试问人民之权利何在？人民之自由何在？”

组织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

1948年周炳琳和钱昌照等人在北平组织“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在3月1日召开的成立大会上，周炳琳提议推举钱昌照为临时主席，大会选举周炳琳、钱昌照、吴景超、萧乾、潘光旦、刘大中、钱端升、陶孟和、王崇植、楼邦彦为理事；邵力子、吴蕴初、童冠贤为监事。他们企图把第三种力量组织起来，走第三条道路。该会出版发行《新路》周刊，由周炳琳、吴景超负责编辑。

周炳琳在《新路》周刊上，写了不少评论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抨击政府以“勘乱”为主要内容的倒行逆施的施政方针。他指出：“内战坑杀了成千成万中国人民。”他指摘1948年1月8日的讲话，是“一篇暴露他不恤人民的痛苦，只逞自己的凶残之演说”。是“文过饰非，残民以逞，莫此为甚”。是“不顾人民死活，一意孤行，是为残忍之尤”。他写道：“恭读这篇演说词之后，不禁喟然叹曰：英雄昂首，小民悉为灰烬矣！”他反对政府发行新纸币和大额关金券，主张让有钱人出钱。他反对1948年8月政府设立特种刑事法庭和拘传学生。指出：“迫害有无罪案及罪案能否成立均无从判明之青年。”“更用包围及封锁迫使各校接受宪警入内行其‘象征式’之搜查，故意损毁学府之尊严。”

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给中国怀有旧民主主义思想亦即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自由主义分子“浇了一瓢冷水，丢了他们的脸”。这时，周炳琳如梦初醒般地认识到：“第三条道路虽然不满意于的统治，但还是反对中共反对人民的。美帝国主义就是希望在中国有民主个人主义者出来，走第三条道路，作为它的反人民的工具。”

1949年初，北京解放，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宣告解散。

在北京解放前夕，南京政府要北京大学南迁，这时周炳琳对南京政府已经绝望，他坚决反对北大南迁。1948年底，北京围城中胡适校长单身一人从南苑乘飞机去南京。1949年1月南京政府派飞机到南苑机场接所有的北大教授南下，周炳琳同绝大多数教授们一样，没有登机，留在北平等待解放。

参加和思想改造运动

1949年2月28日，中国人民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北京大学，次日周炳琳致函汤用彤校务委员会主任，要求辞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等行政职务，专任经济系教授。

不久，来到北大孑民纪念堂同教授们谈话。几次提到周炳琳，并对他在重庆时对中共代表团的帮助表示感谢。周炳琳的态度却很冷淡，他在《1952年思想检查》中写道：“我原来与他相识，我本来应该在会上说几句话表示欢迎，并为人民的胜利庆贺。但是我总是踌躇不前，一言不发。”

北京解放后，党和人民对周炳琳进行了不断的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的工作。如发展他参加中国革命委员会，先为中央团结委员，后为中央委员。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后，让他担任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后称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又经张奚若介绍参加了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1951至1952年北大文法学院有机会参加工作团，他报名参加，被分配到广西委员会第一工作团，任团委。通过广西，他提高了对阶级斗争和地主阶级本质的认识。他说：“广西的地主是坏，有许多恶霸须要枪毙。”

在人民革命胜利的大好形势面前，周炳琳却在思想上抱有一种“自处之道”。他认为的失败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可是他自己和有过一段历史关系，此时不能忘掉过去而背弃它。在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他起初抗拒思想改造，顽固得有如“铜墙铁壁”。他成为全北大思想改造中的重点人物。他的多次检讨，均因内容不够深刻，得不到师生的谅解，未能通过。这时，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给送上一份《对北京市高等学校三反情况简报》，其中谈到北大师生以及周先生的夫人子女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对他的帮助和批判。当即于1952年4月21日写下了一段批语：

彭真同志：

送来关于学校思想检讨的文件都看了。看来除了像张东荪那样个别人及严重的敌特分子以外，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北京大学最近对周炳琳的做法很好，望推广至各校，这是有关争取许多反动的或中间派的教授们的必要的做法。

1952年7月30日周炳琳在北京大学沙滩新膳厅的千人大会上作了第四次大会检讨。这道铜墙铁壁终于被攻破了。他在检讨中认识到自己过去的错误，也认识到他解放后的“自处之道”是敌视人民的，“我这一反动的态度，妨碍了自己靠拢人民，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他表示要站到人民的立场上来，“我决心贡献我的余年来为祖国的建设尽我最大的努力”。他的检讨，得到群众的谅解，而被通过。

1952年10月周炳琳撰写《人民民主政权给了中国人民伟大的创造力以发挥的机会》一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中写道：“新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和国防上各方面的成就，得力于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他这一文章的发表，在海内外有较大的影响，有力地驳斥了台湾编造的周炳琳在大陆受到严重迫害的种种谣言。

思想改造后，周炳琳在北京大学担任民革支部主任，在民革中央担任中央委员。他还担任政协全国委员，曾多次赴各省市视察。他积极参加抗美援朝的宣传工作，参加赴朝鲜慰问团，慰问抗美援朝志愿军指战员。1954年他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作长篇发言，历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号召台湾回归祖国。1956年周炳琳作为我国代表团的成员，出席在芬兰赫尔辛基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

1963年，周炳琳因病住进北京医院，医治无效，于10月24日逝世，享年71岁。他的治丧委员会由何香凝任主任委员。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