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外”的李昌平

十年后，已到“知天命”年龄的他，更喜欢低调地做他认为有意义的事。这十年的“体制外”经历到底给了他什么样的感悟？

十年前，正值“三农”问题最引起人们关注和讨论之时，本刊曾专访李昌平，那时他因为“向总理说实话”而成为“三农”问题的符号性人物。十年后，《决策》杂志创刊20周年之际，本刊记者再次回访李昌平。这十年，中国“三农”问题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李昌平的人生轨迹亦如此。

十年间，李昌平在体制外摸爬滚打，他当过“北漂”，也游历过很多地方；他曾混迹于各色圈子，也屡屡对“三农”问题发表高调观点，获得关注，也饱受质疑。

如今的李昌平，外表似乎变化不大，依然是当初敦实、不显老的样子，但他对“三农“问题的看法、对人生的感悟，与十年前相比，都发生了很大改变。“随着年龄的增长，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事情，不去逞能了，很多做不了的事情也就不去掺和了。”李昌平告诉《决策》。

十年前，李昌平以敢说著称；而十年后，已到“知天命”年龄的他，更喜欢低调地做他认为有意义的事。这十年的“体制外”经历到底给了他什么样的感悟？

漂泊的十年

2003年，在经历最初的“无奈、茫然”之后，李昌平开始慢慢适应“体制外”生活。他至今仍感谢《中国改革》杂志，“在没有单位敢用我的时候，《中国改革》勇敢地收留了我这个‘北漂的共产党员’，帮助我度过了最尴尬的日子。”

在3年的记者、编辑生涯里，他发表了不少有关“三农”领域的文章。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了赚稿费”。与此同时，不少地方纷纷邀请他去演讲。然而，在他表达观点、获得一些报酬的同时，却招来了质疑与批评之声。

有人说，李昌平已脱离农村，他阐述的观点已经不符合现实情况；也有人说，李昌平的论述，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更有人认为，李昌平分明是在利用名声聚敛钱财，而他的学术功底根本不值一提。

对于这些争议，李昌平无心理会，他坦承，其实这些都不是他刻意追求的，有时候是被生活所迫，因为从“体制内”走向“体制外”生活，现实很残酷。

到北京之后，李昌平最大的感慨，是接触到很多“三农”学术圈的人，但是却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我花了3年时间才搞明白，这个圈子里的人到底在说什么。”

2003年9月，随着他主编的《中国改革》杂志农村版的停办，李昌平不得不选择离开。此时，他的前妻因不能适应“北漂”生活，最终与其离婚。

随后，李昌平进入香港乐施会工作，在西南、西北从事扶贫工作。在乐施会直接操作扶贫项目的几年，对他影响很大，“云南、贵州和我家乡的农村完全不同，刺激我去想很多问题。”

“从自己的经验出发，觉得一些事情理所当然，但一个很小的事情就能改变你最初的想法。”有一件事让李昌平印象非常深刻，他曾积极帮助一些村庄修建厕所，但山里人历来是把牛粪、猪粪分散晒干了做肥料，修了厕所以后，粪便集中，反而滋生苍蝇蛆虫，变成一个“糟糕的东西”。

李昌平还发现，现代化的速度越快，对贫困地区的巧取豪夺越厉害，让那个地方更贫困，“表面看，贫困是人家的问题，其实它是现代化的一个负产品。”

在此期间，李昌平还去了日本、印度、越南、朝鲜，以及台湾的许多农村，不仅让他对“三农”问题有了更深刻的思考，也让他有了原来没有的开阔视野。

2006年开始，李昌平又多了一个身份――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作为非教职的研究员，李昌平并不需要“坐班”，只是有课的时候去讲讲课。河北大学方面曾表示，允许他将过去数年发表的文章算作论文数量，凭此申请教授职位，不过他主动放弃了。

在辗转游历十多年后，李昌平最深的体会是，现实中不同圈子有着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我发现至少存在着官员、学者、老百姓和NGO这么四种话语体系，不同的话语体系彼此都听不懂。”

“我在各个圈子都待过，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李昌平自认为是搞懂这些话语体系的少数人。从基层干部，到媒体、学界，再到NGO，李昌平打通这四套话语体系，足足花了十多年时间。

“再向总理说实话”

2012年8月，李昌平的新书《再向总理说实话》出版，新书从完稿到正式出版有一年多时间。与十年前《我向总理说实话》相比，这本书出版更难一些。他也知道，即使出版，再也不会像十年前那样引起轰动了。

对他而言，更重要的是，十年前他那句“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成为当时对“三农”问题的最经典概括，但如今“很难找到一句话来概括今天的现实，问题更复杂了。”为此，李昌平曾把十几万字的书稿，搁置在电脑里大半年时间。

“时隔十年再对总理说‘三农’，心情依然很沉重，‘三农’问题虽然有些方面有较大改善，但有些方面问题有新发展。此外，心境还有一个特别的变化，即我现在是‘北漂者’。”李昌平说，他十年前的诉求早已实现了，但中国农村却日渐被新的问题困扰，“不解决的话，会比2000年的情况更严重。但我找不到简单的表达来达成共识了。现在很多东西是错的，可是被广泛接受，我无能为力。”

李昌平觉得在这十年时间里，“通过边走、边看、边学、边做，确确实实悟出了一些新东西，明白了不少‘学问’不过是上代人对下代人的忽悠。”

他举例说，他多次听到“泰斗级”学者说：农民为什么穷？因为没有钱。为什么没钱？因为土地等财产不能抵押贷款。为什么不能抵押贷款？因为土地没有私有化。

“我经过10年考察学习和实验验证，才知道，其实东亚小农的农地只能在农民共同体内部实行抵押贷款。”李昌平认为，正是这样的观点一直被当成是主流学问，才导致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和土地制度改革30年找不到正确方向。

虽然对于新书的观点，李昌平有着相当的自信，但与十年前相比，这一次他的声音倍显孤独。

新书出版之前，李昌平曾“闭关”3个月，给时任总理写了一封信，“是我对最近20年‘三农’的思考和对未来道路的探索，是我离开体制十年，根据自己的实验进行的思考。温总理多次说要听实话，我的信都是写的大实话，是和总理的一个交流。”

在李昌平看来，既然过去偶然选择了“上书”，现在继续这种方式和路径有“比较优势”。

更重要的是，身在体制外的李昌平，更能体会到体制内的重要，“因为中国还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大部分的资源和人才还都是在体制内，而每一次体制的一点点变化，对整个社会的改变是巨大的。”

“乡村建设实践者”

在经历过种种职业角色尝试之后，如今，李昌平还是想沉到农村做点事情，在他看来，农村问题必须去实践。

2011年，李昌平与一批资深乡村建设民间人士合作组建了“中国乡村建设院”，从事新农村规划、设计、建设的专业服务。对于这样“实践者”的角色，他觉得很满意，因为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建设理想的新农村。

“过去在体制内，我的任务是按照上面的要求，针对某些阶段性的要求或者检查做事，但是应景之后就完了，就像猴子掰苞谷，掰一个丢一个。农民呢，也知道就是陪你玩一玩，玩过就完了。现在我做一个项目是我的作品，就必须研究方法，怎样能实施，怎样能持续发展。”李昌平觉得，同基层干部和农民打交道，才是他的长项和“老本行”。

李昌平做的第一个新农村建设实践，是在河南农村综合改革实验区信阳市的郝堂村。实验区政府曾给农民发了各种各样的产权证，也规定银行必须接受农民的抵押贷款，但就是没有哪家银行愿意给农民提供贷款。当地政府找到李昌平时，双方一拍即合，开始合作在郝堂村建立“养老资金互助社”。

合作社发起股金34万元，其中农民每人投入2000元，当地政府和村委会也投入一部分资金。“为了在村子里扎下根来，我拿出5万块钱放到互助社里，并且不参与分配，我再去讲课、培训，人家才肯听我说的。”李昌平说。

“我们新农村建设不是搞开发商那一套，而是在农民组织内部建立金融，通过土地抵押贷款，让金融成为农民组织的经济基础。对村两委来说，有了金融工具后，新农村建设就不需要找开发商和银行，自己就可以搞，建设后土地增值的收益就归农民了。”李昌平说，合作社至今累计放贷金额已达500多万元。去年底，合作社把30%的利润拿来分配，村里每个股东分得了800元。

与此同时，通过政府采购，李昌平的团队帮助郝塘村规划设计改造房屋和整治环境，“中国的规划只有城市的规划，一张图纸可以管全国，没有农村的规划经验，但我们是一村一品、一户一指导，每户人家的房子都不一样，就要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为了在村里做好垃圾分类，李昌平同样研究出了一套可操作的有效方法。

如今，郝塘村已是远近闻名的漂亮村庄。而且通过内置金融和养老村建设，郝塘村的集体资产从无到有，一下变成了几千万元。

“我们做的事情用一句简单的话说，就是重建农民共同体，未来30年不是要把农民搞散，而是要重建共同体。”李昌平和他的乡建院，现在每年在各地做30多个村子的新农村建设，他希望这些村子能成为“星星之火”。

有人建议李昌平应该建个网站，推广他的新农村建设经验，但李昌平并不感兴趣，“别人怎么总结评价我不关心，我只要做出成果就行。做好了放在那里，总有一天人们会发现什么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