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有比较大的政策空间可用

[编者按]当前国际上正遭遇着一场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全球各国政府都在调动一切因素，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应对。我们的专家教授们也在纷纷为政府出谋献策。希望争取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尽最快的速度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人民政协报》记者就围绕着这些问题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研所所长贾康。本刊现将采访情况原文刊出，从采访中。我们可以看到贾康教授与众不同的见解。

国际金融危机还没有见底，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对未来的发展趋势应做怎样的判断?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此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质意义?近日，记者就此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

相机抉择非常重要

记者：2月28日，总理与网友在线交流，再次提出在危机面前一定要提振信心，沉着应对。说实话，确实像那位“田间地头”网友所讲，很多人心里没底，您一直在关注研究金融危机，您心里有底吗?

贾康：在这么复杂的情况下，对未来的发展趋势，我想谁也无法下准确的断言。我国只占世界经济总量的约二十分之一，开放条件下无法“独善其身”。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外部，但是，总理讲提振信心，并不是单纯的心理疗剂。我们之所以要树立信心，除了经济的基本面、经济的成长性和其他国家的对比所具有的相对优势外，还应该看到扩张政策在安全区的可用空间与政策工具的必要准备。“相机抉择”概念下的可用安全空间和相关经验与准备，也是我们“信心”的组成部分。考虑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比照一下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情形，那时，我们启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第二年年初的时候是安排了500亿元的长期建设国债筹资搞项目建设。后来看到经济下滑中，投资等方面的经济指标没有达到好的变化，又推出了预算调整方案，财政通过长期国债的筹资一下子提高到1100亿元。这样的一种调整，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和调控中的相机抉择原理的。今年，中央政府可能会特别注意在相机抉择概念下的预案准备和动态调整。从大趋势来看，我认为今年会出现一个前低后高的走势。一季度的数据也许会比较难看，但最关键的还是二季度，如果那个时候形势变好，就可望顺利地由“前低”转为“后高”，如果还不是很好，不要等数据完全出来，我们就可以判断出政策调整所需的大致力度。那时候，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在安全区里进一步动用扩张潜力，运用政策工具来给扩张性政策加码。先用哪些，后用哪些，如何结合，在力度上，在搭配上，要尽可能选择好。

记者：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政府已做了很多事情。如果这些政策措施落实后，整个经济形势还不能好转，该怎么办?

贾康：极而言之，可以考虑再“铤而走险”一点，因为现在所称的安全区都是一些经验数据，欧盟以德国和法国为主在签订“马约”时划的两条预警线，即财政赤字不超过GDP的3％，公共债务余额不超过GDP的60％。在上一轮扩张的时候，我国最高的年度赤字达到GDP的3.1％，今年我们应是3％左右。我从来不认为3％是所谓“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其实，德国和法国在重要时刻都会突破这个防线，意大利、日本多年以来公共部门债务余额相比GDP高达百分之一百以上。也没有谁说这两个国家要。所以，如果有必要，赤字超出3％，也不是不可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有比较大的可用空间，如有必要，不惜把扩张的政策做得更猛一些。有改革开放三十年形成的国家综合国力作支撑，有我们的政策储备在托底，’有我们的经济基本面和成长性的支持，对企业、行业和地区来讲，都应该有信心。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及早设计发展战略，在春天到来的时候，捷足先登。

选项和监督在同时进行

记者：根据有关方面传递出来的信息显示。今年的财政预算赤字将达到9500亿元，其中包括中央代地方发行的2000亿长期国债。上一轮施行财政扩张政策的时候，中央政府也曾代地方发过国债，这次与上次有什么不同?

贾康：无论是在透明度上还是在规范性上，这一次都有所提高。已明确提出地方要承担还本付息的职责，同时要表现在地方的预算里，即表明地方预算有赤字。1998年那一轮，中央开始发行的长期国债里边，有一半左右的资金是地方使用。当时说是比照世界银行转贷的财务处理方式，结果中央和地方赤字都不反映这一块。后来有的地方也就比较容易不了了之。

在总量扩张之后，还要做好优化结构这篇大文章。使政府资金充分发挥它应有的综合效应。每一笔投资，除了要看它的经济效益，还要统筹兼顾地看它的社会效益和综合效益。结构的优化特别能提升资金的综合效益。结构优化，即强调区别对待，强化经济社会薄弱环节方面有效供给的增加。这些年我们一些反复强调要做的事情应排在前面。如新农村建设概念下，要做的事情非常多。另外，交通、能源、原材料三大方面的建设肯定也是重点，在两年内要投下去的4万亿里面，有1.8万亿元是要做铁路、公路、机场和电网建设的，另外1万亿元是做灾后重建，有3700亿元做农村民生与基础设施，2800亿元做住房安居保障工程，3500亿元做生态环境，1600亿元做科技创新的重点项目，400亿元来支持教育、医疗方面的硬件。

我们的区域战略，从西部大开发到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再到中部崛起，再到现在中央寄以厚望的打造珠三角、长三角之后的北方经济中心滨海新区，面对东盟打造北部湾经济区等，这些战略的实施都需要真金白银的投人，要加快这些区域里面重点项目的建设。

民生这方面，要增加就业机会，进一步支持基础教育、建设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基本住房保障、强化社会保险制度等等，要做的事情也非常多。

记者：现在也有很多人在担心，中央政策落地的速度这样快，会不会有人混水摸鱼。

贾康：我个人的感觉，这一轮在项目的储备方面要比1998年时好一些。因为那次有些措手不及，这一次会在可选的项目库里加强可行性论证，选项水平能得到提高。总理在不久前的一次座谈会上专门强调了项目的正确选择问题，并强调要在一开始就建立监督体系，在操作体系旁边盯着，从头到尾把监督搞好。

宏观政策的关键在于撬动社会资本的积极性

记者：现在，方方面面都需要政府的关注，从社会上有关方面的呼声来看，好像财政方面做的还是有差距。很多热点讨论的是能不能进一步减税。

贾康：进一步减税的操作空间不会太大。财政部门算了一下，在已经宣布的措施中大大小小已有9项减税措施，今年整个减税安排的财力大概是5000亿元。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些减税措施，今年的赤字就可能由9000亿元左右调低到4000亿元。这样大的减税力度，配合宏观调控是有必要的。另外，我们讲结构性减税，从逻辑上其实还可以这样理解：它隐含着我们不排除结构性增税。

记者：可增的税种有哪些呢?

贾康：我认为一个是资源税。PPI现在高台跳水，如果从优化结构，解决中长期问题的角度来说，应该适度地在资源税负方面往上提一些。这在时机上说，是比前面一段时间更值得看重、值得研究、可操作的事情，另外一个是烟税，对此。我们有一些研究，如果把烟现在每包6分钱的税提高的话，对整个卷烟行业的影响是很小的。因为虽然看起来对消费者有一些影响，但主要影响的是青少年的吸烟者，中年以上的人会较快地完成调整期，继续吸烟。但是国家在调整过程中会增加一块税收，同时引导了青少年的消费行为，产生一系列“正的外部效应”，还可对冲减税形成的压力，有利于中长期政策的优化。

记者：在全国政协组织的座谈会上。您提到应该在财政政策和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下，积极推进调动市场潜力的政策性融资。政策性融资在今天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贾康：政策性融资的意义就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里面实施政府调控，应该有“四两拨千斤”杠杆机制的充分生长。比如贴息，它代表着至少10倍以上的放大效应。前些年浙江省用3亿多元的贴息资金引致了100多亿元的商业贷款和社会资金进入了政府想要支持的项目和领域，则放大到30倍以上。浙江省的做法很开明，不问项目开发的主体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只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都可以贴息支持。当然，还有其它方式可以探索，比如，BOT、信用担保等等。有一个问题应该引起注意。最近，有一些民营企业家反映，原来已达成意向由他们参与的投资，这时候政府有关部门却要将他们排除出局，说4万亿元要往下分，我们有钱了，没你们的事了。这个思维是错误的，这4万亿元投下来绝对不是要把原来愿意进来的民间资本挤出去，如果真的这样，这个政策就失败了。它应是在鼓励社会资本继续进入这些项目的同时，还要发挥更大的乘数效应。相关政府部门的管理者应该更好地利用这些资金放大杠杆，撬动社会资本的积极性。总理强调过，宏观政策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顺利地拉动民间资本。政府以扩张性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内在逻辑就是，把经济景气托起来，把民间投资主体的市场预期拉起来，在整个经济进入稳定的上升趋势后，再功成身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