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国的“三农”?

【摘要】在行文中，由于作者试图构建中层理论的努力，我们较少见到实证性个案或村庄的展现，但是从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其是在大量的经验基础上作出的总论。从其对农村各种面向的社会问题的分...

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研究

王立胜著/人民出版社/2009おお

近日，有幸阅读到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学者型官员”王立胜之新作《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研究》（以下简称为《社会基础》），一部试图把握和探索中国农村性质的中层理论之作，也是理解中国“三农”问题的一种尝试。在阅读之前，对这个忙于行政事务的市委书记的特殊身份，笔者曾想象这部书是否是一部带有意识形态话语下对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宏大叙述。直至看完该书的目录，对作者及本书有了大概的了解之后，才排除了自己的猜想。《社会基础》的立意从“社会基础”入手，作为核心概念贯穿其中，实在也是理解中国“三农”的一个关键性概念和视角，颇具启发和研究意义。

在多学科和历史性的比较视野下，作者得出一个判断，认为“中国‘三农’问题的实质体现于两个方面：在特定资源条件下，一是分散的小农与市场对接的成本太高，表现为小农与资本之间的关系紧张；二是分散的小农与市场的对接成本太高，表现为农民与国家的关系紧张”（P2）。那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以实现农村现代化的目标便是作者的努力方向。“一方面，在发展模式和路径上要实现与社会基础的契合，另一方面要再造社会基础以实现与总体目标之间的对接关系”（P3）。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第一点正是当下许多国家政策在农村的实践效果欠佳的原因，即政策目标、制度实践与农村的社会基础的脱离，就是这个意义上，农村的社会基础研究是理解中国“三农”问题的基础性、前提性的研究，进而实现上下、内外的契合。而“社会基础”概念的提出与操作化到分析框架的建立就是在于探寻实现这两种紧张关系甚至断裂的连接模式。

这种以“问题意识”为取向的研究，然后综合利用各种理论与方法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对于把握复杂的经验事实是值得社会科学研究加以倡导的。制度化的社会科学分化对一些问题的探讨确实有着它的优势，但我们也发现社会科学的分工的制度化，各学科在把握现实问题时实为对问题或事物本身的不同面向进行切割，我们就只能在把握事物和问题上有着“片面的深刻”，而无法呈现其“整体的丰满”。因此沃勒斯坦等学者主张，社会科学要重建具有开放性的社会品格，也即“开放社会科学”，不仅要有社会科学之间的相互借鉴和融合，还要有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融合，甚至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融合。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囿于学科，或者以多学科为取向，避免了用单一学科去切割经验时仅仅揭示经验的单个面向而屏蔽了经验事实的复杂性，从而获得了更丰富的面相。对农村研究而言，也更能为农村的性质的整体性呈现与判断奠定一个扎实的基础，同时也是实现“开放社会科学”的一种实践性探索。而反观当前学科分化的研究现状，我们经常耳闻一些学者“这是经济学、政治学……的基本常识等等之类”的话语，这些“常识”的前边总是有着诸多界定，甚至以学科或者其他什么标准瓜分，那么，“常识”是否还是“常识”呢？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也许我们更应该持以严谨的研究态度，慎重地对待那些所谓他们眼里的“常识”，在对现实多面向没有充分把握的基础上慎言“常识”。如此或许才能让“常识”回归其本义，让对事物和问题的认识真正成为人尽皆知、共同认可的常识。而当前“三农”领域的声音嘈杂正是在于很多学者官员自以为从某个学科某个面向掌握了“什么是中国的‘三农’”这个常识，就顺着某个逻辑想当然地推演，以一种外生性的视角切入，进而在建议和制定政策时出现抽象的简单化、技术化，而忽略了中国的“三农”自身的非均衡性、复杂性和整体性。应该说，争论是学术推进、政策完善的有效手段，但是争论至少是在共识性基础上产生的偏差，而不是无前提的各自推延，那样就无所谓探讨，而是各说自话。

在行文中，由于作者试图构建中层理论的努力，我们较少见到实证性个案或村庄的展现，但是从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其是在大量的经验基础上作出的总论。从其对农村各种面向的社会问题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破”了当下许多“政策或制度神话”，揭示了种种“乡土性遭遇”所呈现出的问题与困境的内生逻辑，足见其用心程度。做到了“立足于实践意识的问题意识，立足于中国农村现代化独特性的内生性取向，立足于现实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希望在一种大历史观的视野中实施创新性的研究”（P271）。这种在本土经验中、从内部视角中提炼的概念和分析框架自然有较强的启发意义，也是对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一种贡献。此外，作者还试图在既有的农村社会基础上进行适当“再造”，尝试性地“立”了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可能性的社会基础。这种在既有理解什么是中国的“三农”基础上提出的方案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当然，可能这种总论性质的著作我们无法看到范围更加宽广的区域比较，不禁要问，作者眼中的“社会基础”在多大视域与区域内适合中国的农村？是否就是作者在山东或者华北有限的经验内总结提炼的理论?兴许这些仍有待采用区域比较的视角进一步地验证与拓展。这一研究形成了对该地区农村的整体性认识，而要形成对中国农村的整体性认识，我们至少还得在多区域比较的基础上来理解80%的农村80%的现象。另外，对 “社会基础再造”需要进行更加详细的操作化，其中再造的每一论题仍实为一个宏大的命题，只有进一步的细化才能便于真正在实现中国农村现代化的道路中起到切实的指导作用。当然这不是一个人的努力所能实现的，对于作者，对于一部著作的渴望能够得以表达也是苛刻的，但有了一个方向，至少我们不会迷路，终点也就迟早可以到达。而这部著作的结束，“就不是结束，甚至不是结束的开始，也许只是开始的结束”（丘吉尔语）。评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