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发现大批清代钱庄票的调查与考证

2006年12月初，武汉市收藏品市场上，陆续出现多张清代同治和光绪年间武昌府“裕盛钱号”发行的木刻版钱票，引起本地民间钱币爱好者的广泛关注，钱票一露面，立即被纸币爱好者及钱商所收藏。

湖北地区民间钱票中，清代木刻版钱票极其少见，目前诸多纸币专著、刊物或图录中，未见录载，研究表明，这些纸币是目前所见清代湖北地区民间钱票中，发行时间最早的一批钱票，又是十分罕见而极其稀少的品种。加之，又系本地钱庄所发行，具有典型性，因而更加值得关注。这批钱票的发现，填补了湖北地区木刻版钱票的一项民间钱票实物空白。

钱票上反映出的湖北地区早期民间钱票的诸多特征及其有关历史背景，具有研究价值。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分析与研究。为此，特选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几张木刻版民间钱票作简要介绍。

一 清代木刻版民间钱票的发现地

钱票发现地，在武汉市武昌区札珠前街14号，该座房屋坐南朝北，位于武昌繁华之地司门口和原清代湖北藩司南边不远处。该街原为明代楚王宫内札珠冠之地，清末时，此处形成三条街巷，该街居南，故名札珠前街。据附近居民讲，原房主姓汪，其祖辈早年曾在此经营钱庄，其后人现多在国外。

2006年12月初，该地区旧房改造，民工拆房时，在其旧房二楼西室西边木板墙内发现了这批清代木刻版钱票及票据等。

从调查情况看，这批钱票大部分残缺不全。笔者亲眼看到，一位藏友处就有百余张仅剩半边的光绪票。据不完全统计，稍稍完整并保留图案的同治票和光绪票，大约有五百余张。同时发现的还有一些手写钱票、借条及单据等，但大多已破损。

二 湖北地区清代木刻版民间钱票稀少的原因分析

清代乾隆、嘉庆诸朝，由于商业贸易、市面流通及找零等需要，许多民间团体、商号甚至个人自行发行的钱票，开始增多起来。咸丰朝以后，随着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发展，由于连年战争，商业受阻，流通不畅，民间钱票的发行范围及数量逐渐扩大。到了光绪时期，形成民间钱票发行的又一个高潮。

光绪朝以前，这些民间钱票多为手写式或木刻版纸币。随着南方现代石印技术的发展，光绪中后期，石版印刷的民间钱票开始出现，并逐步得了到广泛应用。然而，随着历代政权更迭及多年地方战争，清代民间钱票现已十分少见。

与邻省相比，光绪年间湖北汉口地区的现代印刷业出现较早，且十分发达。光绪末年时，汉口已成为国内南方地区印刷业的高度发达地区，也是印刷民间钱票印刷高度集中地区。由汉口印刷厂家印制的民间钱票，遍布湖北及湖南、江西、四川、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甚至黑龙江等省的许多县市村镇，然而，所见大都是石版印刷钱票，即石印钱票。

北方地区，光绪时期的民间钱票多为手写式或木刻版，平时留意还能见到，石印钱票相对偏少。湖北地区却有所不同，光绪年间的湖北民间钱票，所见基本上都是石印钱票，其发行时间最早的石印钱票为光绪三十年前后，即1904年左右。而光绪及此前诸朝的手写式或木刻版钱票，几乎难得一见。

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汉口发生了所谓“三怡钱庄”连环倒闭事件，一段时间内，使湖北地区金融市场发生严重危机，促使地方政府开始采取措施，严禁民间发行钱票。

光绪三十四年（1908），汉口地区因众多钱庄乱发钱票，致使钱价低贱，加之经营不善，三怡钱庄（即怡和兴、怡和利、怡生和三家钱庄）因亏损款项达二百余万两而首先倒闭。其中户部银行被短欠十八万两，该行总办以事关公款，将契据抄送清政府道厅立案，并请追究查办。这一事件，又牵连到诸多大小钱庄和行号，也因此相继关停或倒闭，并波及整个湖北省及长江沿岸许多城市和地区。三怡钱庄破产后，引起清政府对钱庄经营情况的注意。宣统元年，汉黄德道严禁钱庄商号乱发钱票的命令。宣统二年，度支部划一币制，咨行各省，所有民间钱票一律限六个月收回。在湖北地方政府严格督办下，汉口各钱庄所发钱票基本上大都收回，从此再没有发现汉口钱庄再度发行钱票之事。

这批同治和光绪年间钱票的发现，与此事件不无关系。很可能是当时钱庄老板将钱票收回后存放于墙壁夹层之中，从而保留下来。此外，历史上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宁汉之争以及湘鄂、川鄂战争等诸多重大事件大都发生在湖北地区，尤其是辛亥革命时期，清军火烧汉口三天三夜，将商店林立的汉口十里长街变成废墟，成百上千家商号、票号、钱庄及居民住家等房屋建筑烧成灰烬。

汉口地区是清代票号、钱庄及商号高度集中的地区，也是发行手写钱票、木刻版钱票以及石印钱票最多的地区，此次大火，使汉口商业和钱庄业损失惨重 ，其发行的各类清代民间钱票及其钞版也大部烧毁。

这批钱票的发现地不在汉口，而是在武昌地区，从而避免了其房屋被清军战火烧毁方能保留下来，现今被发现。加之民国时期湖北历代地方政府多次更迭、严加收缴与销毁，这些都是造成湖北地区尤其是汉口地区民间钱票较为稀少的重要原因。而清代木刻版钱票通常纸张较薄（宣纸），发行时间较早，更难于保存，因而更加少见。

三 同治年间湖北武昌府“裕盛钱号”木刻版钱票简介

这次发现的同治票中，基本上有两种年号，戊辰年（即同治七年，1868）和已己年（即同治八年，1869）。其中，同治戊辰年票发行时间为最早。

所见同治票编号中的冠字有：基、厚、宣、克、永、立、忠及裕字等八种。

1.同治戊辰年（同治七年）钱票

首先介绍一张“裕盛钱号”壹串文钱票，该票为宣纸木刻版，单面印刷，宽105、高270mm（封二图1）。

钱票正面图案为民间钱票中常见的典型六角多层框格图，由一个梯形图和一个长方形图构成，图案及文字为蓝色。框格外层为梅花图案组成，内层分别书写有《养生百字铭》和宋代大文学家苏轼的《喜雨亭记》。《养生百字铭》系唐太宗李世民的养生之道，现今仍值得一读：

“欲寡精神爽，思多血气衰。少杯不乱性，忍气免伤财。贵自勤中得，富从俭里来。温柔终益己，必招灾。善处真君子，刁唆是祸胎。暗中休使箭，乖里放些呆。养性需修善，欺心莫吃斋。衙门少出入，乡党要和谐。安分身无辱，闲非口不开。世人依此语，灾退福星来。”

苏轼《喜雨亭记》，写于宋仁时期，嘉v六年（1061），苏轼出任凤翔府（今陕西省凤翔县）判官。次年于官舍之北建成一亭，竣工之时适逢甘霖频降，历久的旱情随之解除，遂名新建之亭为“喜雨亭”，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则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书；汉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孙胜敌，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齐，其示不忘一也。”

民间钱票中书写古典文学作品，是古代民间钱票的防伪措施之一。以上两篇短文，在其他民间钱票中极少录载。

多层框格图内，又分天格和地格两部分。天格内书写有钱庄名称：“裕盛号”。地格右侧为编号：基字第壹千九零三十六号，冠字“基”字为红色。

其下有两排小字：过细验明，谨防假票。文字之处，自上而下盖有三枚红色骑缝章，均为一半，其中两枚为方形“裕盛钱号”庄号章，另一枚可能是图案花押章。

中间部分有钱票面额：凭票发钱壹串文。“壹串文”三字为手写，黑色，已划圈，说明该票已兑现。面额数字之上盖有压款章，为一枚圆形“裕盛钱号”庄号章，红色；其下有一枚人名章。

左侧印有钱票发行时间“同治戊辰年正月十五日”及“裕盛钱号”票；戊辰（红色）年，即同治七年（1868）。落地章为一枚长方形庄号章：“裕盛钱号”。其上书写一“肖”字，即已兑付之意。

在框格图上方空白处，还钤盖一枚文字章，尽管经百多年历史沧桑，其红色已严重退成浅褐色，但其中文字仍依隙可辨，笔划纤细。其内书写了一篇清代朱柏庐的《治家格言》，该文在清代及民国时期民间钱票中常常被录载。其载：“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坚。宜未雨绸缪，勿临渴而掘井。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勿留连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饮食约而精，园蔬愈珍馐……”。

《治家格言》文字章两旁，分别印有“裕盛钱号”的所在地址：“武昌省藩司前”六个大字，即“武昌省城，藩司之前”之意。“藩司”，即湖北省布政使司，俗称“藩司衙门”。也就是说，“裕盛钱号”的地址在，武昌省城内“湖北省藩司”前边不远处。此地，现今属武汉市武昌区司门口地区。

司门口，因湖北藩司衙门在此而得名，此地及附近地区，清末民初时先后还设有藩照厅、藩经厅、武昌府署以及湖北实业厅等。藩司所在地，太平军第一次攻占武昌城时为杨秀清的东王府，北洋军阀时期为湖北省省长公署，后为湖北省警察局。解放后，一直为武昌区政府所在地，二十一世纪以后，区政府搬到武昌螃蟹岬新址，此地改为商业用地。

清代及民国时期，司门口及附近地区也是武昌地区商业最为繁华之地。该地紧靠长江岸边，又与历史上三大名楼之一的天下江山第一楼黄鹤楼为邻，又是历代观赏游览圣地。显然，“裕盛钱号”设立在官衙、商贸、游览兼备之地，不无原因。

钱票发现地札珠前街14号，就在司门口及原清代湖北藩司南边附近。说明，钱庄老板住家，距离钱庄很近；另一种可能是，由于“藩司前”中的“前”字，没有具体距离概念，而湖北藩司坐北朝南，札珠前街14号又在湖北藩司南边不远处，显然属于湖北藩司之前地区。若这样理解，札珠前街14号就有可能是该钱庄所在地。

钱票正面和背面，有诸多流通时留下的文字记录。这些文字记录大多与使用者、经手人有关，如时间、地点、人名、商号及印章等。这也是民间钱票又一个重要常见特征。

2.同治已己年（同治八年）钱票

同治已己年钱票（封二图2），宽106、高271mm。编号为基字第乙（壹）千八零十二号，发行时间是同治已己年（1868）杏月（春二月）十五日。该票与同治戊辰年票的形制与图案，基本相同，系由同一块木刻版印制，主要图章，也大同小异。

四 同治钱票的重要价值

其一，湖北地区最早的民间钱票

清代湖北地区民间钱票所见实物，多发行于光绪三十年以后，而且以石印钱票居多。据钱币专刊披露情况及笔者所知，发行于同治七年（1868）的钱票，是目前所见发行时间最早的湖北地区民间钱票实物，同时也是湖北地区发行最早的木刻版民间钱票以及湖北地区钱庄业发行最早的钱庄票。

其二，同治时期湖北地方纸币的典型代表

据史料记载，湖北地方政府及钱庄业大量发行钱票开始于清同治末年。然而，到目前为止，湖北地区官方发行的地方货币中，仅见光绪时期湖北公济益官银钱号、协成官银号和有成官银号等铸造的各类银锭，同治时期这些官银钱号及官银号发行的银票或制银票，至今还未发现，成为湖北近代金融货币史上的一大遗憾。

同治七年“裕盛钱号”壹串文钱票的发现，就成为这一时期湖北地区发行的地方纸币（包括官方钱票和民间钱票）的典型代表，因而颇具历史价值。

其三，“裕盛钱号”是武汉地区最早有名称和地址可查之钱庄

清代武汉地区钱庄业的有关情况，史料记载很少，有具体钱庄名称录载的文献，汉口开始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武昌开始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

同治末年，是武汉地区钱庄业的大发展时期。正如民国时期《湖北省金融》史料记载，“自同治末年，湖北地方官宪，招商设立官银钱号后，私人经营之钱业，因之兴盛。”

然而，在有关史料中，这一时期武汉地区钱庄具体名称者，却找不到任何一家，亦是湖北近代金融史上的一个小小遗憾。

同治七年裕盛钱号壹串文钱的发现可知“裕盛钱号”最迟设立于同治七年（1868），因此，裕盛钱号就成为清代武汉地区钱庄业最早有名称和地址可查的钱庄。

光绪三十四年（1908）时，武昌地区钱庄业的名册中，已找不到裕盛钱号的名字，说明，该钱庄此时或者停业，或者倒闭，或者因更换老板而更换名称。

还须指出的是，与一般已回收民间钱票不同的是，在所见的同治及光绪钱票上，庄号名“裕盛号”几乎全部都被用墨笔涂抹或掩盖，这很可能与该钱庄已停业或倒闭有关。

此外，从已发现的光绪末年湖北钱庄发行的钱票分析，当时湖北地区的钱庄名称多称作“钱号”。同治七年“裕盛钱号”壹串文钱票的发现，进而证明，同治时期钱庄名称也有称作“钱号”的。显然，这与同治时期湖北官方设立的“官银钱号”及“官银号”名称相对应。

五 光绪年间湖北武昌府木刻版民间钱票简介

这次发现的光绪票有五种年号，即丙子年（光绪二年，1876）、丁丑年（光绪三年，1877）、丙戌年（光绪十二年，1886）、丁亥年（光绪十三年，1887）和戊子年（光绪十四年，1888）等。所见光绪票编号冠字也有基、厚、宣、克、永、立、忠和裕等八种。

1.光绪丙子年（光绪二年）钱票

光绪丙子年（光绪二年）钱票，比同治七年票晚八年，也系原同治木刻版印制，其图案线条及文字笔划，变化不大，仅稍稍粗一些。

光绪丙子年钱票，亦为宣纸木刻版单面印刷，宽111，高274mm。钱票编号为厚字第贰千八零拾七号；发行时间为光绪丙子年（光绪二年，1876年）四月十五日。

该票上常规印章及所盖位置基本上同前票，但兑付后书写在落地庄号章上的文字“付”写法及庄号名“裕盛号”上的涂抹方法有所不同。需要指出的是，丙子年和丁丑年光绪票上，均未盖同治票上的朱柏庐《治家格言》文字防伪章。该票最大的特点是，其背面加盖一枚大型“说明文字章”，十分醒目，介绍了该庄号发生的一件重要事件（封二图3）：

“特启者，本店于己巳年九月十四日，扭获行使小店假票之陈兰廷等，当经送县责押，另辑伙匪在案，惟是来往各宝号保凭之花票，嗣后如遇小店之票，不难辨真假。如各处宝号收受时，请过细验明，免自有误，来店照票亦可。特此奉明。”

由此可知，同治八年九月十四日，“裕盛钱号”发现有人伪造该号钱票，为此特在其以后发行的钱票上加盖一个声明请使用者注意防范。从中可以看出，此票不仅在本钱号使用，还流通于其他“各处来往宝号”。

在此批钱票中还未发现同治八年以后同治年间的钱票，也许因此事又停发多年，直到光绪丙子年（光绪二年）才又开始发行。

由于年代久远，丙子票上图章文字不甚清晰，查看数十余张钱票，才读出绝大部分文字，仅剩个别文字等查。由于凑巧遇到一张图章特别清晰的残票，终于将图章中的有关文字识别清楚。

光绪丁丑年（光绪三年）钱票与丙子年钱票特征基本一致。

2.光绪丙戌年（光绪十二年）钱票

光绪十二年“裕盛钱号”壹串文钱票（插一图4），其发行时间晚于同治钱票十八年，其图案与同治钱票相同。看来，同治时期的木钞版，十八年之后仍在继续使用。这一情况在民间钱票中很少发现或者很少辨认出来。两种钱票前后对比分析，能发现钱票流通过程中的一些特殊变化及木钞版印刷工艺情况，对从事民间钱票发行及印刷工艺的研究者来说，也是十分难得的。

光绪十二年钱票，亦为宣纸木钞单面印刷，宽111、高264mm。由于木钞版使用时间过长，已有明显磨损，图案线条及文字笔划显著变粗，加上印刷时稍有晃动，诸多部分的图案及文字显得模糊不清。需要说明的是，其后的丁亥年（光绪十三年）和戊子年（光绪十四年）钱票，也系原木钞版印刷，显得更加模糊。

钱票编号为基字第壹千八百肆拾肆号；尽管十八年后，冠字也有“基”字，说明冠字又转了若干轮。发行时间为丙戌年四月十五日，丙戌年，即光绪十二年（1889）。

其上钤盖的一枚朱柏庐《治家格言》文字防伪章（插一图5），特别清晰，颜色鲜红，可能存放情况不同，或者油墨较同治钱票有所变化，不易退色。以后发行的丁亥年和戊子年光绪票上，此文字章颜色，也与同治票及丙子年光绪票不同，几乎都是鲜红色。此外，钱票下部还盖有多枚同治钱票没有的“说明文字章”。如两枚“照例三天，迎限不退”及“入手来历不清，随时 取钱发货”等。

钱票正面及背面，印章及流通文字较以前票更多，成为该票的又一大特点。尤其是在背面有盖一枚长方形红角文字章，十分精制，其文字为古代东晋大文学家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其开头载：“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

与光绪丙子年钱票背面说明文字章比较，此文字章定有所指，其用意不说自明，显然是，希望那些做假票牟利之人，改邪归正，作陶渊明那样“不慕荣利”之人。此后的丁亥年和戊子年光绪票上，均有此文字章。

此票发行时间晚于前述同治七年钱票近二十年，从中看出，木刻版钱票的形制，还未发生大的变化，仍在使用同治七年木钞版，但增加了不少说明文字章，票面上的流通文字及图章等更多，说明流通使用次数频繁，进而证明光绪中期武汉地区商贸更加繁茂。

综上所述，同治年和光绪年武昌府裕盛钱号木刻版钱票及票据的发现，为从事清代湖北地区民间钱票发行史及印刷史的研究者和爱好者来说，都是颇为难得的钱票实物，对了解或研究清代湖北地区早期民间钱票的形制、特征、纸张、印刷技术及其历史演变等有关情况，也是十分有益的实物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