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都市话剧《下一站,再幸福》成功因素

摘 要：近期，笔者在天津人艺剧场观看了《下一站，再幸福》，这部话剧是对天津人艺经典剧目《下一站，幸福》的重演和再创造，从演出效果来看，该剧达到了既娱乐又引导观众对生活真谛进行的探讨的双重目的，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较为成功的话剧。本文将重点分析该剧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大众性与地域性因素的运用，并结合该剧的成功与中国话剧整体萎靡不振的现状谈起，试图找出其中的症结所在。

关键词：大众性与地域性 平民化 观众结构和审美变化

一、大众性与地域性作为成功的要素

在戏剧创作中，若想与剧场观众产生最强烈的共鸣，必须通过舞台表现大多数人的共同性格与感触，戏剧情感要普通化和普遍化。话剧艺术本来就是扎根于民众，在人民群众中有着广泛而坚实的基础，唯其具有人民性和民族性，话剧才能引起多数人的共鸣。《下一站，再幸福》是平民的话剧。

作者这种略微“卑微”的视角出发，《下一站，再幸福》为我们展示了一组平民生活的集体群像：长途车站揽活赚钱的三儿、盗窃犯万宝、为社会安全忙于工作而被家人误解的刑警石惠、到城里度蜜月的大顺和凤儿、与石头青梅竹马单纯温柔的秀兰......他们性格迥异，大方豪爽与唯利是图，幽默热情与小肚鸡肠，坚贞不渝与背信弃义，这些在不同的人物身上都有体现。剧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的生活轨迹和人生追求，这也是每一个观众心中的期冀，观众在他们身上看到的，是市井百姓的本性表露，绝大多数观众作为普通百姓，便在此刻将其自身情感与作品情感互相趋近，形成情感共鸣，通过共鸣。

其实《下一站，再幸福》不仅是中国人的话剧，更是天津人的话剧，可能只有天津土著才能领略字句间的微妙。从剧本的整体塑造到人物形象到细节处理，该剧都带有地道的津味儿。“三儿”这个角色尤其把天津人热情、豁达、贫嘴、幽默、乐于助人等性格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天津方言的大量引用，增强了该剧的地域特色和喜剧因素，使得人物性格更为鲜明生动，许多台词正是因为方言的使用而显得格外幽默。这样，更容易拉近与本地观众的距离，使他们觉得演员们在舞台上生活，感觉故事就是发生在自己身边，其中的深情与深意，恐怕不是外地观众所能理解的。以上因素，或许是该剧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由《下一站，再幸福》谈开去

《下一站，再幸福》是成功的，然而纵观整个中国话剧市场，这种成功也只是凤毛麟角，并不能代表话剧在中国的复兴。中国话剧仍处在枯竭期，造成这种状态的桎梏在现阶段主要表现为观众的结构和审美情趣的悄然变化与时代洪流下剧作者的浮躁心态构成的矛盾，形成了“幸福中的忧虑”，阻碍着当代中国话剧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后，话剧在渐呈颓势的同时，其观众结构和审美也在发生悄然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一、观众的文化层次有明显的提高；二、青年人成为话剧观众的主体；三、干部和以学生、教师、文艺工作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观众中占了绝大多数，工、农、兵所占比例极小。（本人在观看《下》的过程中对此深表认同。）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电视作为更快捷、更普及的传播媒体的介入，较话剧有着更强的宣传教育功能，同时也更富于娱乐性，满足了较低文化层次受众的审美需求，代替了话剧所承担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自80年代起，大众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并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众的视野也逐渐开阔，其审美标准和欣赏趣味逐渐挑剔，不再拘泥于传统话剧过于注重社会教化的枯燥形式；三是伴随经济转型而来的文化转型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时期的社会风尚，改变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和欣赏需求，打破了旧有的文化消费格局。

这就对当下话剧创作提出了新的挑战。话剧要想走出困境，必须迎合市场发展规律，彻底转变早先那种将话剧视为宣传教育工具的观念，将持续的制度化和世俗化作为振兴话剧的首要推动力，重新认识和强化话剧的娱乐。文化学者周宪指出，中国已进入消费社会，而喜剧性最切合于消费享乐主义的意识形态要求。当消费成为文化的重要功能时，文化产品的娱乐性就凸现出来，而以逗笑为基本目标的喜剧，显然最符合大众放松休闲、寻求快乐的要求。《下一站，再幸福》便是迎合这种新的社会消费意识的成功范例，它以“会心一笑”的方式，呈现了更高级的喜剧样式，将娱乐与思想融于一体，把戏剧性、喜剧性同对人生的思考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找到了喜剧本真的东西，不仅有笑料的表层外衣，还有深刻的内涵，给人以思考，是快乐并且警醒的。

但是，过度地推崇世俗化和娱乐化，不免矫枉过正，致使话剧由世俗向庸俗、喜剧向闹剧的堕落，这是需要我们全体关注话剧发展的人，尤其是剧作者所应当关心的。个人认为无论是哪种艺术表现形式，唯有其具有深切表现人性、反映时代生活，才称得上伟大。可事实是，如今的剧作者普遍因为种种利益，下意识或潜意识的进入了一种浮躁状态，或是媚俗于市场，单薄、肤浅，急功近利，只注重舞台的形式感而忽略其人学深度，忽略艺术家对人的独特发现和独特思考，像《下》这种既以喜剧形式满足观众消费需要，又立足于当代社会，展现当代人物精神风貌的原创性精品仍少之又少。须知，话剧一旦缺少了结结实实的人生做底蕴，便成了各种形式手段的杂耍和小玩闹，就会变得苍白，变得软弱，变得残缺。如何在不失话剧对人性的深层体验与娱乐消费的潮流中找到一个平衡点，是我们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