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日记范文

时间:2023-11-04 18:56:11

武汉日记

武汉日记篇1

一批批党员先锋队冲在了防空疫情最需要的第一线上,医疗冲锋队、基建冲锋队、党政冲锋队,这些基层党组织的先进性和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让我们在这个寒冷的冬天热泪盈眶,让我们对击败病毒、对国家的明天充满希望。接下来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武汉日记》观后感个人心得作文2020,但愿对你有借鉴作用!

《武汉日记》观后感个人心得作文1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显著成效,全国范围内的复工复产全面有序推进。中国在应对疫情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在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同时加快恢复经济社会秩序,这些都值得世界各国借鉴。

中国为抗击疫情采取了严格举措。中国人民响应号召,居家隔离并做好防护。通过手机上的应用软件,民众可以实时了解身边疫情及相关出行信息。其他国家也纷纷采取类似的严格措施来遏制疫情扩散。事实证明,这些举措是以科学和当地实际情况为依据的。做好流行病学调查,借鉴中国医护人员和社区工作人员的一些来之不易的经验,可以帮助各国进行充分准备,有效遏制疫情蔓延。

在应对这一全球大流行的疾病过程中,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每个人都是全球利益攸关方。作为利益攸关方,所有人必须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来确保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并重振经济。

令人鼓舞的是,来自中国的医疗专家和抗疫物资抵达意大利、塞尔维亚等数十个国家,帮助应对当地确诊病例激增的局面。我们还可以借鉴中国企业的经验,寻求创新方式为人们提供帮助,例如提供新的出行解决方案,让制造业企业跨界生产口罩等必要医疗防护用品,并运用包括无人机在内的新技术。

展望未来,各国政府必须采取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并帮助那些受影响的人们。企业必须适应新的经济现实。我们都必须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保持社交距离,养成良好的公共卫生习惯。世界经济论坛也启动了应对新冠病毒行动平台,召集利益攸关方开展合作,以减轻这场危机的风险和影响。

新冠病毒不分种族或宗教,也不分国籍。在全球抗疫行动中,我们都站在病毒的对立面,我们必须相互支持。

《武汉日记》观后感个人心得作文2一个支部就是一个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国有战,召必回,战必胜!”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组织有号召,党员有响应,广大医护工作者特别是其中的党员同志们冲锋在前,留下了“最美逆行者”的身影;来自全国各省一波又一波的支援医疗队紧急集结,签下“生死状”,在除夕夜举家团圆之时义无反顾赴鄂。很多党员一直是医护人员的坚强后盾,他们虽然不在医院,却早早回到了自己的岗位,统计人员,记录名单,精确数据,把握疫情,有的组工人把自己的婚期延后,“疫情不退他们不退”;有的放弃了春节假期一直坚守在岗位,看着视频对面的孩子偷偷落泪。党员把初心写在行动上,把使命落在岗位上。

“我愿意,我报名,我带头!”党员干部事必躬亲,带头示范,普通党员整装待发,请缨出战,“不计报酬,无论生死”。从严重的疫区到偏远的山村,从预警排查到联防联控,从交通管理到社区防疫,在热火朝天的工地建筑上、在昼夜不停的车间运行中,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党员站在了最前线,这样防线才会坚不可摧。犹记得革命战争年代,众多共产党员在严峻的考验面前坚定信念,视死如归,而如今在和平静好岁月,我们共产党员更要切记当初入党的铮铮誓言,薪火相传前辈优秀的精神传统,以党心见天地!

“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相比于“一问三不知”的黄冈市前卫健委主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党支部书记张文宏的话经网络传播,赢得网友一致点赞,“困难的工作、最辛苦的岗位,党员必须先上,这个没有商量。”在报告中表示“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越是关键时刻,越要挺身而出,越要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才越能彰显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疾风知劲草,烈火炼真金,我们的战斗碉堡作用不是停留在口头上,更是要赋予行动中。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9000多万党员同志们,这场疫情就是考验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的试金石,也更是检验大家在关键时候初心使命的一张时代的考卷,我们广大党员是答卷人,历史和人民是阅卷人,请让党心无愧于天地,让党旗高高飘扬在疫情防控的第一线!

《武汉日记》观后感个人心得作文3从北京的疫情防控工作看,当务之急是响应级别“升级”后的各项防控措施真正落到实处。无论是对于紧急情况下的疫情还是常态化的疫情,我们都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防控经验,中央及各地也都做了周密的部署,但就近日北京少数社区的情况看,有的还没有完全“回过味”来,测体温、登记不甚严格,有的有管理但尚有漏洞。

“外防输入、内防扩散”,坚持“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精准管控、有效救治”,坚持“三防”“四早”“九严格”……这些措施都是针对实际情况和可能出现的疫情提出来的,落实到位对于防控疫情十分必要。面对北京仍在增长的确诊病例数,各方都须强化底线思维,做到应查尽查、应检尽检、应隔尽隔、应收尽收,坚决阻断疫情传播渠道。

眼下,新冠病毒仍在全球传播蔓延,短期内难以有效控制。各地各部门应当充分认识疫情防控的复杂性,决不能有任何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疫情防控常态化不是放松防控,更不是“马放南山刀枪入库”,而是要把各项防控举措日常化,是更高标准的要求。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聚集性疫情警示我们,疫情反弹的风险时刻存在,防控工作稍有不慎,疫情就会卷土重来。疫情防控事关人民生命健康,事关国家发展稳定,须臾大意不得。

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升级”之际,武汉宣布无症状感染者及其密切接触者全部“清零”,这进一步给我们以信心。做到快筛查、严防控、紧溯源,健全防控体系、严格防控策略,我们就一定能赢得胜利。

《武汉日记》观后感个人心得作文42月10日在北京调研指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疫情防控各项决策部署,坚决贯彻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把疫情扩散蔓延势头遏制住,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防疫一线,尽显党员初心。

齐心协力,筑牢战“疫”防卫线。指出,“疫情防控是一场保卫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严峻斗争。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强化担当,广大党员、干部要冲到一线,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集中精力、心无旁骛把每一项工作、每一个环节都做到位。”在防控一线,党员干部们不畏严寒,起早贪黑,挂条幅、贴公告、设卡口、勤走访,为居民普及防范疫情知识;医护人员挨家挨户“窜门”监测体温、做卫生防范;保洁人员不辞辛苦,室内楼道、电梯、把手、路面、垃圾箱坚持每天消毒,将病毒消灭在萌芽;老百姓们自觉在家等待,即使出门也都戴上了口罩。防范疫情是每个人的职责,守住“家园”是每个人的任务,带着职责和任务,每个人都自觉从心里到行动,构筑疫情防控坚强防卫线。

八方支援,“疫”起汇聚中国力量。指出,“疫情防控要坚持全国一盘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都同湖北和武汉人民站在一起。湖北和武汉是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决胜之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党中央的领导号召下,全国各地的支援医疗团队应召而起,迅速支援湖北。疫情第一时间,解放军抽调精干医务人员,组建医疗队立即出发,飞赴武汉支援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全国16个兄弟省份各自领到任务,以“一省包一市”的方式,支援武汉以外地市的一一对口支援关系,全国各地一架架载着医疗队的航班腾空而起汇聚湖北,全力支持湖北省疫情防控工作。面对汹涌的疫情,正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灾难面前,凝聚起民族精神,汇聚成中国力量。

一鼓作气,斩断疫情“传播链”。指出,“要采取更大的力度、更果断的措施,坚决把疫情扩散蔓延势头遏制住。”面对疫情,广大防控人员迎难而上,勇挑重担,坚守在一线、奋斗在一线、冲锋在一线,全力做好排查检测、宣传引导、卫生防疫等工作,展现出“硬核”担当,成为群众的贴心人和主心骨。“犯其至难,图其至远。”在最困难的时候,松劲必然失败,而胜利就在坚持和努力之中。只要我们再咬咬牙、加加油、鼓鼓劲,就一定能冲过疲惫期、困难期,抗击疫情就会在“向前多迈一步”的不懈奋斗中取得最终胜利。要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继续实行地毯式追踪、网格化管理,排查工作要落实到“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切实守牢楼口、把紧村口、看好门口,有效实现“防输入、防扩散、防输出”的目标。当前,在人员返岗、返工、返学的关键时期,广大党员干部们更要绷紧神经,严格强化对车站、机场、码头等出入口的有效管控和卫生防范,斩断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链”。

《武汉日记》观后感个人心得作文5虽然我们国家的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各个行业也都有条不紊地进行了复工复产,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国家完全控制住疫情。我们只是在疫情阻击战中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还没有获得“抗疫”的最后胜利。放眼全球,新冠疫情还是呈现高发状态,目前全球确诊病例超过450万,死亡病例超过30万。国内每天还有新增病例、疑似病例的报道,如果我们此时放松警惕,很有可能造成疫情的局部复发甚至扩散。

疫情尚未过去,同志仍需努力。对于疫情,我们目前绝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必须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思想准备。尤其是铁路交通部门,一定要坚持按照疫情防控措施认真落实执行。因为列车是一个流动性大,且人员密集的场所,若无症状感染者乘坐列车出行,就很容易造成疫情的传播。

若发现有感染者乘坐列车的经历,那就请同乘人员第一时间主动与所在地卫生健康部门联系,配合做好医学观察;若出现发热、干咳、乏力等症状,及时到就近发热门诊就诊。同乘人员需立即隔离观察14天(自同乘之日算起),请佩戴口罩,避免与他人接触;同乘人员家人也需做好个人防护措施。同乘人员外出就医须佩戴口罩,不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医院。

总之,在疫情尚未完全控制期间,一是尽量减少乘坐公共交通长途出行;二是要随时关注疫情动态,了解掌握感染者相关情况;三是要做好个人防护措施,在公共场所佩戴好口罩;四是发现与感染者有同乘列车的经历时,必须第一时间联系卫生部门,不能有侥幸心理和故意隐瞒的思想。

“抗疫”工作任重而道远。我们只有常态化地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才能从根本上战胜疫情,获得“抗疫”战争的最后胜利。

《武汉日记》观后感个人心得作文2020

武汉日记篇2

武汉人民广播电台成立55周年 /武汉电视台成立20周年

庆典晚会串词

片 头 (备播)

一 .大型歌舞《一起走过》

(音乐声中十大主持人登台亮相,念主持词)

杨 明:不必点燃“生日快乐”的红烛,只需听一听各级领导和全国同行的殷殷祝福,我们就已经热血沸腾、满面春光!

王晓青:也勿需布置“古柏长春”的喜庆寿堂,看一眼光临晚会的领导嘉宾和听众观众,你就知道这个生日满堂生辉,两个寿星不同凡响!

郑 毅:今天还是武汉解放五十五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我们的城市迎来了黄鹤楼上红旗飘扬,长江汉江军歌嘹亮。

谭 晨:如果说55周岁的武汉人民广播电台,是新武汉的建设缩影,那么20周岁的武汉电视台,则是大武汉的成长华章!

东 方:我来自上海东方电视台,上海在中国的东方,中国在世界的东方,在武汉人民广播电台成立55周年,武汉电视台成立20周年的喜庆日子里,我祝愿武汉广电事业如同日出东方,永远灿烂辉煌!

广 州:我是广州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我带来南国的真挚问候!武汉有长江、汉江,广州有珠江有大海,愿武汉广电事业一帆风顺,通江达海!

昆 明:我是昆明电视台主持人,云南位于西部,在西部大开发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我希望听到武汉广电人的声音,见到你们矫健有力的身影!

哈尔滨:我来自祖国北疆的哈尔滨,你们知道“东北人都是活雷锋”,也知道东北和武汉都是著名的老工业基地,愿我们的广电事业成为振兴经济的嘹 亮号角!

孟 晨:真是“地不分东西”,既有东方的祝福,又有西域的深情,武汉谢谢你们!

石 云:“人不分南北”,既有南国的厚爱,又有北疆的热诚,武汉市广播电视局欢迎你们!

片头 (演员和十大主持人下场)(搬副主持台)

(杨明上副主持台)

杨 明:有请武汉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张小陵、曾建斌介绍莅临现场的领导和来宾,宣读贺电、贺信。

张小陵、曾建斌在正主持台,首先介绍出席庆典晚会的各位领导,

宣读贺电、 贺词(贺电贺信顺序):国家广电总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家广电总局局长徐光春贺电

宣读发来贺电、贺信的单位: 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

湖北省广播电视厅

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

………

(杨明,王晓青上副主持台。)

杨 明:有请武汉市广播电视局党组书记、局长、总编辑吕值友致辞

(礼仪小姐带领吕书记上正主持台致辞)

王晓青:有请中共武汉市委副书记殷增涛讲话

(礼仪小姐带殷书记上正主持台讲话)

(领导讲话时,工作人员撤副主持台)

二、劲舞快板:《向明天》

王晓青:作为中南地区最早成立的人民广播电台,武汉人民广播电台从1949年5月19日正式播音,这个声音穿过了55年沧桑风雨,一路汗水,一路收成;

王晓青:老一辈广电人已经很老了,但是他们的声音不老,青春不老,精神不老!

杨 明:一代又一代广电人始终年轻,因为我们时刻牢记历史责任和现实使命,50年前的声音依然清晰,20年前的图像依然逼真,因为我们是广电人!

三、诗朗诵:《我们是广电人》

王晓青:从前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其实难就难在长江三峡的高峡深谷、激流险滩;

东 方:但现在一点也不难,如果你坐轮船顺江而下,不但能饱览三峡的壮丽风光,还能参观世界第一大坝;

王晓青:记得郭沫若先生当年坐船出川时,曾写下“船头已入鄂,船尾尚在川”的诗句,因为三峡曾分属川鄂两省,现在又由重庆、湖北共享。

东 方:但三峡更是中国的、世界的,因为三峡是我们共同的家!

四:李琼:《三峡我的家乡》、《山路十八弯》

石 云:武汉三镇鼎立,九省通衢,广播覆盖5省25个地市,电视收视人口超过两千万;

孟 晨:然而这都不必夸耀,因为这是个地球变成村庄、全球信息联网的缤纷时代!

石 云:当全国第一个外语频道在武汉诞生之后,一些工作生活在武汉的外国朋友交口称赞,夸它是外国人了解武汉的窗口。

孟 晨:也是武汉走向世界的桥梁,不但把世界告诉武汉,也把武汉告诉世界!

五、外国人唱中国歌:《与世界联网》

(片头)

王晓青:对于武汉人来说,去年的“三车整治”行动,无疑是记忆犹新的重大新闻!

杨 明:困扰武汉多年的城市难题,由于市委、市政府依法行政、有情操作,竟在短期内成功破解,“麻木”这个武汉的特有词汇消失了,曾经满街乱窜的“麻木车”,从此在三镇街头不见了它的尊容。

王晓青:作为党和政府方针政策的宣传者,同时又是市民心声的代言人,武汉广电人责无旁贷走向整治一线;

杨 明:说起这些,江城的父老都有着深刻的记忆,下面我们就来听听百姓的心声。

六、小品:《交车前夜》

广 州:去年Sars肆虐,广州更是首当其冲,在万众一心抗击非典的战场上,到处都有挺身而出的英雄,冲锋陷阵的士兵,当然也少不了广电人奔波采访的身影;

杨 明:我们也不会忘记九八抗洪,当时武汉是全国抗洪中心,在插满生死牌的大堤上,到处都有身先士卒的干部、不怕牺牲的共产党人,因为人民的利益比泰山还重!

广 州:心中装着人民,我们就无坚不摧,不论是非典还是洪水!

杨 明:有老百姓的爱,我们的事业就无往不胜、欣欣向荣!

七:郁钧剑《老百姓的爱》《家和万事兴》

哈尔滨:要是你问电视连续剧《汉正街》、《西部警察》、《儒商》、《江山》谁是编剧谁是导演?出产地在哪里?

杨 明:我回答你:这些闻名全国、风靡一时的优秀电视剧,全都出自武汉电视艺术家之手;巴特尔、胡大楚、钱五一……这是一些常常占据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的响亮名字,这是一些多次荣获“飞天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全国大奖的名字;

哈尔滨:我通过电视剧《汉正街》知道武汉有个汉正街,知道“唯楚有才”;

杨 明:也希望观众通过下面的电视剧插曲,知道楚剧和汉剧,知道长江和汉江!

八、电视剧歌曲联唱

片 头

(备播:来自兄弟电台、电视台的祝贺 。3分40秒)

王晓青:如今打开电视收音机,真是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信息爆炸、难舍难分。

杨 明:然而在武汉,我们的观众听众却更爱看家乡的新闻,更爱听邻居街坊亲切的声音。

王晓青:说到武汉广播电视的名牌栏目,武汉观众对一些栏目如数家珍,比如《武汉新闻》、《都市写真》,比如每天在中央电视台第7套播出一小时的我国第一个大型综合性科技栏目《科技之光》,比如《百姓连线》、《江城警讯》、《都市茶座》《快乐家庭》等等;

杨 明:广播听众则对一些电台栏目耳熟能详,有口皆碑,比如《白云彩虹873》《金桥广播戏曲茶社》、《少年朋友这方来》、《阳光午间档》、《九省通衢大市场》等等;

王晓青:名牌栏目造就广电名人,有的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的天天出镜,大名鼎鼎;但更多编辑记者和组织者、领导者常常默默无闻,因为他们甘当幕后英雄!

杨 明:一首《巍巍大中华》,曾在去年非典时期家喻户晓、唱响江城!此刻武汉广电系统的部分节目主持人将现场演唱,让我们重温激情、再表心声!

九、歌曲:《巍巍大中华》

谭 晨:从一个广播频率到新闻、经济、文艺和交通四个频率,从一个电视频道到新闻、综合、文艺、科教生活、影视、体育休闲以及外语六个频道,从广播的一花独放到广播、电视和有线网络三业并举;

郑 毅: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武汉广电正在成为中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广播影视机构之一;

谭 晨:它见证了武汉美丽的成长,记录了这个特大城市成长的美丽;

郑 毅:它的画面,描绘着改革开放的武汉风格,它的镜头,追踪着文明进步的中国速度!

十:阎维文:《中国速度》、《母亲》、《扬起风帆》

昆 明:在中国光纷影杂的电视荧屏上,武汉电视以科技、青少、对外等节目的制作优势著称于世,广受好评;

王晓青:《科技之光》在国际国内屡获大奖,被誉为中国科普的“国家队”;而《十月婚典》实现了电视栏目的“国家注册”,一千二百多对新婚夫妻,通过荧屏走向了爱情的“围城”;

昆 明:其实,不论是主办承办2000北京国际科技影视节目展评会,中国武汉国际杂技节,或者重大体育赛事的全国现场直播,都是在打造武汉广电品牌,树立武汉城市形象;

王晓青:刚刚落幕的“寻找主持人”选拔大赛,反响强烈,上下关心,为武汉广电队伍带来了朝气蓬勃的新面孔,为这些年轻的主持人喝彩,就是为明天的武汉荧屏加油鼓劲!

十一、歌曲:《为我喝彩》

王晓青:武汉地处中部,四通八达,所以这里的舞台上东西荟萃、南北融合,既有楚风汉韵,更有百花斑澜;

杨 明:许多著名文艺家来到武汉,从汉正街找素材,到吉庆街找旋律,到江汉路找灵感;

王晓青:著名相声演员大兵从湖南来武汉,就找到了新搭档卫国,找到了电视栏目《都市茶座》;

杨 明:也找到更加广泛的观众和更加热烈的“追星族”!

十二 相声:《新编洪湖赤卫队》

王晓青:时代特征、中国特色、武汉特点,这是武汉市广播电视局确立的新世纪武汉广播影视发展的道路;

杨 明:强化管理、不断开拓、锐意进取,我们继往开来,再上征程!

王晓青:让每一个日子都成为好日子;

杨 明:好事成双,越来越好,在这好事成双的两台庆典之夜,让我们登高望远,眺望越来越好的锦绣黎明!

十三 宋祖英《大地飞歌》、《好日子》、《茉莉花》

十四 舞蹈《再创辉煌》

舞蹈中出字幕:(走过五十五个风雨历程,我们用声音讲述百姓的真情;历经二十载春夏秋冬,我们用镜头记录着城市的成长;岁月流转,我们情怀依旧;跨越梦想,我们再创辉煌。)

舞蹈中主持人登台:

杨 明:走过五十五个风雨历程,我们用声音讲述百姓的真情;

王晓青:历经二十载春夏秋冬,我们用镜头记录着城市的成长;

郑 毅:对于一个人来讲,五十五岁正当壮年、年富力强,二十岁则青春气盛、虎虎生风;

谭 晨:武汉广播己走过五十五个春秋,武汉电视才刚刚踏上二十级台阶,对于武汉广播电视事业,都不过是历史一瞥、长河一瞬!

东 方: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祝武汉广播电台更大更强、更有影响力;

广 州:祝武汉电视台芝麻开花节节高!

昆 明: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哈尔滨:代表大武汉,创造新时代!

孟 晨:岁月流转,我们情怀依旧;

石 云:跨越梦想,我们再创辉煌;

杨 明: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统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开创武汉广播电视事业新局面——

合: 越来越好,再创辉煌!

主持人站位:

昆明 哈尔滨 郑毅 谭晨 杨明 王晓青 东方 广州 孟晨 石云

武汉日记篇3

自浙江银泰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浙江银泰”)在今年3月正式举牌鄂武商(000501.SZ)后,武汉当地政府与银泰方面各显神通,争夺陷入胶着状态,双方对鄂武商的控股权三度反复。

短兵相接中,占据地利优势的武汉国资,利用手中的控股地位,三次停牌鄂武商,为抢夺鄂武商赢得先机。对此,浙江银泰称,武汉方面的行为是“改革开放及民主法制的倒退”。银泰系对鄂武商的争夺决心可见一斑。

多年前,浙江银泰进驻鄂武商,一直居于第二大股东地位。但这些年来,由于认为大股东武汉国资在解决鄂武商同业竞争、资产重组方面碌碌无为,浙江银泰欲取得第一大股东地位,控股权争夺由此展开。

增持拉锯战

鄂武商的控股权之争,始于2011年3月底。

3月28日,在鄂武商2010年报公布仅2天,银泰系突然举牌鄂武商。当日,浙江银泰通过二级市场增持股票,使得银泰系持股比例达到22.71%,一跃成为鄂武商第一大股东。3月29日,鄂武商停牌。

停牌当天(29日),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武商联”)结盟武汉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一致行动人方式,将武汉国资的持股比例由当初的22.69%提高到22.81%,以微弱优势超越银泰系。

4月6日,浙江银泰再次增持鄂武商,持股达到23.83%。4月7日,鄂武商再度停牌。

两天之后,武商联与武汉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等闪电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武商联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鄂武商的股份上升到23.99%,实现反超。

4月13日,银泰与其关联方连续增持后,占股为24.48%,再度超过彼时武汉国资方面23.99%的持股比例。4月14日,鄂武商三度停牌。

鄂武商复盘后的6月9日,武商联及其一致行动人,耗资5亿多元,再次增持2536.25万股股份,持股比例达29.67%,再度反超银泰系。

几经拉锯,武汉国资方面保住了对鄂武商的控股地位。

7月15日,武汉国资委在采取一致行动人策略后,又抛出“要约收购”杀招。

当天鄂武商公告称,公司第一大股东武商联及其一致行动人正在筹划对公司实施部分要约收购事项,公司股票再次停牌。

部分要约收购是指,收购人在公开市场上向目标公司所有股东承诺以某一特定价格购买一定比例或数量股份的收购。相对于全面要约收购,大股东通过部分要约收购可以在保持公司上市地位的前提下,增强公司控制力。

目前,武商联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鄂武商的股份总数达到15217.45万股,占鄂武商总股本的29.99%。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武商联及一致行动人此后只能采取要约收购方式进行增持。

武商联的强硬态势让银泰方面有些错愕,一度被认为是市场化收购手段的“要约收购”方式,被武商联捷足先登。

此时,银泰系持有的鄂武商股份也达到了24.48%。除了上述浙江银泰投资有限公司之外,浙江银泰百货有限公司持股14.4%,湖北银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8.22%。

知情者称,此前银泰百货(1833.HK)已经筹划要约收购鄂武商,准备动用80亿元资金,全面要约收购鄂武商,一度志在必得。

7月17日,银泰百货CEO陈晓东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现在对方只出来一个(要约收购)提示,等方案出来后,再作评价。

对簿公堂

按照浙江银泰原来的计划,浙江银泰及一致行动人将通过二级市场增持股份到29.9999%,并且考虑动用现金全面要约收购。

武汉方面采取的阻击方式是,将浙江银泰直接告上法庭。

7月12日,武汉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武开投”)状告浙江银泰涉嫌违反外资收购上市公司的法律法规、在二级市场违规增持公司股份一案,在武汉江汉区法院开庭。

根据庭审内容,武开投的律师称,浙江银泰是外资企业,其在二级市场收购,属于外资违规入市,日后不得增持;并且提请法院判令浙江银泰出售所持有的鄂武商股份,收益所得归鄂武商所有等。

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温天相律师表示,浙江银泰的增持是合理合法的,不构成侵权;浙江银泰的增持行为并无侵权损害的发生。

同时,温天相称,如果要判令公司增持违法,理应先由行政机关如商务部、证监会等予以认定,而不是法律途径。

对于这一诉讼,法庭未当庭宣判。

据接近银泰方面的人士称,武开投的官司是精心策划的一场反攻战,一方面通过诉讼,冻结浙江银泰的账户,使其收购鄂武商进程延缓;另一方面对浙江银泰外资性质的质疑,使得浙江银泰的收购合法性受到挑战,最终延缓银泰系的收购计划。

在此之后的6月17日,浙江银泰也在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将武商联、武汉阿华美制衣公司、鄂武商董事长刘江超等告上法庭,指控上述被告涉嫌在一致行动人协议中制作虚假文件、严重违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准则、违规增持股票等。

双方的争夺变得硝烟弥漫。

7月4日,浙江银泰在官方网站了全名为《请大家共同关注,制止改革开放及民主法制的倒退》公开信。

在公开信中,浙江银泰直接提出“鄂武商董事长刘江超权力有多大”、“鄂武商是大股东私人企业还是公众公司”、“国有资产流失谁来负责”的质疑。并阐述了银泰遭遇不公平的待遇。

重组方案

双方的争夺源于鄂武商的重组。

此前有消息称,当地政府在重组方案中撇开了浙江银泰百货,致使银泰方面通过二级市场举牌以争取主动。

当时,武汉市政府承诺,武商联旗下的三家上市公司鄂武商、武汉中百(000759.SZ)、武汉中商(000785.SZ),将通过重组解决同业竞争状况。

而武商联的成立,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武汉市国资委下属的三家商业上市公司之间的同业整合。

2007年5月,武商联由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和武汉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起设立。除控股上述三家商业上市公司外,还参股武汉工贸、武商家电、畅鑫物流等。

有消息称,早在2009年,武商联在内部就提出过相关方案,将武汉中商的百货业务拆分给鄂武商,将超市业务拆分给武汉中百,而武汉中商可能作为壳资源进行出售。

但这一方案最后被否定。三家公司之间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导致资产置换面临重重难题。

2011年6月9日,鄂武商公告,由于公司重组方案中涉及的相关利益复杂,相关方面无法达成共识,重组中止。

武商联的一位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内部各种方案都讨论过,包括公司合并以及业态整合,但三家上市公司一起重组难度太大。

据悉,武汉市政府方面的设想是,此次重组先解决武汉中百和武汉中商之间的业务整合,之后再考虑鄂武商。

但对于具体的重组方案,武汉市国资委以及武商联的人士均三缄其口。而原本已经答应记者的三方联合接受采访的计划,在最后时刻变卦。

查看三家公司的业态,武汉中百在传统的小型仓储店和便民店的业务外,重点转向中百电器连锁业务,其2010年超市一块业务收入达到112.51亿元。

武汉中商的业务集中在商业零售,目前大力扩张中低端百货连锁,完成武汉三镇全面布局,并进入黄石等潜力二级城市。2010年实现商业零售收益33.29亿元。

武汉中百和武汉中商的业态比较接近,存在合并同类项的可能。

“具体方案还在制定中,先重组两家,一步步来。”上述武商联的人士告诉记者。

据悉,此次重组,武汉国资委聘请了海通证券为财务顾问,负责重组方案的制定,以及和相关机构的沟通。

但摆在面前的难题是,即使武汉中百和武汉中商完成重组,其与鄂武商的同业竞争问题依然存在。

银泰图谋

在武商联旗下的三家上市公司中,鄂武商的质地最为优秀。

2010年,鄂武商实现营业总收入105.4亿元,税后利润2.94亿元,分别同比增长32.7%、23.5%。

同期的武汉中商营业总收入为37.04亿元,净利润为6768.81万元;武汉中百当年实现营业收入118.72亿元,净利润2.51亿元,增长幅度落后于鄂武商。

在武汉,一直有商业在汉口、工业在汉阳、学术在武昌一说。

而汉口的商业,以武广商圈为最。其间的武汉广场、世贸广场、武汉国际广场、新世界百货中心店、庄胜崇光SOGO一字排开,百货业龙头集聚于此。

上述的武汉广场、世贸广场和武汉国际广场均为鄂武商所有,三者连为一体,各店定位错落。武汉广场定位于中低端百货业;世贸广场以中高档主流时尚百货为经营定位;而武汉国际广场定位于高端奢侈品。

目前上述三个广场的营业面积达到20万平米。

加之摩尔城,鄂武商无论是在单店销售规模还是商业面积上,均为国内领先。届时50万平米的营业面积使得鄂武商成为名副其实的百货业航母。

7月中旬,鄂武商董秘李轩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摩尔城将于今年9月底建成营业。

对于银泰百货来说,控股鄂武商具有战略性意义。

数年前,银泰系掌门人沈国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银泰未来要做的三块业务是,百货业、房地产和能源矿产,而百货业是银泰的基础。其表示不会简单放弃鄂武商。

至今为止,银泰百货的布局除了浙江之外,湖北是其扩展的重心。目前银泰百货在湖北一共开设了6家百货店,分别在汉阳、襄樊、随州等地,按照计划未来会增加到20家。

据悉,银泰百货在汉口的百货店面积为3万平米,在建的武昌银泰百货的面积12万平米。

而在商业最为繁华的汉口,银泰百货还是空白。

按照银泰方面的想法,控股鄂武商这个湖北商业龙头之后,银泰采取双品牌战略,一举在湖北确立百货业“一哥”的地位。

和鄂武商已有50年的历史相比,作为后起之秀的银泰百货,成立仅13年时间。收购兼并也成为银泰百货做强做大的法宝。

银泰系曾举牌百大集团,和西子联合控股争夺第一大股东。银泰以此一役,取得了百大集团的百货业务,其在浙江百货业确立了强者地位。

分析人士认为,对于鄂武商来说,银泰的优势在于,银泰百货拥有良好的盈利能力和管理水平。2010年,银泰百货销售额为87.4亿元,同比增长36.3%;净利润达6.9亿元,同比增长47.9%。银泰百货以更小的销售额,获得了近两倍的净利润,其发展速度、盈利能力均已经盖过了鄂武商。

武汉日记篇4

赋在最初产生时就与军事需要相关。《汉书·食货志》在记述“先王”之制时说:“有赋有税。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赋共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汉书·刑法志》亦曰:“因井田而制军赋。......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可知赋是在土地与工商山林川泽之外的收入,其用途是供应军需。

秦人的赋出现于战国中期。《史记·秦本纪》:“(秦孝公)十四年,初为赋。”《集解》徐广曰:“制贡赋之法也。”《索隐》谯周云:“初为军赋也。”秦孝公十四年(公元前348年),正是商鞅在秦国变法之时。征赋是商鞅的一项变法措施,其主要目的是供应军费,故称此赋为“军赋”。

秦人的赋,开始时大约是以户为单位征收的。商鞅的变法令规定,一户之中,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而不分立门户的,就要加倍征赋:“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1]又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可(何)谓‘匿户’及‘敖童弗傅’?匿户弗繇使,弗令出户赋之谓也。”[2]可见秦人曾有“户赋”。但不清楚当时是否还另有人头税,也无法判定此“户赋”是否为一户之内人头税的集合。我们能够确知的是,到秦始皇时,已经有了人头税。《淮南子·氾论训》:“(秦)发適戍,入刍稿,头会箕赋。”《史记·张耳陈馀列传》:“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百姓疲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睡虎地秦简《金布律》:“官府受钱者,千钱一畚。”“畚”即畚箕,“头会箕赋”和“头会箕敛”即用畚箕按人头敛钱,“以供军费”则说明其目的是用作军费。

秦朝的人头税叫作“口赋”。《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曰:“(秦)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七国考·秦食货》引《咸阳大事记》曰:“秦赋户口,百姓贺死而吊生。故秦谣曰:‘渭水不洗口赋起。’”可知从秦人从很小起就缴纳口赋,其负担之重,到了“百姓贺死而吊生”的地步。秦朝口赋的缴纳数额,史籍中没有记载。当时,“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3]秦始皇长时期大规模地用兵,军费消耗极巨,遂苛敛民赋以供需求。《汉书·食货志》记载:“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往者秦为无道,残贼天下,兴万乘之驾,作阿房之宫,收太半之赋,发闾左之戍。”以上史料均称秦朝“收泰(太)半之赋”,即所征的赋达到了百姓收入的三分之二。这当中或许包括了田租和其他税项,如董仲舒所谓“盐铁之利”,但人头税应是其重要成分。《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末“关东群盗并起”,冯去疾、李斯、冯劫向秦二世进谏:“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这表明,赋税沉重乃是导致秦朝动乱以至灭亡的原因之一。二

西汉王朝建立以后,局势趋于稳定,国家财政也发生了变化。《史记·平准书》记载汉初的情况:“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下之经费。”据此,“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是皇帝与王侯的“私奉养”,而民赋则供应“吏禄”与“官用”。《新论·谴非》记载西汉后半期的情况;“汉宣以来,百姓赋钱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吏俸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官吏的俸禄用去民赋的一半,而另一半应是支应“官用”。在汉代,尽管战争与杀伐较秦时已大为减少,但从汉代诸赋的设置、征收和使用情况看,军费在“官用”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

汉代国家军费的来源比秦代要复杂一些,但头绪相对清楚。汉代的赋共有三项,即按人征收的税项——人头税(口赋、算赋)和成年男子的代役金(更赋),以及按户征收的税项——家庭资产税,它们构成了汉代军费的基础,但开征名义与用途各不完全相同。

汉代的人头税,分口钱与算赋两种。口钱是未成年者的人头税。[4]《汉旧仪》:“年七岁以至十四岁出口钱,人二十三。二十钱以食天子,其三钱者,武帝加口钱以补车骑马。”《说文解字》释“赀”:“汉律,民不繇,赀钱二十三。”汉代不足15岁的未成年者不供应徭役,而出口钱(或曰“赀钱”),每人23钱。《汉书·贡禹传》:“(贡禹)以为古民亡赋算口钱,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宜令七岁去齿乃出口钱,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议,令民产子七岁乃出口钱,自此始。”不足15岁的未成年者缴纳23钱口钱的制度始于汉武帝,当时的起征年龄是3岁。到汉元帝时,因贡禹的建议而改为7岁。在这23钱中,20钱是“供养天子”的,另3钱为武帝所加,目的是“补车骑马”。

“车骑马”这一名称屡见于汉史,是指可供驾车和骑驰的军马。《汉书·武帝纪》记载:“(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五月,籍吏民马,补车骑马。”可知“车骑马”是马,而非车与马的连称。《汉书·食货志》记载,晁错曾向汉文帝建议:“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既称“一匹”,又与“武备”相关,自然是指军马。又《史记·平准书》:“于是天子以为山东不赡,赦天下囚,因南方楼船卒十余万人击越,发三河以西骑击西羌,又数万人度河筑令居......车骑马乏绝,县官钱少,买马难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差出牝马天下亭。”因战争而导致“车骑马”短缺,故令封君至三百石吏出牝马给天下亭,也说明“车骑马”就是军马。

汉武帝时期,军马的需要量很大。据《汉书·匈奴传》记载,从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到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曾先后八次进攻匈奴,每次都使用数以万计的马匹。元狩四年之战投入的数量最多:“发十万骑,私负从马凡十四万骑。”军马在战争中急剧消耗。尤其是元狩四年之战,“汉士物故者万数,汉马死者十余万匹。匈奴虽病远去,而汉马亦少,无以复往”。

马匹的惨烈损失,导致了西汉王朝马政的一系列变化。《汉书·武帝纪》记载:“(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天下马少,平牡马匹二十万。”此时正是元狩四年之战后的次年,西汉王朝将天下公马的价格统一为每匹20万钱。马政的变化还包括将马放租收取利息,登记吏民马以备征用[5]等等。增加口钱数额以“补车骑马”的政策,有可能也是在这一时期制定的。尽管口钱所增加的3钱与20万钱马价相比大小悬殊,但这里更为重要的意义或许在于西汉王朝欲通过此举而使全民参与备战。

虽然口钱所增数额不大,但据贡禹所说,由于其起征年龄早,仍是百姓“重困”的原因。故汉元帝用了贡禹的建议,将口钱的起征年龄由3岁改为7岁。这样,缴纳口钱的人数就较先前减少了三分之一。王充《论衡·谢短篇》曰:“七岁头钱二十三。”王充是汉和帝时人,可知这一制度至东汉沿用不改。

另一种人头税是算赋。算赋是15—56岁百姓的人头税。《汉书·高帝纪》:“(高帝四年,公元前203年)八月,初为算赋。”注引如淳曰:“《汉仪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赋钱即算赋。这里清楚地指明,赋钱的用途(或主要用途)是供应军械和军马的开支。

在汉代,中央和地方都有储存军事装备的武库。中央的武库设在长安和洛阳两地。《汉书·高帝纪》:“(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二月,至长安。萧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大仓。”西汉王朝在初建都时就营造武库,将此视为要急。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发生巫蛊之乱,卫太子遣使者“矫制赦长安中都官囚徒,发武库兵”。此即长安武库,大约本由皇帝直接控制,故卫太子“矫制”发之。考古工作者在20世纪70年代曾对长安武库遗址进行发掘。经考察,发现该武库位于未央、长乐两宫之间,东西长700余米,南北宽300余米,总面积为23万平方米,四周有夯土建造的厚达15米的围墙,宛若一座小城。在库房中,存放着刀、剑、矛、戟、镞和铠甲等,大多为铁制品[6]。洛阳武库更是一个大型的军械储备基地,史称“精兵所聚”[7]。王夫人曾向汉武帝请求将其子封到洛阳为王,而武帝以“洛阳有武库、敖仓,当关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来,传不为置王”,予以拒绝[8]。

汉代靠近北边的郡国设有武库。《汉书·成帝纪》:“(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立故河间王弟上郡库令良为王。”注引如淳曰:“《汉官》北边郡库,官之兵器所藏,故置令。”武库令的品秩是六百石[9],在县长之上,而上郡的库令又是河间王弟,估计该武库规模不小。又《汉书·武五子传》:刘长为燕王旦命令群臣曰:“寡人赖先帝休德,获奉北藩,亲受明诏,职吏事,领库兵,饬武备。”知燕国亦当有武库。

汉代在内地各郡也设武库。据记载,汉武帝时,南阳、楚、齐、燕赵之间,曾有“盗贼”攻城邑,“取库兵”谋反[10];汉成帝时,颍川铁官徒申屠圣、山阳铁官徒苏令、广汉男子郑躬、陈留男子樊并“盗库兵”谋反[11];汉平帝时,阳陵任横“盗库兵”谋反[12];东汉时,因广柔县蛮夷反,蜀郡“发库兵击之。”[13]

近年出土于尹湾汉墓的《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是一部记录汉成帝时期东海郡武库所收藏兵器与军车名目及数量的集簿。该集簿分两部分:“乘舆兵车器”部分登载了58种军械,共114693件;“库兵车”部分登载了182种军械,共23753794件。其中,剑、刀、矛等手执的兵器数量极大,如“剑九万九千九百一”,“刀十五万六千一百卅五”,“矛五万一百七十八”等。除一般兵器外,集簿还登载了各种车具和军车,如“车披具”、“冲车铁鞮”、“冲车”、“战车”、“轻车”、“将军鼓车”、“将军兵车”、“强弩车”、“连弩车”、“武刚连弩车”等。军车的数量也不少,一种名目可达数百辆,如“兵口车六百七十七两”,“轻车三百一乘”等[14]。

军械制作的费用来自算赋。江陵凤凰山汉简提供了一个例证。算赋的征收单位是算,故又称算钱。在江陵凤凰山汉简中,有关于算钱征收情况的实物资料。据考证,这批简牍的年代属西汉文帝末年到汉景帝四年(公元前153年)。其中的4号、5号简,记录了当时市阳、郑里、当利这三个里的定算人数、算钱钱数及算钱名目。在算钱名目中,除“吏奉”、“口钱”、“传送”、“给转费”外,还有一项称作“缮兵”:“(当利里)二月算廿口口口缮兵。”[15]这条简文表明,当利里的纳算钱者在二月份每人出了20多钱用于“缮兵”。缮兵,即缮治武器。但凤凰山汉简中的这种“缮兵”费是用于地方武库还是上缴中央,目前还不清楚。因为从简文所记录的各种算钱名目来看,其去向不一:有的算钱可能用于地方,如“给转费”,有的则可能要上缴中央,如口钱。而要了解“缮兵”费的使用情况,尚嫌材料不足。

中央的武库,经费由大司农供应。汉哀帝时,侍中董贤方贵,“上使中黄门发武库兵,前后十辈,送董贤及上乳母王阿舍。(毋将)隆奏言:‘武库兵器,天下公用,国家武备,缮治造作,皆度大司农钱。大司农钱自乘舆不以给共养,共养劳赐,壹出少府,盖不以本臧给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费,别公私,示正路也。’”[16]“大司农钱”是出自“民力”,而“民力”在这里当指民赋。《汉书·百官公卿表》:“治粟内史,秦官,掌谷货,有两丞。景帝后元年更名大农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农。”《续汉书·百官志》大司农条本注曰:“掌诸钱谷金帛诸货币。郡国四时上月旦见钱谷簿,其逋未毕,各具别之。”大司农所掌“诸钱谷”,主要为诸赋和田租。可知民赋是中央武库经费的来源。

算赋还用来支付官马的费用。前引《汉书·高帝纪》如淳注曰:算赋(赋钱)“为治库兵车马”。如前所述,口钱中用于“补车骑马”的数额并不大,因而官马的费用大概主要是由算赋来提供。汉代的官马可分三类。第一类是皇室和中央官署使用的乘舆厩马,如大厩、未央、家马等官厩中的马匹;第二类是边郡的苑马,由牧师苑管理,分布在北部和西部边境;第三类是各地驿传和亭中的马,如汉武帝时向封君至三百石吏征调的牝马,就交“天下亭”畜养。

汉代官马的数量很多。据《汉仪注》记载,牧师苑的马匹曾多达30万匹。汉元帝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和五年(公元前44年),曾两次赐给宗室有属籍者马匹“一匹至二驷”[17]。“二驷”即8匹。《汉书·平帝纪》载元始五年(公元5年)诏曰:“惟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子孙及兄弟吴顷、楚元之后,汉元至今,十有余万人。”汉平帝元始五年距汉元帝初元时不过50年左右,而“宗室子”为10余万人。据此估计,在汉元帝初元时,宗室有属籍者大概也会有几万人,而这两次赐马的数量则应以万计。

汉代按人征收的诸赋还包括成年男子的代役金,即更赋。汉代的成年男子,每年要为官府供应一定的劳役,可以亲身服役,也可以出钱代役。《汉书·昭帝纪》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诏曰:“三年以前逋更赋未入者,皆勿收。”注引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践更,有过更。古者正卒无常人,皆当更迭为之,一月一更,是为卒更也。贫者欲得顾更钱,次直者出钱顾之,月二千,是为践更也。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亦名为更,律所谓徭戍也。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当自戍三日,不可往便还,因便住一岁一更,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官以给戍者,是为过更。”照如淳所说,在内地服役,一月一更,不去者可雇人代役,工钱是2000钱;去边境做戍卒,每年3日,不去者须缴纳300钱给官府,由官府发给戍者。由于大多数人并不亲身赴边,而是缴纳300钱的代役金,这笔代役金就成了一种赋税,称“过更”,又称“更赋”。

“戍边三日”有可能是源于古制。《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曰:“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董说应是指周朝或是更早的时代曾经出现过的制度。古时百姓役轻,活动范围小,故有三日之制存在的可能。到了后世,这种役制已不能再实行,遂蜕变为一种税制。

征收更赋的记载,最早见于前引《汉书·昭帝纪》载元凤四年诏。是年为汉昭帝即位后的第十年,因“帝加元服”(举行冠礼),故免收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以前拖欠的更赋,以示恩恤。由此可知,在元凤三年以前已有更赋。

更赋应是在边境和平而少戍卒的形势下出现的。西汉的边事,大致可以汉武帝晚年为分界,此前纷繁,此后转为消歇,戍卒的数量在此前后有很大的变化。据《汉书·食货志》记载,从汉武帝元狩末到天汉初的近20年间,戍卒的人数持续增加,在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时曾经超过60万人。但汉武帝在晚年改变了态度。他轮台之诏,“深陈既往之悔”,改行思富养民的政策,“由是不复出军”[18]。

到汉宣帝时,戍卒的数量已相当少了。《汉书·赵充国传》记载,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赵充国上汉宣帝书曰:“窃见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数千人,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汉书·宣帝纪》记载: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以边塞亡寇,减戍卒什二。”在汉宣帝神爵年间,北方的边境线上仅有戍卒数千人,到五凤年间又削减了20%。又《汉书·匈奴传》记载:汉元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夏侯藩谓匈奴单于曰:“窃见匈奴斗入汉地,直张掖郡,汉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数百人寒苦,候望久劳。”其时张掖郡三都尉仅有士卒数百人。可知在西汉的后半期,戍卒的数量是不多的。

不去服戍边之役的成年男子缴纳代役金。由于自汉武帝晚年起戍卒的数量开始减少,故更赋有可能是在汉武帝晚年出现,或是从那时起逐步定型的。汉昭帝以后,关于“更赋”、“过更”的记载开始在文献中零星出现。如《汉书·翟方进传》:翟方进向汉成帝“奏请一切增赋,税城郭堧及园田,过更,算马牛羊,增益盐铁”。注引张晏曰:“‘一切’,权时也。”此处的“过更”即更赋,但未知所谓“增赋”是增加“过更”等的征收数额还是临时增置这些税项。又《汉书·王莽传》:“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罷癃咸出。”这条材料表明,至少在西汉末年,征收更赋已是常制,而且“罷癃”——废疾之人也不能免,可知其征收范围不小。

到了东汉,文献中有关更赋的记载显著增多。以《后汉书》帝纪中的记载为例:中元二年(公元57年),汉明帝因羌人在陇西造反,发天水三千人,“复是岁更赋”。永平五年(公元62年),因元氏县为明帝生地,“复元氏县田租、更赋六岁”。汉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年),优恤流民还归者,“复一岁田祖、更赋”。永元九年(公元97年),诏曰:“今年秋稼为蝗虫所伤,皆无收租、更、刍稿。”汉安帝永初四年(公元110年),“诏以三辅比遭寇乱,人庶流冗,除三年逋租、过更,口筭、刍稿”。元初元年(公元114年),“诏除三辅三岁田租、更赋、口筭”。汉顺帝永建五年(公元130年),“诏郡国贫人被灾者,勿收责今年过更”。阳嘉元年(公元132年),“禀冀州尤贫民,勿收今年更、租、口赋”。永和四年(公元139年),太原郡旱灾,“遣光禄大夫案行禀贷,除更赋”。汉桓帝永寿元年(公元155年),“诏太山、琅邪遇贼者,勿收租、赋,复更、筭三年”。以上史料提到的“更赋”、“过更”、“更”,应是同一种赋税。尽管更赋有时也被称作“过更”或“更”,但它并不是徭役的名称,而是与田租、口筭(算)、刍稿等并列的赋税项目,故免征时不仅可曰“复”、曰“除”,亦曰“勿收”、“勿收责”。

更赋被用来支付戍边的费用。《汉书·卜式传》记载:“河南上富人助贫民者,上识卜式姓名......乃赐式外徭四百人。”注引苏林曰:“外徭,谓戍边也。一人出三百钱,谓之过更。”外徭即戍边,“赐式外徭四百人”,就是把四百人一年的更赋钱赏赐给卜式。《汉书·元帝纪》:“(永光三年,公元前41年)以用度不足,民多复除,无以给中外徭役。”“复除”,即免除赋税或徭役;“中外徭役”,指内地之役和戍边之役。复除者多,则役夫少、更赋少,导致了外徭供应的短缺。

如前所述,300钱是戍边3日的代役金,3日300钱,则1日100钱。汉代戍边的役期一般是一年。《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高后五年,公元前183年)令戍卒岁更。”役夫前往边地做戍卒,若一岁而更,扣除自已应尽的戍边义务外,为他人代役300多日,应得30000钱左右。据居延汉简记载,汉代戍卒的口粮、部分衣装乃至家属的口粮都是由官府供应的,因此官府大概不会将代役金如数发给戍卒。《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元年,公元58年)募士卒戍陇右,赐钱人三万。”被招募的戍边士卒赐钱三万,则服役的戍卒所得的代役金有可能要低于此数。

在居汉延简中,有不少关于“赋钱”收支的记载。例如:

“未得四月尽六月秋三月奉用钱千八百已得赋钱千八百。”(82·332)

“出赋钱二千七百给令史三人七月积三月奉。”(104·35)

“出赋钱八万一百给佐史八十九人十月奉。”(161·5)

“金曹调库赋钱万四千三…。”(139·28)[19]

以上简文中所提到的“赋钱”,有可能是指更赋,或主要是指更赋。

汉代供应军费的诸赋,在按人征收的项目之外,还有按户征收的项目。据文献记载,汉代曾有军赋。《汉书·惠帝纪》载汉惠帝诏曰:“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及故吏尝佩将军、都尉印将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给军赋,他无有所与。”从“家唯给军赋”来看,军赋为当时的一种赋税项目,可能是按户缴纳的。其征收面颇广,即使是通常享有复免赋役特权的人(现任六百石以上官吏与家人同居者,原将军、都尉及二千石官等),也要缴纳。“军赋”,顾名思义,是专门用作军费的赋税。“军赋”在汉代史料中仅此一见,其税额及征收情况不详。

西汉宣帝时,西羌反叛,朝廷发兵征讨。左冯翊萧望之、少府李彊、京兆尹张敞等人曾就如何解决军费的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由他们的争论可知:汉代的战争,通常以“户赋口敛”的方式来解决军费,这既是“古之通义,百姓莫以为非”,也是“常人之所守”;汉代有专为“军旅卒暴”而设的《金布令甲》,这条法令规定,当边郡发生战事时,“令天下共给其费”[20]。云梦睡虎地秦简中有《金布律》,是关于货币、财物的法律,汉代的《金布令甲》可能与之有某种相承的关系。关于《金布令甲》,颜师古注:“金布者,篇名也。其上有府库金钱布帛之事,因以名篇。令甲者,其篇甲乙之次。”《金布令甲》中所谓“令天下共给其费”,应即萧望之等人所说的“户赋口敛”。“口敛”,是征收人头税,当指算钱、口钱,相似于秦代的“头会箕敛,以供军费”。“户赋”则是按户征赋,与“口敛”一样,也是为了军事目的,故此“户赋”有可能是指征收军赋,或与之性质类似的赋税。

从文献记载来看,汉代按资产征收的赋税同军费有着明显的联系。例如,《盐铁论·击之》:武帝时,“保胡越,通四夷,费用不足。于是兴利害,算车舡,以訾助边,赎罪告缗,与人以患矣”。“訾”同“赀”,即资财。“以訾助边”,就是根据资财补助边用。《盐铁论·未通》:“往者军阵数起,用度不足,以訾征赋,常取给见民。”更明说“以訾征赋”即根据资产征赋,以补充因“军阵数起”而导致的“用度不足”。又《汉书·王莽传》记载,天凤三年(公元16年),平蛮将军击句町,“赋敛民财什取五”。天凤六年(公元19年),“匈奴寇边甚......一切税天下吏民,訾三十取一”。以上数条都是征收资产税的例子,而这些资产税的用途都是军费。

资产税的税率,汉初是每万钱出1算,1算为127钱。《汉书·景帝纪》载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诏令:“訾算四得宦。”注引服虔曰:“訾万钱,算百二十七也。”编户齐民的资产包括田、宅、车、牲畜和奴婢等,但有时日常生活用品也被计为家资。《后汉书·和帝纪》载永元五年(公元93年)诏曰:“往者郡国上贫民,以衣履釜为赀,而豪右得其饶利。”可知有些地方官吏在征收资产税时是相当苛刻的。

按家资出税,其征收单位自然是户。资产税是我们目前所能了解到的汉代唯一一种按户征收的税项,但未知其当时有无专名。从“以訾征赋”的记载来看,资产税是一种赋,或可暂且称之为“资赋”。它是萧望之等人所谓“户赋口敛”中的那种按户征收的赋,或许也就是汉惠帝诏书中所谓“军赋”。从《金布令甲》是为“军旅卒暴”而设,从张敞反对萧望之等人“户赋口敛”的主张,认为是“烦扰良民,横兴赋敛”和所谓“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余年,百姓犹不加赋,而军用给”的说法[21]来看,这种为军费需要而征收的资赋在汉代(至少在西汉)大概不是一种常赋。

到了东汉,情况发生变化。《三国志·曹洪传》注引《魏略》:“初,太祖为司空时,以己率下,每岁发调,使本县平赀。于时谯令平洪赀财与公家等,太祖曰:‘我家赀那得如子廉耶!’”这条材料表明,东汉末年有“每岁发调”的家庭资产税。

以上是汉代军费的三个主要来源。当战争规模巨大或是旷日持久的时候,这三个来源就不足用了。汉政权还要采取其他敛财措施来加以补充。

张敞称汉武帝用兵三十多年,“百姓犹不加赋,而军用给”,那么汉武帝是如何解决其军费问题的?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武帝时,桑弘羊推行均输法,“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又《史记·平准书》记载:汉武帝置初郡十七,“而初郡时时小反,杀吏。汉发南方吏卒往诛之,间岁万余人,费皆仰给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赡之。然兵所过,县为以訾给,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赋法矣。”《史记》《集解》徐广曰:“‘擅’,一作‘经’。经,常也。惟取用足耳,不暇顾经常法则也。”知“擅赋法”亦作“经赋法”。“以訾给”,应是资产税,其不入“经赋法”,似乎也说明它不是常赋。以上史料表明,汉武帝时的军费,除以大农所藏供应外,是靠均输、盐铁“助赋”和地方上“以訾给”来补充的。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武帝时期的军费来源还包括以下几方面:其一,募民捐献。“又兴十余万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钜万,府库并虚。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入羊为郎,始于此”。其二,准许以钱买爵及赎罪。“卫青比岁十余万众击胡,斩捕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而汉军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转漕之费不与焉。于是大司农陈臧钱经用,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有司请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请置赏官,名曰武功爵。级十七万,凡直三十余万金”。其三,动用帝室财富。“天子为伐胡,盛养马,马之往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而胡降者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县官不给,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出御府禁臧以澹之”。此外,汉武帝还改革币制,禁止郡国铸钱,并颁布算缗、告缗令,向商人征收重税及没收违法商人的财产等。通过这些措施,西汉政权聚敛了大量的财富。

在东汉时期,朝廷往往采取向王侯、富民借贷和削减官俸的方法来补充军费。在对羌人的战争中,东汉政府耗费极大。据《后汉书·段熲传》记载:“永初中,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亿。永和之末,复经七年,用八十余亿。”为了解决财政匮乏,汉顺帝时,永和六年(公元141年)正月,“诏贷王、侯国租一岁”。七月,“诏假民有赀者户钱一千”。汉安二年(公元143年),“减百官奉……又贷王、侯国租一岁”[22]。汉桓帝时,延熹四年(公元161年),“零吾羌与先零羌诸种并叛,寇三辅……减公卿以下奉,王侯半租。占卖关内候、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除向王侯索借半租,还削减官俸、占卖爵和武职。延熹五年(公元162年),“武陵蛮叛,寇江陵……假公卿以下奉。又换王租以助军粮,出濯龙中藏钱以还之”。[23]除索借官俸,还动用帝室财富向王侯换租。又《后汉书·宦者传》:“延熹中,连岁征伐,府帑空虚,乃假百官奉禄,王侯租税。”《后汉书·冯鲲传》曰:(延熹五年,公元162年)“时天下饥馑,帑藏虚尽,每出征伐,常减公卿奉禄,假王侯租赋。”这两处记载称“假”王侯“租税”和“租赋”,可知索借的大约不仅是粮食,也包括钱。综上述,汉代的诸赋,从其设置、征收到使用,都与国家的军费需求相关。其中,人头税——算赋及部分口钱,用于军械与军马的开支,供应军事装备;代役金——更赋,用于边塞和戍卒,供应边防;资产税——资赋,在战争爆发时供应战争的费用。几乎可以这样说,在两汉时期,国家军费开销的主要部分,都是由按人、户征收的诸赋来供应的。这一事实不仅说明了此项开销的巨大,也说明了当时的统治者对于政权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视。同时,它显示出这样一种观念:军事是全天下的要务,须由全天下的民力来共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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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记》卷68《商君列传》。

[2]《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以下所引睡虎地秦简简文,均出此书。

[3]《史记》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

[4]这里说的是汉武帝以后的情况。在汉武帝以前,口钱似为算赋的一个名目,由成年人缴纳。参看江陵凤凰山汉简4号简(《文物》1974年第7期)及《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林甘泉主编,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笔者所撰之第15章《赋税》。

[5]《汉书》卷6《武帝纪》,卷24《食货志》。

[6]《考古》1978年第4期。

[7]《汉书》卷74《魏相传》。

[8]《史记》卷126《滑稽列传》。

[9]《续汉书》《百官志》。

[10]《史记》卷122《酷吏列传》。

[11]《汉书》卷10《成帝记》,卷26《天文志》。

[12]《汉书》卷12《平帝记》。

[13]《后汉书》卷82《方术列传》。

[14]《文物》1996年第8期。

[15]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第7期。

[16]《汉书》卷77《毋将隆传》。

[17]《汉书》卷9《元帝纪》。

[18]《汉书》卷96《西域传》。

[19]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20][21]《汉书》卷78《萧望之传》。

[22]《后汉书》卷6《顺帝纪》。

武汉日记篇5

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

现将**等8人投诉武汉昊华中建环保有限公司未将劳动合同文本交本人持有一份、未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案办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17年9月18日,**等8人到我大队投诉武汉昊华中建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华公司)未将劳动合同文本交本人持有一份、未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我队接待人员向**等8人发放了《武汉市劳动保障监察投诉登记表》,并对**、孙邦平进行初步了解(见《武汉市劳动监察调查询问笔录》)。但由于投诉人中有人未携带居民身份证件,故当时我队请他们提交了身份证复印后再受理。9月20日,**等8人正式向我队递交了《武汉市劳动保障监察投诉登记表》、投诉文书、居民身份证复印材料。我队于9月25日批准立案。另查,**曾于7月19日向我大队投诉昊华公司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问题,当日我队立即派员前往该单位调查了解,但由于该单位已停止生产且无人值守,故未能实施监察。

二、调查情况

据投诉人**称,其于2006年6月进入昊华公司从事化验工作。入职时,该单位与其签订了劳动合同,未将劳动合同文本给本人持有一份,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其要求该单位将劳动合同文本交本人持有一份、为其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并支付生活费。

9月20日,经我队向青山社保处查询得知,昊华公司办理了社会保险登记(登记号为10011872);另,**2001年1月至2006年6月由武汉永昌实业有限公司为其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并缴纳了社会保险费。

9月27日,我队经办监察人员再次前往昊华公司调查,发现该单位仍然处于停业状态,故采取张贴方式向该单位送达《武汉市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通知书》(青劳社监询字〔2017〕083号),并通知该单位所在辖区的网格监察协管员跟进掌握该单位情况,如发现恢复经营,立即与我队经办监察人员联系。截至目前,该公司仍处于未恢复生产经营。

10月中旬,**向我队电话询问办案进展,我队监察人员已将上述办理情况及办案程序电话告知**。

三、下一步工作情况

由于目前昊华公司处于关门停业状态,无法按劳动监察程序对其展开调查。下一步,待该公司恢复正常运营或联系上法定代表人后再依法查处。

武汉市青山区劳动监察大队

武汉日记篇6

武汉报业过去主要是长江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武汉晚报》、《武汉晨报》与湖北日报报业集团的《楚天都市报》、《楚天金报》的对待。武汉报业“划江而治”在2006年被知音传媒集团与长江出版集团进军报业而打破,“四足鼎立”逐步形成。在各种政策、概念性的刺激下,什么武汉经济圈、九省通衢、商贸重镇、科教基地,也频频见诸于武汉各媒体报端。

武汉报业目前的格局

2005年8月,知音传媒集团投资主办《第一生活》,定位为都市生活服务类报纸,提出“第一生活,新鲜生活;时尚生活;女性生活”的办报理念,把双栖女性、成功白领、时尚年轻人、有较强消费水平的家庭作为目标受众群。《第一生活》提出的办报目标是:三年之内要把《第一生活》做成武汉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品质周报。据了解《第一生活》目前已经开始赢利,在武汉女性和大学生中有一定的受众人群。2006年9月《新周报》复刊推出文摘版,再次试水武汉报业市场。为此,知音集团正在构筑武汉报业的第三股力量。

2007年4月28日,湖北日报报业集团正式更名为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在办报目标上做了重新定位“未来5年,本集团努力成为中西部地区综合实力最强的传媒集团。跃入全国大型传媒集团第一方阵,集团规模、效益水平、影响力、竞争力达到国内同行业一流水平。”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是2004年10月经湖北省委、省政府批准组建成立的大型出版文化产业集团。2006年9月16日,长江出版集团投巨资主办《长江商报》,宣布进军武汉日报市场。以“大武汉新日报”为宣传口号,以“主流生活驱动力”为办报理念的《长江商报》,主打“相对高端的一份武汉综合性日报市场”,一年来,其发展势头良好,正成为武汉报业竞争的第四股重要力量。

目前武汉报业市场上的基本格局是:三大报(《湖北日报》、《长江日报》、《长江商报》)、四小报(《楚天都市报》、《楚天金报》、《武汉晚报》、《武汉晨报》)、五周报(《第一生活》、《新生活》、《都市情报》、《大家文摘报》、《新周报》)。

归属情况,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湖北日报》、《楚天都市报》、《楚天金报》、《都市情报》;长江日报报业集团《长江日报》、《武汉晚报》、《武汉晨报》、《新生活》;知音传媒集团:《第一生活》、《新周报》;长江出版集团:《长江商报》、《大家文摘报》。

湖北日报报业集团形成一个主阵,三个方阵――党报为主阵,也是孵化器;子报、期刊、网络三个方阵,目标是每个方阵中要培育一个以上的领军媒体。

长江日报报业集团追求武汉三镇全方位的覆盖。

知音传媒集团目前拥有8刊2报以及l所民办学校的集团化企业,是融期刊出版、广告经营、书刊发行、照排印刷、物业发展、网络开发等于一体的传媒集团。

新闻报道:时代主旋律和品牌栏目相辉映

前不久刚刚揭晓的中国新闻奖名单,湖北媒体共获得12个不同类别的奖项,位居全国各省首位。《湖北日报》于2007年初推出《记者走基层》栏目。记者走基层触摸的是基层火热的生活,收获的是媒体的感染力与亲和力。这种求实作风受到中央领导高度肯定并向全国推广。如今,该栏目成为《湖北日报》的品牌栏目,并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根据不同的时间节点,《湖北日报》相继推出《献计湖北促崛起》、《楚山汉水构建和谐》系列报道,《喜迎党代会荆楚党旗红》和《走近八艺节》系列报道。其子报《楚天都市报》、《楚天金报》主旋律报道有声有色。《楚天都市报》推出的《红色记忆・长征》、《迎接九代会・荆楚华章》,《楚天金报》策划刊发的《将军本色,先进性楷模》等视角独特,备受关注。

江城武汉,是引领中部崛起的龙头,也是湖北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支柱,长江日报报业集团所属媒体紧紧围绕中心工作,推出了以打造武汉城市经济圈为重点的精品力作,同时,通过先进典型的挖掘报道,解读和谐社会的本质。推出了执法为民的民警刘继平、优秀共产党员何红仿等一批重大典型可感可学的模范人物。

《长江日报》2007年创办“武汉城市圈”专版。武汉报业市场还有已经营数年的“范春歌工作室”(《武汉晚报》)、“大家谈”(《湖北日报》)等老牌知名栏目,以及“城周刊”(《长江日报》)、“情感周刊”(楚天金报)等老牌知名板块。

相比较而言,武汉的电视乏善可陈。无论是节目还是传播力,除本地区域市场外,在外地是无法找到市场的。

数字意识、多种经营为未来埋单

2006年9月9日,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成立数字出版部,标志着这家引领全省出版产业的集团正式向数字出版业进军。长江日报的汉网在2006年8月也迎来了自己开通5周年的纪念日。

2007年8月10日,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所属《湖北日报》、《楚天都市报》、《楚天金报》等6份报纸,首次以数字化形态在网上发行,对建国来的报纸全部进行了数字化处理,成为该集团继推出手机报后,变革传统出版方式的又一探索。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对数字传媒在2007年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在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楚天广告总公司的大力支持下,多途径推动网络广告集团化经营模式,实现集团荆楚网的网络广告增长;二是拓展与电信运营商的合作空间,致力于以湖北彩信手机报为龙头,以WAP手机报、短信新闻、语音新闻为辅的“楚天无线”的品牌建设,使移动终端用户达20万户;三是对荆楚网络家园连锁网吧实现项目控制,实现赢利四是加强县市新闻网站群建设的市场意识,提升服务品质,实现技术和内容深度整合的品牌输出;五是探索政府门户网站群建设机制,架起了省政府门户网站与省直政府部门、市县政府网站之间的互动服务输出的基本框架;六是整合区域优势资源,实现荆楚网品牌输出,先后建起了家园房产、电影风向标、财经博览、福利、体育、楚天招聘等专业性频道;七是启动了网络出版和网络电视新业务。

在多元化经营方面,长江日报报业集团经营长江超市、长江宾馆等,但经营效益一般。而湖北日报报业集团接手开发的“楚天都市花园”,从中获利匪浅。长江日报报业集团在2004年也启动了资本运作,引入了上海激动传媒2000万元现金对旗下的《武汉晨报》进行改革,虽然经历过多次反反复复的改革,《武汉晨报》无论是影响力还是发行量在武汉报业市场一直是配角,还无法让人看出“吾家有女初长成”。

在泛媒体时代,武汉媒体要发展创新,就需要更新观念,拿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襟和气概,少一些小富即安和窝里斗的现状,应该用新思维实施差异化。在版面和栏目安排上,少一些同质化、市井趣味,能够展现出特殊的形象内涵、文化品格、价值观念,显示出卓尔不群的独特魅力和品牌特性。风兮雨兮,期待历史机遇能够洗去武汉报业的尘埃,让中部之花盛开。

武汉日记篇7

2009年10月25日,由武汉晚报社和部队方联办的第三届军旅姻缘会暨军营集体婚礼在空军驻汉某部隆重举行。这是继2007年12月首场、2008年10月第二场后,武汉晚报与部队方联办的第三场军地姻缘会。活动开展得十分顺利。而此次活动的高潮,就在空军某部与武汉晚报一起,为在2008年10月第二场军旅姻缘会上相识、牵手的恋人中的5对新人举行了隆重而热烈的集体婚礼。婚礼上,因2007年第一次军旅姻缘会而喜结良缘的刘正新、许燕夫妇,抱着刚刚满月的儿子。特意从外地赶来送上祝福与感恩之情。整个活动充溢着温馨与感人。

武汉晚报3次将“红娘”牵进部队军营,也标志着这种“军地合办姻缘会”模式,正被武汉晚报全力栽种、生根发芽、茁壮地成长。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对这种军地联办姻缘会的模式与活动给予了高度赞许与肯定。

举办姻缘会:

彰显媒体责任

2006年5月21日,武汉晚报举办首场“春季万名白领姻缘会”,数万名单身白领现场勇敢“求爱”,这一规模宏大的相亲活动开局便开创了全国之最,被新华社、中新社、中央电视台、新加坡联合早报等海内外多家媒体誉为“开创了现代都市婚恋新时尚、新纪元”。此后,武汉晚报姻缘会作为武汉晚报的品牌活动,保持着每年举办二三十场的规模,据不完全统计,武汉晚报3年来举办的各类姻缘会达近百场次,共服务了80多万人,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和谐。

2007年12月16日,首场军旅姻缘会――“火红玫瑰别样红武汉晚报走进军旅(军官)姻缘会”在空军驻汉某部拉开大幕。作为联办方的空军驻汉某部对本次活动给予了高度重视,部队首长亲自指导筹备工作,称这个活动创造了3个首次――“首次邀请武汉晚报姻缘会走进军营:首次与传媒界的朋友一起关注军官的情感世界:首次集体与地方白领女性联谊”。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特意做了批示,对此次姻缘会提出了表扬,并指令要继续办下去。

于是,有了2008年10月26日第二场军地相亲会――武汉晚报与某部联合举办的“嫁人就嫁――武汉地区军旅姻缘会暨大型军营集体婚礼”和2009年10月25日以“嫁人就嫁”为主题的第三届军旅姻缘会暨军营集体婚礼。在报名期间,武汉晚报不惜版面,每天对报名情况及报名人中的典型人物进行不间断滚动报道,在读者中掀起了一股“关注军旅姻缘会”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武汉晚报在3次军旅姻缘会前后共发稿80余篇,并推出了近20个专版,形成了版面“亮点”。

3场军旅姻缘会引发社会强烈反响,做出了武汉晚报的独家特色,也彰显出武汉晚报举办姻缘会形成的五大鲜明特色:

――“大局”意识。武汉晚报作为一家地方媒体,始终牢记自己作为一家党报、一个负责任的媒体的职责,胸怀为和谐社会建设出力的大局意识,武汉晚报用姻缘会这种形式,为军人解决婚恋问题、为构建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出了力,更体现出对人民军队的拥戴之情。活动受到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的高度赞赏,正是对武汉晚报具有这种强烈的主流媒体使命感和大局观的充分肯定。

――“责任”意识。武汉晚报把军旅姻缘会当成报社的大事来办,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多次论证,周密部署,强化把关。总编辑亲自过问,由一名专职副总编辑担任武汉晚报历次姻缘会总指挥,牵头指挥,统管大局。具体承办的专副刊部和编务部活动策划室人员多次奔波于部队,协调各类问题,制定预案,光活动方案就反复修改完善了七八次,为的就是把活动办稳妥、办扎实、办成功。

――“亲人”意识。在组织姻缘会的过程中,武汉晚报的记者编辑都以亲人、朋友的角色参与其中。武汉晚报“红娘”周刊的记者编辑与姻缘会上很多参与者都成了朋友,姻缘会参与者结婚、生小孩,都不忘把喜讯告诉“红娘”们。

――“服务”意识。作为牵线搭桥的武汉晚报,自始至终把服务工作放在第一位,做好“红娘”工作。为了加强军营与应征女士间的了解与认识,武汉晚报还“发明”了一个在正式姻缘会活动之前举行的军地双方代表见面会,请部队领导介绍军官整体状况,也让部队领导了解来参加活动的女士情况。加深了信任,为活动打造了良好的氛围。

――“创新”意识。为了让姻缘会不断推陈出新,武汉晚报组织者动了很多脑筋,制定出许多让参与者眼睛一亮的新意。如“姻缘手册”、“随缘一线通”,让参与者可与心仪者”点对点”联络。

“四轮驱动”:

用活动“聚合”影响力

从2004年以来,武汉晚报依靠新闻、广告、发行、活动“四轮驱动”的多维、开放型办报理念,取得前所未有的跨越式大发展。概况起来分为以下几大类:

1、把握重要新闻契机,用活动强化影响力

【典型案例】武汉晚报在全国独创“奥运百人采访团”

2008年4月武汉晚报创新策划、组织成立了晚报“奥运百人采访团”――将湖北参与奥运的运动员、志愿者、有票一族等各种特殊资源整合到武汉晚报旗下,作为奥运报道特约记者。由于准备充分,奥运期间,武汉晚报依托百人采访团获取100多个可以深入奥运核心的信息源。独家报道了布什、普京、盖茨等50多位国际政要、名人的奥运新闻,成为武汉晚报奥运报道的独家资源和独特亮点。

2、面向家庭,以活动增强“亲和力”

【典型案例】武汉晚报“好孩子剧场”和“电影陪审团”

吸引了一个孩子,就意味着吸引了一个大家庭。在2005年11月25日之前,武汉市鲜见为孩子们专门举办的演出。武汉晚报“好孩子剧场”率先引进著名人偶剧《木偶奇遇记》,连演6场,场场爆满。此后,武汉晚报“好孩子剧场”致力于打造品牌人偶剧,近3年来引进近30个剧目,演出近200多场,搅动了武汉儿童演出文化市场。

2004年11月,武汉晚报发起成立了“电影陪审团”,邀请对电影有热情、有想法的读者免费看电影,并且在报纸上刊登他们的观感。目前,电影陪审团已推出了400期报道,培养了忠实的读者和铁杆的参与者,成为武汉观众最实用的“观影指南”。

3、面向社区,用活动体观“渗透力”

【典型案例】武汉晚报“社区行”

武汉晚报“社区行”组织各界知名专家群体。走进社区,以健康义诊、法律援助、扶助行动、求学咨询、个人理财咨询、汽车家电免费维修等多种方式,为社区居民办实事见实效:同时举办各类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深受广大群众欢迎。他们已成功走人883个社区,500多万社区居民参与了活动。真正地做到了“行883社区,办883件实事”。

4、面向年轻群体,用活动培育未来读者

【典型案例】武汉晚报“高校行”

武汉晚报“高校行”大型巡回活动借助媒体影响力,邀请社会知名成功人士,走进校园,与学子面对面讲述他们自身对梦想的追求以及奋斗的经历,分享人生的经验与智慧,帮助学子树立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2004年9月启动至今,已走进在汉所有大专院校,成功举办了各类专题讲座200多场次,放映爱国教育电影120场,使高校学生近百万人受益。

5、面向弱势群体,用活动彰显社会责任。

【典型案例】“扶助行动”

开设于2002年的武汉晚报“扶助行动”,宗旨是开展紧急救援、扶危济困、助学助养等公益慈善活动,通过精心报道、策划慈善活动,聚集社会力量帮助弱势群体。近年来,活动频率高、社会效果好,相继推出了“为孤残儿童编织毛衣”活动:免费帮贫困家庭子女学习计算机、数控技术等专业技能活动;“让2000名低保家庭小学生每天有一袋牛奶”大型慈善公益活动等。2007年9月1日,武汉晚报举行“慈善一日”活动,募得善款790余万元。此后年年坚持至今。自2002年创建以来。“扶助行动”共筹集善款7000余万元,12万余名残疾人及困难群体获得资助,受助学生达4000多名……

6、面向市场,用活动促进“双赢”。

6年来,武汉晚报策划主办的“武汉首届购物节”、“2004精英世界模特大赛华中区决赛”、“第二届中国武汉医药峰会”、“武汉首届双升大赛”、“羽毛球业余选手等级排名争霸战”、“武汉晚报首届淘房会”、“出刊10000期庆典”等活动,对于拉升本报社会影响力和广告、发行的增长,功不可没,真正做到“双赢”。

成功关键:

处理好四大关系

在实践中。武汉晚报深刻认识到:要办好活动,真正为和谐社会建设出力、让老百姓受益,必须处理好4种关系:

1、活动与新闻的关系

活动策划与新闻品牌生产的关联密不可分已为公认。“做活动”与“做新闻”两者并不矛盾,两者都是办报的重要手段与抓手,新闻衍生活动。活动促生新闻。两者是相辅相成、互为关联,可以共同推进的。

在报社各部门群策群力的共同努力下,武汉晚报的活动策划风起云涌,不仅有力地配合了新闻改扩版及日常的新闻报道,更呈现出与版面新闻报道骨肉难分的密切态势。如《红娘周刊》服务姻缘会,姻缘会又为《红娘周刊》提供更为丰富的佐料。不仅“内容为王”。更通过活动“互动为先”,从而立体打造晚报的新闻强势。

2、“大活动”与“小活动”的关系

活动有大有小,规模不同,其筹备投入、运营计划和社会效果都不一样。武汉晚报对于活动实行的是按照活动规模分级规划、管理,鼓励大中小型活动并存开展。在活动评估上对活动细化分类为A、B、C、D共4级,其中A级为报社级大规模活动,D级则为部门内部组织的小众化的小活动,不同层级的活动对应有不同的操作流程、质量评估标准和业绩考核。在实践中,武汉晚报已形成了:大活动由活动策划室统筹,协调各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筹办,其次数与规模由报社领导层确定:中小型活动由各采编部门自行策划或协商举办,报报社认可后组织,根据受众面与实际需求确定规模与持续时间。目前,已形成分工明确、大小活动呼应、频率与影响力并重的良性局面。

3、“自办活动”与“借势办活动”的关系

活动,属“因势而为”。在武汉晚报组织的各类活动中,有的是“造势”而为,包括所有自主策划举办的活动,还有的则是“借势”而为,可以节省人财物各方面的投入与开支,以最少的成本获得社会影响力,报社除了张罗活动,主要精力还在于包装和宣传活动、扩大传播影响力上。当报社与相关主办部门有着趋同的战略目标与需求指向时,这种形式无疑是最佳模式,可以实现资源聚合的最大化。而当报社有特定主题或自主强烈的诉求,不需要运用外部力量借力时,自办则是最佳的一种模式,可以恰如其分地投入获得所需的特定效果,而且可以避免与合办方之间可能出现的内耗与环节磨擦。

4、“公益”与“盈利”的关系

武汉晚报举办的活动,有的是纯公益性质的。如“扶助行动”等,有的是要考虑投入产出、但不是以盈利为最终目的的,如姻缘会活动,有的则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如“精英世界模特大赛华中分赛”等。武汉晚报的活动,这几种模式并存均有,选择何种成本运行模式,关键在于活动的目的指向。对于公众需求、以服务为目的的活动则应以公益为主,以市场为主体、拉动消费、有企业参与的活动则要考虑投入产出比。这就需要建立一种合理的、实时的实效评估机制,对于活动的投入与产出,进行有效地评估,追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点”,最终与办活动的初衷与目标相一致。

武汉日记篇8

关键词:食臣枣  食巨枣 “实录”式  长陵神君

       《史记•封禅书》记方术之士李少君对汉武帝言: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安其生食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唐司马贞《索隐》于此作注:“包愷:‘巨,或作臣。”

       《史记•孝武本纪》亦载李少君对汉武帝言: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食臣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

       上所摘抄的两段文字,似乎“一模一样”,究其原因有二:(一)唐司马贞《索隐》云:“褚先生补《史记》,合集武帝事以编年,今止取《封禅书》补之,信其才之薄也。”事实上《封禅书》有通史性质,而褚先生实抄《封禅书》有关武帝的部分以补《孝武本纪》。比较两篇,可看出除个别词有异写外,大概就是《孝武本纪》“上亲礼祠上帝”后比《封禅书》多了“衣上黄焉”和篇末“太史公曰”段尾多了一语气词“焉”为最大的差异了。这说明褚少孙是以决不妄改司马迁一字地“实录精神”补作《孝武本纪》的。(二)这两段文字同是记录李少君以方术说武帝之辞,本应别无二致!综合以上两点,我们可明确得出结论:《孝武本纪》“食臣枣”与《封禅书》“食巨枣”应是形近而误,必当二者居一!

       梁玉绳《史记志疑》云:既言巨,则不得复言大,必是误文。《汉志》作“食臣枣”, 《索隐》亦引包愷云“巨,或作‘臣’。”考《田儋传论》“安其生与蒯通相善,尝以策干项羽”,则辨士之流,即其时见存,亦不过八九十岁人。安得以为古之真仙哉!言食安期大枣,犹言与九十余老大人之大父游射也。《韩子•外储左篇》云:“郑人有相与争年者,其一人曰我与黄帝兄同年”,少君其类是欤?

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史记志疑》这段话亦持同样观点:又,司马贞《索隐》:“服虔曰:‘古之真人。’案:‘《列仙传》云安期生,卖药东海边。时皆言千岁也。’”……《列仙传》云“时人皆言千岁也”,或像李少君言“与其大父游射处”、“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巧言伪词让人误“以少君为神,数百岁人也”。或是后人以讹传讹,神之以“千岁”也。

诚如清人梁玉绳、日人泷川资言所言,安期生不过“一辨士”耳,其人其事颇类“长陵神君”。《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所记相同,现录《史记》文如下,后证以《汉书》。

       神君者,长陵女子,以子(《汉书》作“乳”)死,见神于先后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汉书》有“亦”字)往祠,其后子孙以尊显。及今上(《汉书》作“上”)即位,则厚礼置祠之内中。闻其言,不见其人云。

      长陵女子,凡人也,因身世曲折,“风云际会”成神人。安期生的成仙经历也应与之相仿。据《史记》、《汉书》、《列仙传》、《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书可见其人约生于秦时,遍干诸侯,好为大言,又于海边卖药,人不知其生死,遂以之为神。想必汉武帝也有所耳闻,李少君为取媚于武帝,便敷衍出一段与安期生相遇的故事。尤可注意的是“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这里的“仙者”并不指安期生,虽然书中提到“安期生仙者”或“时人皆言千岁也”,但汉时距黄帝何只是数千岁?所以李少君也并不以安期生有千岁,或是“能见之以封禅”的仙人,而是“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的仙、人桥梁罢了。《汉书》颜师古注“合”字为:“合谓道相合。”可见李少君言己和已神化的安期生道术相合以取媚于上。为显示和安期生的“亲密”,他大言道:“我和安期生道术相通,见于蓬莱海中,他还给我吃了几颗仙枣,有瓜那么大!”只有这样文意才通顺,合于情理。不然要么像梁玉绳先生所说“既言巨,则不得复言大”。要么我们就会想,安期生“食巨枣”,与卿何干?

又,《汉书》与《史记》相同内容,多为照抄《史记》相关部分,其《郊祀志》就云:

       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食臣(《封禅书》作“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

两相对照,知此段全抄《封禅书》,所异者除“臣”字外绝不影响文意的异同。这一段和褚少孙录《封禅书》以补的《孝武本纪》均作“臣”,足可证明司马迁《封禅书》原文当为“臣”字!也说明由司马迁完成《史记》“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到班固作《郊祀志》、褚少孙补《孝武本纪》时,所见本都作“食臣枣”。清人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说:“少孙补《史》皆取史公所缺,意虽浅近,词无雷同,未有移甲以当乙者也。或晋以后少孙补亦亡,乡里妄人取此以足其数耳。”由此可知:一、褚少孙补《史记》未妄作,就《孝武本纪》而言是忠实摘录《封禅书》,间有小异,多为语气词,绝不会明显抵牾。班固取《史记》,与之持相同观点。二、《史记》传抄本在晋以后,因为历时较长,又因其“是非颇寥于圣人”而被压制,抄误之处逐渐多了起来。正因为汉时流传较窄,我们是否可说奉诏撰史的班固看见了“副在京师”的《史记》?这样就更证明作“臣”无疑了。

参考文献:

[1]梁玉绳.史记志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

[2]【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

[3]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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