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主导积累休制视角下的现代危机

摘要：20世纪70年代，福特主义面临全面危机，金融部门的兴起和金融化的发展，最终形成了金融主导的积累体制。在这一体制中，个人、企业、政府和国际部门越来越紧密地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联系在一起，金融领域的增殖逻辑逐渐控制了国民经济发展的节奏与方向。但是，金融主导的积累体制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它必然进一步加剧实体经济的停滞，并导致各种现代危机的不断爆发。

关键词：福特主义；金融主导；金融资本；内在不稳定性；现代危机

中图分类号：170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7—057—06

由福特主义创造的短暂繁荣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戛然而止，为了摆脱经济低迷的困境，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开启了社会经济金融化的进程，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金融主导的积累体制。在这一体制下，一方面，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或是政府，都通过各种途径与金融市场建立起了广泛联系，并越来越受到金融规则的制约；另一方面，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具有无法克服的脆弱性和内在不稳定性，从而导致现代金融与经济危机的不断爆发。

一、金融部门的崛起

资本主义在经历了“光荣的30年”（1945～1973）之后，陷入了长期停滞，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等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平均增长率和利润率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间表现得相当糟糕，这一程式化事实已经被广泛接受。与实体经济缓慢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自由化、私有化的经济政策和信息技术的大力推动下，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部门获得了长足发展，并表现出了去中介化、证券化、杠杆化和全球化的典型特征。

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金融部门，尤其是商业银行能够实现资源的时空转换，推动资本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流向利润率较高的部门，并由此促进利润率的平均化。在这一过程中，生产和占有剩余价值始终是资本追求的最高目标，银行虽然仅仅是融通资金的中介，服务于凯恩斯的“工业流通”，但却位于金融体系的核心。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金融系统的内部结构发生了显著改变，金融市场逐渐成为金融和经济领域中的主导力量，使得当代金融业务已经脱离了收储放贷的简单经营，而主要是在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上进行直接交易，即一方面通过一级市场发行新的有价证券，吸收资本从而满足投资者的需要，另一方面通过二级市场买卖已经发行的证券，重新获得流动性。去中介化的发展彻底摆脱了传统模式下银行需要“在流动性与偿付能力之间走钢丝”的困境。

与金融市场一起发展起来的是各种非银行金融中介，包括投资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共同基金、养老基金等。它们借助于发行证券、提供保险等方式筹集资金，并将其用于长期投资或市场投机，或者为证券交易提供如信息、承销等方面的服务以获取佣金。

随着产业资本和商业银行借贷关系的弱化，以及来自非银行金融中介的竞争，再加上存款保险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商业银行的处境愈发困难。为了开辟新的利润渠道，在金融去管制化和1999年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的刺激下，商业银行也日益参与金融市场以及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业务，从而进一步促进了金融市场的扩大和金融产品的创新。

自美国的政府国民抵押贷款协会（GNMA）于1970年完成首笔证券化交易以来，证券化技术得到了迅猛发展。通过发行以抵押贷款组合为基础资产的抵押支持证券，也就是将现金流打包成债券卖给投资者，金融机构不但重新获得了流动性，而且分散并转移了风险。1980年代以后，证券化的方法被广泛运用到其他资产上，直接导致了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产品的爆炸性增长。据不完全统计，证券化的债券几乎是全球GDP的1.4倍，而金融衍生工具产品竟超过了全球GDP的8倍。金融学和金融工程学一直试图通过各种复杂的定价模型寻找到这些规模庞大的有价证券存在的现实依据，但实际上，从股票、债券到国债券，再到证券化的金融衍生产品，它们既不能带来长期的产业资本投资，也不能带来新的技术与知识，而只是在越来越长的债权和债务链条上循环，在金融领域之外没有任何现实意义。

杠杆化经营是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又一特点。去中介化和证券化为金融机构利用结构性金融产品降低准备金创造了条件，使得大部分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远高于其自有资本。由于各种资产具有不同程度的风险，因此，规避风险和在险价值管理成为金融机构日常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诉求反过来又推动了证券化技术的不断创新。今天，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中充斥着大量风险各异的金融衍产品，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价格波动，金融机构不得不在增殖性、流动性和风险性三者之间寻求某种程度的平衡。

金融部门的崛起还影响着地缘政治格局。借助于信息和通讯技术的成就，通过在金融机构内部和它们之间建立起复杂而广泛的在线联系，交易、结算、资金转移等大量业务所必须的成本大幅度降低，并且变得更为迅速，为资本的国际流动奠定了物质基础。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为了利用放松管制后的全球市场，以及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创造了大量新的金融工具和它的交易市场，如欧洲的美元市场、外汇市场等，而为第三世界提供债务服务进行的转移支付又将这些新兴市场拽入到全球金融网络之中。

可见，金融部门的崛起意味着一个世界性的、以公开金融市场为主体的金融体系的形成，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行为者和金融机构在国内、国际经济中地位的不断上升将引起资本主义积累模式的转变，进入福斯特称之为的“垄断金融资本时期”。

二、金融主导的积累体制

自1973年福特主义的积累体制被打破以来，资本主义“开创了一个迅速变化、流动和不确定的时期”。阿瑞吉敏锐地发现，在这一时期，利润越来越多地通过金融渠道产生，而非商品的生产与贸易。正因为如此，斯威齐把“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现象”看作是1974～1975年经济衰退之后，当代资本主义三个重大发展趋势之一。调节学派的布瓦耶指出，在丰田主义、服务引导、技术引导、知识经济、出口导向等众多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替代模式中，“金融主导的积累体制”更加符合当前资本主义正在发生的变化，金融市场的逻辑正日益渗透到社会经济的各个角落，并显著地改变了微观经济主体，甚至政府的行为。

我们知道，产业资本最终是通过战胜高利贷资本建立起自己的统治的。马克思乐观地估计，“在现代信用制度下，生息资本要适应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各种条件”。希法亭和列宁也在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相互融合的意义上研究了金融资本的运动规律。但是，基于金融演化史的研究，齐克发现，由于前工业化资本主义的制度现实，储蓄必须存在于投资之前，后来，一旦银行能够创造信贷，储蓄就不再必然存在于投资之前，随着银行体系的演化，银行创造信贷的能力也进一步增强，市场金融的发展，彻底颠覆了传统商业银行的借贷模式，为企业提供了一个更为便利的融资平台。随着越来越多的机构和个人以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的形式持有企业资本的一部分，股东财富最大化的治理逻辑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而股票、期权等激励手段又建立起了管理层与金融市场的密切联系。金融市场的短视性和动物性已经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如果以有价证券市场价格的波动衡量股东财富和公司的经营业绩，那么，对大多数企业而言，长期投资和战略调整变得更加昂贵，从而产生对实际投资的挤出效应。拉左尼克指出，对股东价值的追求使得企业从“维持和再投资”转向了“缩小规模和利益分配”；波特也担心，美国的所有权结构和公司监管模式只是有利于短期利润最大化而非企业长期市场地位的提升，尽管以银行为基础的德日体系并没有消失，但是以美国为模板朝着以市场为主体的体系的转变却是全球性的。

由于实物投资和现实积累受到生产的物质、技术条件和市场环境的制约，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往往不能满足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对流动性和利润的双重要求。在这种情况下，非金融企业本身也越来越多地通过设立金融机构，间接或者直接参与金融活动，以寻求资本的快速增殖。根据杜梅尼尔和莱维的计算，美国非金融企业拥有的金融资产和债务与现实资本的比例分别从1960年的40%和50%左右飙升至2001年的90%以上。与之相对应，非金融企业来自金融投资的利润在整个企业中的份额也不断攀升。以通用电气为例，2011年其下属的通用金融公司（GE Capital）的销售收入和利润分别为457.3亿美元和65.49亿美元，对集团的贡献均超过31%；这一指标在次贷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更高，分别达到38.6%和47.5%。也许正如托宾在1984年告诫我们的那样，“我们的资源被日益投向那些远离生产商品和服务的金融业务，投向那些与社会生产力不相符合却能产生较高私人收益的业务领域……推动金融交易数量和种类的膨胀”。

当企业的管理者将目光集中在波动的股票价格，当企业逐渐减少实物投资、增加金融投资的时候，企业的分配结构也随之发生深刻的变化。首先，通过利息、红利等形式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支付增加了；其次，以股票、期权的形式，对管理者的支付也增加了；而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在影响力提升的同时，削弱了工会和工人团体的力量，为提高利润而减少成本和实际投资的行为，要么会导致工人的失业，要么降低工人的工资，要么降低工人的福利水平。在全球化条件下，由于产业资本寻找到了世界市场，于是工资变成了成本，而不再是国内需求的组成部分，这进一步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和实际工资自福特主义之后的长期停滞。阿格利埃塔注意到，“世界劳动市场的开放可以令生产力收益与工资级别分离开来。由此引发的结果是以储蓄减少为中介，消费与收入脱钩”。

对家庭而言，使用价值是其追求的最终目标，货币在个人手中主要充当流通手段的职能。家庭通过劳动获得一定数量的货币，用来购买商品和劳务，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同时将剩余的货币储存起来，以应对不时之需。但是，基于上文提及的原因，实际工资的停滞，再加上社会福利在住房、教育、养老等供给方面的萎缩，迫使工人增加了对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的依赖，“在美国和英国，只有40%的家庭可以参与养老储蓄，超过半数的人口在年老时没有足够的保障”。另一方面，为了提升利润率，金融机构开始将目光转向个人，开始了拉帕维查斯所说的“金融掠夺”。首先，在实际工资停滞和“金融掠夺”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居民储蓄在长期中下降了，并且原本不多的储蓄通过国家政策引向了金融市场，比如国家允许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购买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居民的命运被间接地与金融市场联系在一起。其次，廉价的信贷促使金融“民主化”，工人阶级中较贫困的人群也能够通过各种贷款享受住房等耐用消费品，实际上，金融市场的扩大和金融产品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发放给低收入群体的贷款实现的。再次，如果金融机构只针对私人进行借贷，那么，在实际工资停滞的情况下，它们通过窃取工资收入增加利润的做法将受到很大限制，因此，资产泡沫作为一种必要的辅助手段出现了，房产价值的持续上升成为居民不断抵押贷款、借新债还旧债的动力。最后，居民的日常消费也随着信贷门槛和成本的降低而不断增长，后两者直接反映了个人与金融体系的紧密融合。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真实地记录了这些变化，根据2012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和美联储的相关数据，这一指标从1973年的45%增加至2007年的98%，2011年仍高达88%；而个人可支配收入中用于偿还债务部分所占的平均比重也从1983年前的15.6%上升到了2007年6月的19.3%。

福特主义与国家调节的齐头并进被认为是维持战后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随着福特主义的瓦解，自由化政策的推行，政府行为也越来越被限制在狭小的范围之内。第一，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政策扭转了信贷关系中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和地位，古特曼认为，“由于美国银行粗暴地采用了浮动利率贷款体系，它们因此得以把很大一部分与价格相关的风险转嫁到它们的借款人身上。又由于企业和消费者对信贷的依赖，这种风险转移提高了金融部门引起经济萧条的可能性”。第二，为了刺激经济复苏，税率降低了，而税率的降低和支出的扩大将导致政府的债务和利息的支出增加，美国联邦政府全部债务占GDP的比重，从1973年的35.6%提高到2007年的64.6%，2011年甚至接近100%，同时，净利息的支出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从7.5%上升至10%左右。斯多克汉姆计算了OECD国家政府净利息支出占GDP的比重，他发现，尽管与美国相比，欧洲各国的这一比例相对较低，并且在1990年代初达到峰值后逐渐下降，但相对于福特主义时期而言，利息支出仍然较高。第三，为了保持劳动市场的弹性，配合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积累，政府放任了削弱工会组织和侵蚀劳动市场支撑的措施，这包括最低工资、失业救济、就业保护和职工权利等，而政府对低通货膨胀率的关注，比如通货膨胀目标治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等等，在事实上废除了充分就业的政策目标，这些都降低了工资收入者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地位。第四，由于政府许诺在危机爆发时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充当最后贷款人，从而在客观上刺激了金融部门的冒险和创新，因为如果“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这种人办起事来和那种亲自执行职能、小心翼翼地权衡其私人资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

正如上文所说，金融部门的崛起从一开始就是全球性的，“华盛顿共识”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和资本流动限制的解除，以及发展中国家由于国内资本短缺而产生的对国际金融市场的依赖，使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结构性权力关系成为金融主导积累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美元仍然是全球交易的主导货币，因此，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金融市场及其金融创新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起着决定作用，从而使得当今世界的金融结构有着明显的等级特点。实际上，资本在国内跨部门的流动和在国际上的大规模转移本身，就是以差别的存在为前提的，权力和利润率的不同是资本运动的永恒动力。正如汉娜·阿伦特在《帝国主义》中指出的，“资本的无限积累必须建立在权力的无限积累之上……资本的无限积累进程需要政治结构拥有‘权力的无限积累进程’，以通过持续增长的权力来保护维持增长的财产”。在资本主义早期，权力的输出总是为实现资本的输出铺平道路，起先是依靠国家暴力的殖民掠夺，而后是商品资本输出和借贷资本输出；到了近现代，权力往往隐藏在货币和资本输出之后，从而“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从生产体系转变为金融投机体系，用佣金利润来代替生产利润”。也就是说，在现阶段，各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机会和地位是不平等的，这突出表现在金融市场的全球性与生产的相对国家性上，即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工厂，并促使其他经济体非工业化。美国等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依靠金融资本的国际流动，攫取了发展中国家的大量实际资源，并不断将金融资本在积累过程中累积的风险向后者转嫁，这是进一步扩大世界经济中不稳定和不平衡的因素。

三、内在不稳定性与现代危机

借助于金融部门的崛起，金融市场的思维方式和道德规范渗透到了经济社会的各个角落，影响了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的行为，改变了居民的收入一支出结构，主导了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并推动资本的国际流动和向新兴国家市场的扩张，最终建立起金融主导的积累体制。一时间，资本主义似乎在金融领域找到了能够在短期内获得高额利润的新方式。然而，金融领域的修复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经济的内部矛盾和结构性缺陷，金融主导的积累体制具有不可克服的内在不稳定性，并有可能触发金融和经济危机，导致经济停滞。

首先，“廉价信贷”和金融创新导致流动性过于充足而变得没有价值，这就产生了利用短期负债来为长期投资融资的获利机会，对于金融市场高度发达并且存在大量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金融体系来说，这样的获利机会将被充分地开发和利用，从而不断提高投机性融资和庞氏融资的比重。而由流动性支持的资产价格的不断上涨又为再融资提供了可能，这就维持和推动了投机性融资和庞氏融资的进一步上升，造成明斯基的金融脆弱性。

其次，正如马克思所说，“全部信用制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交易过度、投机过度等等，就是以必然要扩大和超越流通的界限和交换领域的界限为基础的”，随之而来的信用欺诈不过是想表明，过剩金融资本的运用“并没有什么实际的障碍。唯一的障碍，是由于资本增殖的规律，由于资本作为资本能够增殖的界限而产生的”。在马克思看来，金融业的繁荣、金融产品的交易，以及金融资本的积累，并不创造价值，而只是对产业利润进行了重新分配，并且有价证券的不断膨胀还依赖于外部流动性的持续注入，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一国经济和财富增长的持久动力，也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当金融市场宣称不再需要依赖实体经济就能实现扩张，当金融市场把它的增殖逻辑强加在职能资本之上，从而导致长期投资放缓甚至减少时，这一体制也就走到了尽头。

再次，由于家庭的负债比收入增加得更快，因此家庭财富和消费的增加只是依托于不断升高的有价证券和不动产价格造成的虚假繁荣，这在事实上恶化了家庭的财务状况，以至于难以应付利息率的突然变化所导致的价格波动。一方面，当利息率提高时，家庭的债务支出随之增加；另一方面，有价证券和不动产价格取决于收入的资本化过程，它们的价格会随着利息率的升高而下降。此外，由于利息率反映了货币市场的供求关系，信用的普遍缺乏将迫使有价证券和不动产的所有者在市场上大量抛售这些资产以便获得货币，供给的大幅增加进一步降低了它们的价格。然后，公共负债的攀升加强了政府与国内外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联系，而实体经济的低迷削弱了国家还本付息的能力，从而导致债务的恶性循环，进而威胁到货币安全和国家信用。

最后，金融主导的积累体制在世界范围内的稳定依赖于美国“双赤字”造成的“金融恐怖平衡”。巨额的资本输出和贸易赤字使美国吸纳了大量新兴国家的商品，而庞大的商品出口导致新兴国家外汇储备的急剧增长，在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这些外汇储备又被迫以美元资产的形式流回美国，从而压低美国利率，支持了美国进口和国内消费，并弥补了其财政和经常项目赤字。正如利比茨认为的，“在全球范围内，资本和劳动的失衡是通过富人借钱给穷人进行弥补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储户将钱借给美国的穷人”。但是，一旦美国国内市场出现问题，需求减少，“刀刃上的平衡”就会很快被打破。

早在《资本论》第一卷一个关于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的脚注中，马克思就区分了两种形式的货币危机，他说：“本文所谈的货币危机是任何普遍的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应同那种也称为货币危机的特种危机区分开来。后者可以单独产生，只是对工业和商业发生反作用。这种危机的运动中心是货币资本，因此它的直接范围是银行、交易所和财政。”根据这一注释，货币危机被分成两类：（1）形成产业和商业危机特殊阶段的货币危机；（2）独立的、自我实现的货币危机，并对产业和商业产生巨大的影响。从马克思的这一区分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在其不断积累的过程中，由于其内部无法克服的矛盾，将时刻面临两种危机的威胁，危机的传导方式在一种情况下是从经济危机指向金融危机；在另一种情况下，是从金融危机指向经济危机。在金融主导的积累体制下，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企业、居民、政府，乃至国际部门被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任由金融资本对实体经济发号施令。这一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意味着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是不可持续的，局部风险必然导致系统性危机，并且现代危机将首先在金融领域爆发，随后对投资、就业和生产等实际变量产生持久和深远的影响，阿格利埃塔将之称为“金融萧条”，它的一般表现为：金融资产（如有价证券、货币、不动产等）大幅贬值，债务负担不断上升，资产负债表的极度萎缩，并通过平衡表的传染效应，导致投资放缓、消费不足和商品价值的降低。金融主导的积累体制已经引起了20世纪晚期两次重大的金融危机和三次重大的货币灾难，包括1987年美国股市大崩盘、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对冲基金的崩溃、1992年欧洲货币体系危机、1994年席卷拉美的墨西哥比索危机，以及1997年亚洲的金融危机等，而2007年的次贷危机和2010年的债务危机也是金融主导的积累体制内部矛盾总爆发的必然结果。

四、结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了应对福特主义危机，金融部门在自由化、私有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迅速崛起，并逐渐实现了金融部门对实体经济、金融资本对职能资本的统治，最终形成金融主导的积累体制。但是，金融资本和它的祖先高利贷资本一样，“只有资本的剥削方式，但没有资本的生产方式”，它“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使生产力萎缩，同时使这种悲惨的状态永久化”。因此，金融主导的积累体制没有也不可能延续福特主义的辉煌，反而导致金融部门繁荣和实体经济停滞的两极分化，其固有的内在不稳定性常常引起现代危机的爆发，并且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才能重新建立起二者之间的正常联系，这就是资本主义危机史告诉我们的全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