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老舍“文化批判”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论文 关键词：老舍作品；文化批判； 现代 化思考

论文摘要：在20世纪的大半个世纪里，老舍持续地进行着自己对

在

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 自然 有着严重的文化失落感，如 镇师沙子龙曾经以一条“五虎断魂枪”横走西北为年无敌手，那曾是何等的威风八面!可如今，镰局改成了客栈，沙子龙的五虎断魂枪也没了用处，“他的武艺、事业，都梦似的变成昨夜的”了，这是何等的伤感与无奈!而另一个问题也立即浮现了出来，那就是沙子龙那套没了现实用处的绝技“五虎断魂枪”还有没有传承下去的必要呢?这却是个令人颇费思量的严肃问题，“传”还是“不传”，在沙子龙和他的徒弟与孙老者那里有不同的看法，孙老者和沙子龙的徒弟们希望沙师父传授绝技，可沙子龙却死了心，宁愿被世人耻笑和遗忘也坚决不传。对此，老舍批评道:“许多好技术，就因个人的保守，而失传了”。。总之，这部小说借一个武侠故事将近 现代 时期社会文化转型的诸多问题与信息记录了下来，并传达着老舍对此进行的严肃思考。

此外，《老字号》这部作品也从另一个方面演绎着他的文化批判主题。《老字号》写一老字号商铺三合祥死守老规矩，在时代已变的情况下经营方式却一成不变，结果将铺子经营垮掉的故事。小说反映的是现代社会文化转型时期所带来的人们思想观念与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的问题。钱掌柜死守旧规矩经营着铺子，结果将老字号三合祥弄垮，而周掌柜则积极改革，虽然他的做法不合“规矩”，却能实实在在的挽救铺子的颓势，后来，“周掌柜上天成领东去了”，并最终吞并了老字号三合祥。钱掌柜经营的老字号的垮掉和周掌柜经营的天成的成功，充分表明了在社会转型期，只有积极改革才能顺应时代的 发展 ，而因循守旧必遭淘汰。这正应了老舍在(大地龙蛇·序)中的一句话:“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有它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自夸自傲，固执的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

另外，老舍还在这篇小说中反映了社会现代化中出现的道德失范问题，并表现出几分反感和优心忡忡的心情。老字号三合祥“官样大气”颇有“君子之风”，不愿意使用那些下三烂手段赚取买卖，虽然最终被挤垮了，但它讲规矩，有气度，令人欣赏和敬佩。而新起的两家商铺正香村和天成却不然，它们不讲规矩，没有气度，只要能赚钱，便使尽手段，虽然它们在竞争中最终取胜了，但却很令人厌恶和鄙视。一个经营作风正派，却赚不了钱，一个经营作风不正，唯利是图，却能赚钱，如何处理这样一对矛盾，实在是一个问题。这部小说虽然重在形象演绎唯改革才能发展这个理，但改革中出现的这些道德失范的问题，直到今天都还未能得到很好解决，确实需要认真探究。虽然，老舍并未能在小说中提出一个好的解决办法(这也不是他这篇小说探讨的重点)，但他的感情倾向还是偏向于传统的。

三

抗战时期，老舍站在文化的高度来认识抗战的意义。他认为:“抗战的目的，在保持我们文化的生存与自由;有文化的自由生存，才有 历史 的繁荣与延续—人存而文化亡，必系奴隶。”。将文化的价值看得高于国家和民族的范畴意义，高于个体的存在，这是老舍此时所持的一个基本的文化价值观。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老舍认为“在抗战时期，来检讨文化，正是好时候，因为我们既不惜最大的牺牲去保存文化，则文化的力量如何，及其长短，都须检讨。我们必须看到它的过去，现在，与将来。”。也因此，抗战将老舍对文化的反思批判推向了高潮。探讨“抗战与文化”的关系也成为了老舍抗战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他留下了两部集中探讨“抗战与文化”关系的作品供我们今天解读，这就是《大地龙蛇》和《四世同堂》。

创作于1941年的三幕话剧《大地龙蛇》，是老舍接受东方文化协会委托，要他以“东方文化”为题写成的一个作品。在这个剧本中，老舍试图对“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东方文化?东方文化将来是什么样子?”以及“抗战与文化”的关系等问题作出自己的解答。老舍一方面肯定了我们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固有的精神价值，认识到了我们“固有文化的力量”，认为“我们的大字不识的军民，敢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硬碰，而且是碰了四年有余，碰得暴敌手足失措—必定是有一种深厚的文化力量使之如此。”。另一方面，也指出这种文化在抗战背景下存在许多弊端，如重“修身齐家”却忽视“治国平天下”，“重气节，同时又过度的爱和平”，以及诗词书画等文人文化对民族精神的消沉麻醉作用，使人丧失行动能力等等。《大地龙蛇》中的赵摩垛就是这种传统文化的典型体现。

为此，老舍主张对我们的文化进行转换更新，一是激活传统文化的积极因子，消解病态苍白的“静”的传统文化，增强文化的“动”的力量。赵摩垛的走出家庭，服务抗战，实际就是老舍这一思想的形象注解。二是建设刚强自信的文化，如老舍所说:“必须不再以隐忍苟安为和平，而应挺起腰板，以血肉换取真正的和平。”剧本中的赵兴邦就是这样一个文化典型。《大地龙蛇》尽管在 艺术 表现上有些欠缺，但老舍在其中表达的关于“抗战与文化”命题的思考却是绝对不应忽视的，它显示老舍对文化的理性思考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写于抗战后期的长篇巨著《四世同堂》，继续着老舍对“抗战与文化”命题的思考。基于“这次的抗战应当是中华民族的大扫除，一方面须赶走敌人，一方面也该扫清了自己的垃圾”的考虑，这部作品处处透露出老舍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批判意味，可谓老舍文化批判之集大成之作。小说中许多人物形象如祁老人、钱默吟、祁瑞宣、马老寡妇等都分别是某种文化的符号载体，他们背负传统文化的重荷，在日寇铁蹄蹂蹄下屈辱痛苦的生活着，经受着抗战的检验与淘洗。通过抗战的“爱克斯光’，老舍从他们身上照出了我们传统文化的许多不足，如祁老人的只知有家、不管国家，在北平都快沦陷了的时候，他还想着怎么过好自己的八十大寿，在他心中，家庭是中心，比国家更重要，“只要咱们俩能活下去，打仗不打仗的，有什么要紧!”这种狭隘苟安的思想在当时具有普遍性，可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