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减税的疑问

在前几年财政收入增长幅度连续数年超过GDP增幅背景下,减税的呼声日益强烈,巨额财政收入在某些舆论笔下似乎已成社会公敌。

其实,如果考虑中国不久将可能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拥有世界第二大财政收入也是正常的,倘若财政收入排名远远落后于经济规模排名,那就不正常了。现实也需要我们拥有强大的财政――财政是一国维持宏观经济平衡、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关键工具,财政虚弱从来是一国宏观经济虚弱的标志而不是其他。

即使对经济史一无所知,只要抱有客观的心态,经历了这场余波未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亲眼目睹了财政虚弱如何导致许多国家和地区无法对猝然而至的危机作出迅速有力反应,目睹了“欧猪五国”的财政虚弱如何在次贷危机渐趋平息之际又引发新病,目睹了日本、美国等西方大国天文数字的财政赤字如何被市场列为潜在危机根源,目睹了在全球经济大国中最稳健的财政状况如何成为中国反危机的最大资本之一,对这一点也不应有何疑问。

不仅如此,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存在失衡,包括个人收入分配失衡、区域发展失衡和产业发展失衡,单纯强调减税很有可能加剧而不是缓解上述失衡。

首先,在个人收入分配领域,为了避免两极分化,尽管需要努力在初次分配环节增进公平,但还是需要通过财税工具实现更为公平的再分配。单纯、片面地主张减税,实际上更有利于高收入阶层而不是中低收入阶层,从而只能加剧收入失衡状况。

其次,在区域发展领域,改革30年来,中国区域发展落差已经达到可观的地步,矫正这一局面是国家大政方针所在。然而,单纯、片面强调减税将从两个方面削弱我们缓解区域发展失衡的能力。

一方面,单纯、片面强调减税将削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能力;另一方面,将削弱发展相对滞后地区提供更好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增强发展后劲的能力。

目前,一般预算盈余省级行政区均属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倘若大幅度减税而没有相应的补救措施,结果将是这些财政盈余的发达地区仍有足够财力提供较好的公共服务,其余占多数的相对欠发达的省级行政区恐怕就成问题了;而如果欠发达地区不能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就不可能吸引足够的投资流入,进而解决发展问题。

与上述机制类似,单纯强调减税可能将加剧产业发展失衡。

中国目前在全球经济大国中最为稳健的财政状况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无所作为就可以永远享受的。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中央财政占财政收入比重连续下降10余年,到1980年代末,中国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GNP)比重已不足美、英、德等发达国家的一半,仅相当于印度、印尼等发展中国家的1/3左右;中央财政收入仅占全部财政收入的40%,远远低于当时的美国(59%)、法国(88%)、英国(85%)等发达国家,也大幅度低于印度(69%)、巴西(84%)等发展中国家;这两项指标均与解体前夕的苏联、南斯拉夫相当。

当时,中央财政时常要靠向地方财政“打秋风”过日子,以至于王绍光、胡鞍钢在《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中惊呼,中国国家能力已经衰弱到了危险的临界点,某些势力也以此为由热切地期待看到中国重演苏联、南斯拉夫的命运。

通过铁腕推行分税制改革,中国政府才成功完成了财政重建,并在亚洲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两大危机冲击下脱颖而出。

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是全世界经济大国中财政最健康的国家,与90年代初的财政危局相比恍如隔世,我们是否会因此而忘乎所以,以至于在各种旗号的鼓噪下自废武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