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07 04:30:46
造就了他那双智慧的眼睛和充满思辨的表达力，是他在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尴尬身份和时时处处不无困惑的处境。他是2006年中央电视台评选出的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社会公益奖的唯一获奖者，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的负责人哈希・扎西多杰，人们习惯地叫他扎多。2007年我们走访的青海省海拔最高的一个村落――措池，就是他和那里的牧民一起在三江源保护区创建的村民协议保护的地方。他说：“我常常感到一种尴尬，我不是社区的，也不是主流，我不是专家，也不是牧民，我所能做的工作像是个翻译，但是这种翻译不是简单的传译，而是怎么让高原上的牧民同主流、政府沟通和交流。”这种交流有时要跨越巨大的鸿沟，而又常常难以简单地分辨出，有时甚至没有“对与错”、“是与非”，或许这是历史发展中不可逾越的不同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对扎多的采访，不妨看作是生活在中华水塔上的人们与受惠于这座水塔的全体国民的一次交流。
2007年，当我们一行4辆越野车从成都出发，向那个号称青海省海拔最高的村落――措池挺进的时候，车身上都贴着“三江源考察”的字样，每个人的脑海里都是以”中华水塔“这样一个抽象的画面概括着措池那个具体而又陌生的地方。然而，真正到达措池，走进一个个黑帐篷以后，话题几乎没有说到水塔，而是草场和放牧、动物和牛羊……车子每天在起伏的草原上奔驰，大多数牧民也不是住在河边……虽然已经来到这座久仰的“水塔”之上，却很少有直接关于它的话题。对此，并没有人感到奇怪，或许这就是“入乡随俗”吧。而这个几乎未使人经意的反差，正是扎多后来接受我们采访时，首先就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叫三江源还是叫草原?当地牧民可能会选择后者。这也便产生了我们本期刊物的主题：保护中华水塔，需要拾回一个丢失了的视角。
扎多：
过去这里不叫三江源，在本地人眼里这是被雪
山包围的一处神圣疆域
我是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索加乡人，可可西里就在我的老家，那里是我的老师、战友和首长 杰桑索南达杰奉献生命的热土，措池是我的第二故乡，就在通天河旁边。我8岁失去父母以后，就走帐串户、游玩游吃于家乡父老乡亲那里，可以说我是吃了长江源乡村社区的百家饭，喝了父老乡亲的千家茶长大的!对于我来说此生此世无法报答三江源地区的自然和百姓所赋予的养身和育人的厚恩大德。
我们这里以前没有三江源的说法，只有“青藏高原，雪域大地”这种说法。我们的祖先很神奇地就知道我们生活的地方是被雪山包围的一处神圣疆域。我们对自己有专门的称呼搏喀瓦坚，意思是雪域藏人。藏族人一直认为青藏高原雪域大地是观世音菩萨的道场，为脱胎在这片神圣雪域而感恩、自豪和珍爱。
我们当地藏族说的长江源不是沱沱河，在藏语里，长江从源头到走出青藏高原的所有段都只有一个名字叫“治曲”，不像其他的河流，上下游都有不同的名字，各段都有各段的叫法。藏语的“治曲”，意思就是“母牛河”，传说长江是从一头神奇的母牦牛的鼻子里面流出来的江河，地图上标注的是“布曲”。据传说，长江和黄河比赛，看谁能流得更快。长江非常大气，一下一个弯，一个弯就是一个寺庙一个文化，而且是必须要行走在黄金铺就的路上，所以，我们另外又称它“曲乌赛典”即流淌在黄金大道上的江河。黄河就此较小家子气了，来不及脱鞋就开始跑，穿过扎陵湖和鄂陵湖慌慌张张跑下去了。
格拉丹东是沱沱河的源头，就是政府给定名的长江源头，那里的冰川退缩得很厉害，藏语意为100盏酥油贡灯的“岗坚确巴”冰川林正在消失!通天河也就是“治曲”，在它的上游源区河滩铺开得很宽，在我的家乡每当冬天结冰的时候要牵马过冰桥，都要走上半天呢!我有一次带着牧民们去云南，我说你们看这个金沙江，就是我们的母牛河，他们无论如何都不相信，说我们的母牛河那幺宽呢，怎么会只有这么小一条，除非是这条河是从这里流到我们那儿的。
叫三江源还是叫草原?当地牧民可能会选择后者
生活在三江源的牧民对“水”的概念跟下游是不一样的，三江源的水就很多嘛，也未曾引发什么水灾，再说我们那里水从来也没卖过什么钱。我生活的玉树州26万平方公里，58％的面积都是长江流域，从来没有遭过水灾，也没有缺过水，所以对水的概念和内地主流是不一样的。三江源区是青藏高寒草原生态系统，在我们牧民的眼里水和草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从草原和文化的角度说水读水。
现在这个地方被外面更多地叫做“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我们自己协会的名字也是叫做“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这是我们从外面学来的。纯粹的自然保护区，从当地人的角度来说，是陌生的。我们到了当地社区，讲中华水塔和自然保护区如何如何重要时，牧民们的感受不是很深刻。毕竟，在那里的家家户户并不是直接跟“三江源”或者“保护区”有关，而是和草原有关，无论是生活还是文化都离不开草原。所以这些年，我们一直面对的挑战是：怎样从牧民、乡村社医和青藏草原的角度去作保护三江源生态环境的问题?草原与当地牧民的生计、生产、文化和信仰密切相关，草原不仅包含7那里的自然生态，而且也包含了那里的人文生态!牧民常常这样谈论草原l“黑头发的人要依赖于黑毛的牦牛，黑毛的牦牛要依赖于金色的草原”；“马牛羊等财富之门全靠草原，牛肥马壮是草原的恩赐，草原是母亲的母亲”；“健康的草原上时常有野生动物在悠闲地栖息，美丽的河边常常有黑颈鹤在翩翩起舞”。
我在与外面联系时，常有一种感觉，一说起草原就是内蒙古草原，很少人提到青海的草原。青海草原除了一些学者和业务部门在研究和管理，似乎没有进入公众的视野。一说起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三江源”。现在我们协会最想做的就是与牧民息息相关的草原的事情，而草原上的许多事情至今还说不清楚，比如关于过牧问题的争论就很大。现在为了保护三江源还在实行“退牧还草”的政策，完全是从“退耕还林”照搬来的。牧和草是分不开的，应当提适度放牧这种说法。“退牧”，就把牧和草完全对立起来了。在青藏高原上牦牛和草原是一体的，长期演化的结果，不能分开。而牧和草之间还有人，就是牧民的存在，退牧以后牧民怎么办?我想这大概是单纯保护河流的外部视角带来的片面性。
牧民可能不知道现代意义的环保是什么，但他们一直对大自然感恩膜拜
牧民们可能不知道单纯现代意义的环保是什么意思，但是对大自然的感恩膜拜和她所养育的众生平等生命，以及互为母亲的轮回依存关系的认识，时时处处体现在他们的信仰和生活中。
我们这里既是雪山冰林围绕的地球第三极地，又是一个全民信仰藏传佛教的圣地。我们长期繁衍生息在这片高土并能长久保持她的圣洁，主要不是科技，而是对高原自然生态规律的顺从膜拜和她所养育的感恩情结。为了解脱六道众生轮回的生命的痛苦悲鸣，我们的母亲第一声的胎教便是――慈悲!所以，以慈悲关爱所有生命一直是藏民族普遍的人文生态基调!尊重生命呵护自然生 态，不仅是我们传统的生态文化，而且也是我们普遍的人文生态特性。在我们的传统概念里不需要人与自然相分离的“自然保护区”，因为我们认为：整个青康藏高原是神圣的!在我们居住的所有草原和疆域，都布满神山、圣水、圣湖、圣迹和圣地!
无论是在整个藏族地区层面或某个区域、某个村落、某个寺院、某个家庭、某个个人，都有自己视为“靠山”和自豪的神山圣地。在传统生态文化主导的乡村社区，神山圣地就是以信仰和生态伦理道德为保障机制的、全民参与的、最低成本的乡村社区自然保护地，也是社区生态保护的有效方式。例如：喇嘛闹拉神山，位于青海省玉树州杂多县境内。以前当地历代部落，都有专门保护喇嘛闹拉神山的相关保护规定和封山禁令。1982年，自由政策落实时，当地日历寺朱尕活佛在村子里专门为神山举行净山的佛事活动，恢复了喇嘛闹拉神山的保护文化，当年，神山周边的牧民也开始在喇嘛闹拉神山上挂起了经幡。针对采挖虫草和捕杀野生动物的行为，朱尕活佛和村领导决定，凡在神山采挖虫草和捕杀野生动物者，罚一头备鞍的驮牛，并号召当地群众要自觉保护神山及神山上的一切生灵。1998年，地青村发现年轻牧民察尕在喇嘛闹拉神山上偷挖虫草，并在拉哲尕哇切吉山上打猎后，受到其他村民的严厉批评，朱尕活佛也为察尕的行为表示遗憾后给他讲了保护神山的积善功德。察尕感到十分的愧疚，为了洗涤自己犯下的罪孽，他自愿将自家唯一的一匹马上缴村里作为自责和忏悔。
牧民每年祭祀神山圣湖的活动，就是在协调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在一年的时间里人们通过意识、语言和行为，有意或无意地冒犯了大自然，祭祀就是为这一切不良影响，向大自然的神山圣湖虔诚地忏悔和道歉；对大自然的养育、博达和神圣的感悟，要用最动听悦耳的词句来高声地赞美神山圣湖。每年的神山圣湖祭祀活动完成后，每个人都有一种全新和谐的感觉。
基于对神山圣地的理念和对生命的慈悲情结，在青康藏高原的三江源地区，越来越多的乡村社区，正在自觉地应对着各种新的生态环境问题，并创造性地开展着不同方式的自然生态保护行动。例如：措池村应对野牦牛等当地野生动物数量下降的问题，成立当地9村牧民自觉参与的野生动物保护组织――“野牦牛守望者”，每年无偿地开展野生动物生态监测和不定期的野生动物巡护工作，并利用每年祭祀神山圣湖的机会开展不同内容和方式的乡村生态文化自我教育活动。他们在赛马会等聚会的时候不留下一点垃圾，看到修路工地上垃圾遍地就去交涉和阻止，村子还安排专人顺着公路收集垃圾。如果在某家牧户的草场上，经常能够看到野生动物，就感到很吉祥和自豪，相反如果听到或看到一些地方出现采矿、盗猎、水土流失等现象时，当地就非常紧张或恐慌，并想方设法去说服、阻止和治理。
当前主流的自然生态保护方式，主要是政府行为、工程思维、投资驱动、物种主角和国际模式所主导，这些行动的背后是从上到下从外到里的外部视角或外部利益。缺乏的是公众主体、综合思维、文化特性乖本土行动!当地与外界无论是对生态的认知、知识的积累，还是保护的具体方法都有很大很大的差别!我们的工作很多是在两者之间的翻译和沟通。
记得在内蒙古草原上考察的时候我们就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当地牧民遇到的环境与他们生计息息相关的许多问题，是城市人单从治理沙尘暴的角度想象不到的，角度的差异自然会导致应对措施的差异，有时这种差异竟会带来一些违反常识的做法，比如，在树木不可能成活的地区植树造林，在本不宜饲养高产奶牛的地区建立奶牛村而使一些百姓生计破落。沙尘暴的治理如果仅从外部需求，而没有对沙尘源区自然条件和文化的谙熟，则难有成效。当我们的车身上贴着“三江源考察”的字标向着中华水塔出发的时候，我们有些淡却了在内蒙古考察时得到的这个重要视角启发，无意中又回到了单一外部的视角，可谓“存在决定意识”吧。后来，是高原上的一顶顶黑帐篷校正了我们的偏差。
意识到中华水塔这样大尺度上下游的生态关联性并着手应对，是社会的进步。但是应对措旋需要深入到细节才能真正收效。当“是否存在过牧”和“过牧原因到底是什么”这样的基本问题还存在争论的时候：当对环保的理解还存在着巨大文化差异的时候――比如牧民认为在草原上开矿是损害草原的心脏而牵动整体，而开矿者认为只是点状开采无关大局j当项目投资者的目标与项目区原住民的利益存在不一致的时候，当外来人与当地人观测环境的方法尚不统一的时候……不同角度之间的交流是至关重要的，它决定着所实施的环境保护和治理措施能否落在实处。
直到我们离开措池踏上返程的时候，“三江源考察”的字标还在我们的车身上贴着，只是每个人得到的认识与出发时的预想大不一样了，打开电脑翻看我们那十几天的采访记录，牧民讲述的都是“草原的故事”，这叫我们确有一些“文不对题”的感觉。叫“三江源”还是叫“草原”映衬着“城里”和“城外”的不同角度，但是一个地区的环境治理项目就如同文章的题目一样，它是否清晰明确，很大程度体现在它的目标口号上，它不仅需要代表与之相关的外部利益，还需要得到治理源区百姓的认同，毕竟他们是那个地区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