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侵权抗辩制度的完善

生活在人群中，名誉是人的最重要的利益之一，当一个人的声誉受到损害，他所追求的人格认定便会残缺不全甚至完全崩溃，由此带来的痛苦往往更甚于单纯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现代大众传播业越来越发达，报纸发行量动辄就以数十万上百万份计，电视进入千家万户，电脑网络覆盖全世界。大众传播媒体的发展，一方面使信息传播更为迅速、广泛，影响更为深远；另一方面又与个人隐私、名誉权利产生更多的冲突，由此新闻界对社会所负直接、间接的责任亦将更为重大，因此，现代法律需要对这个领域进行更有力的调整。

法律的调整包括让名誉受到传媒损害的人们获得法律上的救济，但同时，法律还必须对宪法所确定的公民享有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权利加以保护。在某些情况下，这两种利益会发生冲突，既要保障言论和出版自由，又要使名誉权受到完整的保护，这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境界。笔者认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则，是协调人格利益的保护与舆论监督的保护这两者之间冲突的有效办法。正如美国学者斯德门所指出：“法律与新闻事业两者间冲突得到解决，绝不能认为是某一方面得到胜利，或某一方面被击败，而应看作整个社会得益。”

法律在两种法益冲突的情况下，向一种法益倾斜保护是必不可少的，例如所有权与债权发生矛盾，所有权与租赁权发生矛盾，法律总要确定对哪一种权利的保护提供倾斜。不过，在新闻侵权领域，如果对新闻自由和舆论监督提供倾斜保护，并不是像一些学者所主张的乃是对“负有舆论监督职责的新闻记者”提供特殊保护，因为新闻记者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应享受特殊保护，只是在他们行使正当的舆论监督和新闻自由权利时，其新闻活动才应受到保护，对滥用权利的行为，不仅不应保护，反而应使其承担法律责任。所以，法律的特殊保护不是针对某一类特殊团体和个人，而是针对某一类法益，某一类行为。笔者认为，法律的价值是多样的，在新闻自由、舆论监督和个人人格权之间发生冲突时，法律的天平应倾斜到代表公共利益的一方。这不仅应当成为法院审理新闻侵权案件的评判依据，也应成为新闻媒体及新闻从业人员进行采访报道活动的行为准则。

一、建立严格的新闻侵权责任构成要件

责任构成要件是行为人承担责任的条件，也是判断行为人是否应负侵权责任的根据。在责任构成要件中，既不能简单地套用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也不能混同一般侵害人格权与新闻侵权问题。对一般侵害人格权行为，可以通过较为宽松的构成要件，制裁各种侵权行为，从而向人格权的保护倾斜，而对新闻侵权则应采取较为严格的构成要件，限制过多的新闻侵权责任的产生，从而实现对舆论监督的特殊保护。例如，在舆论监督中，只要不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丑化他人人格，只要不是抓住他人隐私或个别事实对他人人格进行侮辱、诽谤、诋毁，只要基本事实存在，即使在新闻报道中出现言词不当、技术失误，且不是决定舆论监督性质的问题，就不应视为侵权。

二、在新闻侵权法中确定“容忍轻微损害的义务”

即对于新闻工作者及其他公民在通过媒体而从事正当舆论监督的过程中，对于轻微的损害应当予以忍受。例如对于那些轻微的失实或用词不当，并不必然带来法律意义上的损害，或者带来的损害是轻微的，国外的一些立法采取“微罪不举”规则，要求受损害者予以忍受，这是值得我国立法借鉴的。

三、引入“实际恶意”原则

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了“实际恶意（ａｃｔｕａｌ ｍａｌｉｃｅ）”原则。其主要内容是：如果政府官员要在与其相关的名誉损失和诽谤案中胜诉，必须举证说明被告（媒体）在做出那些具有诽谤和诬蔑的报道时带有“实际恶意”，即媒体在进行有关原告的报道时清楚地知道自己使用的材料或信息是“虚假不实的”（ｆａｌｓｅ），或对其使用的材料和信息的真伪予以“毫不顾及”（ｒｅｃｋｌｅｓｓ ｄｉｓｒｅｇａｒｄ）。含有恶意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明知故犯，二是严重失职。明知故犯是指被告明知消息与事实不符，还是不顾一切地将消息发表，换言之就是撒谎、造谣。严重失职则是记者编辑在对消息的准确性有怀疑时，不核实、不查证，照发不误。笔者认为，对于国家工作人员侵权案，可借鉴美国诽谤法，采取只有证明被告主观上出于恶意方可追究侵权责任的原则。贺卫方教授曾经指出，媒体是否构成对被报道对象的侵权，并不完全取决于对象感到其名誉受到了伤害，更应考虑记者及编辑在处理报道的过程中是否故意违反了新闻从业者的基本伦理准则和正常工作程序。如果没有违反，或并非故意违反，则不应追究媒体责任。因此他指出：“对于公众人物诉媒体的名誉权案件，只有媒体可能存在实际恶意时，受理才是正当的。”

四、关于司法中执法者“自由裁量权”的适当运用

在没有新闻法的情况下，目前处理新闻侵权纠纷的主要法律依据是《民法通则》的有关条款及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些批复、意见等解释性规定，由于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都是宪法权利，因此处理新闻纠纷时，法官们不仅要注重《民法通则》的实施，还应考虑宪法精神的同时实现，这样的审理和判决才是科学的、专业的，可以为以后处理类似的诉讼提供借鉴和经验。

由于现行法律尚不健全，过于简单，所以只凭法律规定不可能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所有具体问题，这样法官就需要适当行使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运用不当固然可能形成滥用，造成司法专横，但只要运用得当，则会成为对尚不完善的法律法规的一种有益补充。在审理“北京国贸中心诉吴祖光侵害名誉权”一案时，审判人员将宪法权利和“公众人物”的观念贯穿于审理之中，在适用有关法律的过程中，从抽象的原则中推理出适用于这类案件的具体规范，或通过选择、解释抽象的法律条文，补充现行法律的不足，为以后的有关立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对我国的新闻侵权法制建设作出了贡献。

（作者单位：河南人民广播电台）

编校：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