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中的韦伯

【摘 要】韦伯生前著述繁多，从《学术与政治》一书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深受现代性折磨的学者，他用自己“清明的头脑”与预见性的意识，表达了对这个世界的未来的深沉的忧虑及对人类文明普遍发展进程的深切关怀。文章意在通过对“除魔”、价值中立、政治伦理、自由等问题的探讨，理解处于现代性中的人们所遇到的种种困境与理性化所带来的矛盾后果，从而更好地认识时代中的韦伯。

【关键词】韦伯；现代性；价值中立；除魔；政治伦理

“韦伯因为的一次集会而迟到了，迈着轻快而急促的步伐进入会场，手上拿着有两三行笔记的一张小便条，在连一点原稿也没有的情况下开始演讲的，这次演讲被速记下来，演讲的话全被刊印出来。”这是洛维特在回忆录中对韦伯1919年在德国慕尼黑大学所作的演说《以学术为业》的叙述。稍后，《以学术为业》与其另一演说《以政治为业》合编为《学术与政治》一书出版。在书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深受现代性折磨的学者，他用自己“清明的头脑”与预见性的意识，表达了对这个世界未来的深沉的忧虑，以一个时代先知的身份对生存意义展开了追问。本文意在通过对“除魔”、价值中立、政治伦理、自由等问题的探讨，理解时代中的韦伯。

读过韦伯的人应该能够感觉到，在他身上存在着一种极为矛盾的动态的紧张，并且，他似乎有意使自己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中。这也许可以从他的出身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中得到解释。韦伯生活的时代，一方面德国在1870年普法战争后，一直经历着经济的腾飞，并因此发展出相互矛盾的德国特色：经济领域上，德国采取以国家方式振兴民族经济的政策，工具理性成为社会生活的通则；政治领域上，俾斯麦奉行的“权威先于议会辩论”的治国原则使得德国的议会政治虚有其表，高效率的官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另一方面，市民社会中存在着一种信念的缺失，庸俗享乐主义四处泛滥。用一些思想家的话来说，“更为严重的是思想本身也丧失了自信，它已没有勇气去说明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还有意义了。”而从韦伯自身来说，家庭的背景培育出了他许多特殊的品格。父亲作为一名议员与母亲严谨的新教信仰在一开始便使得韦伯处于政治生涯与学术世界的割裂中。在其生命的后期，长期的疾病在他身上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第一次世界大战则促成了他的严肃心情。韦伯的好友李凯尔特评论道，“（韦伯）年轻时金子般的幽默感，如今只偶尔有所闪现。韦伯似乎成了一个苦行者，有时甚至十分阴沉。”理性对神学的征服，时局的动荡，政治的官僚化，种种因素都不同程度地促成韦伯对现代社会的焦虑，并最终体现为在这两篇演说里对以往的学术与价值、自由与政治的剥离与解构。

一、上阕

随着理性化和理智化的发展，宗教日渐失去魔力。用韦伯的话说，“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 韦伯把这个过程称之为为世界“除魅”，其本质便是理性驱逐了艺术、思想及一切的领域神灵，其结果是使人的本性被彻底释放出来。在一个未“除魅”的世界里，人们对这个世界充满因无法掌握而产生的惶恐、不安。然而，“除魅”并没有使人们获得内心的安宁，因为人们仍将面对着诸如生、死及命运等无法为科学解释的生存困境。“人需要信仰和希望，它们是上帝的恩赐，为的是让人理解人类生存和历史中深层的东西。”古罗马神学家奥古斯丁的思想或许并非没有道理。而到了韦伯所处的时代，“人生终极价值不再诉诸形而上的力量，宗教已经无力承担赋予人生意义的责任。”生的意义何在――知识的无止境使得人们穷极一生也无法获得人生的终极意义；既然存在没有意义，那么死亡又怎样能证明自身是有意义的；倘若生死都没有意义，那么文明生活又有什么意义？现代人由此仿佛漂浮在没有信仰根基的半空中，陷入对统一意义丧失的焦虑中。

此时，另一种现象作为对上述事实的印证出现了。韦伯批评了在当时年轻人中流行的偶像崇拜现象，这些偶像就是“个性”和“个人体验”，韦伯评论道，“人们不畏劳苦，竭力要‘有所体验’，因为这就是‘个性’应有的生活风格，如果没有成功，至少也要装成有这种天纵之才的样子。”对“体验”的全部追求正是因为人们不能做到勇于正视时代的命运，面对着价值多元的世界，人们只能依靠自身对价值进行判断，人们必须自己作出痛苦的选择。

也许我们可以将这种偶像崇拜理解为当信仰消逝后现代人寻求解决之道的一种途径，它实际上从侧面上反应的仍是人们内心因价值与信仰的真空而产生的焦虑。

如果说“除魅”是现代性的第一个特性，那么另一个特性则是科学的无止境性。人们的生活已经被嵌入“进步”与无限之中，在剥离了价值后，人们如同流水线上的零件，在日复一日的循环往复中，永远只能捕捉到精神生活中最细微的部分。那么，对于知识的永无止境的远征，人们是否可以通达终极意义？韦伯对于这个答案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认为，纯科学从来不考虑获取知识是否有意义，而仅仅是预设了它“值得知道”。然而，科学本身是“既不可以，也不能够决定，什么值得知道，什么不值得知道”。即是说，科学所能提供的是有关事实的可计算的和经过计算的知识，却不能够回答有关价值判断的问题。因为“世界上不同的（并且是同样正确的）价值是处在无法调和的相互冲突之中......并且将一如既往地永远如此。”科学能做的仅仅是通过产生纯知识，为人们提供“头脑的清明”。因此，当教师在讲课时，他所能做的仅仅是向学生传授客观的事实，这之中是不应该加入自己的价值判断的。这也才是“以学术为业（Wissenschaft als Beruf）”的真正含义所在。此处我们需要理解的是，德语中的“Beruf”除了“职业”之义外，还有一种更崇高的含义――“天职”，它包含着对科学的献身精神及终极价值关怀。

然而，当韦伯在努力强调“价值中立”时，他似乎使自己陷入了一个悖论里。对此，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施特劳斯认为，韦伯在否定了一切价值之后也否定了理性本身，这使其不可避免地通往一条虚无主义的道路。科学本身是没有价值的，恰恰是对科学的献身赋予科学以价值，而这一勇敢的献身恰恰证明了：科学并非基于理性，而是基于献身，科学只是一个没有根基的决断主义。坚持某种价值的原因是因为坚持本身，此时理性已经完全失去了价值，“科学最终成为对于理性的非理性的偏爱。”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价值中立”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是因为在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中，从社会现象的呈现到社会现象的解释，必然会有价值判断贯穿其中。施特劳斯所举出的例子很简单，他认为韦伯一直强调的统治的三种理想类型“不是源于对政治社会性质的完备反思，而只是由两三代人的经验提供了基本的取向。”

韦伯的好友李凯尔特则认为，韦伯在作为学者时，尽可能保持“价值中立”的态度，而当他在参与政治，撰写政治性文章时，则政治观点鲜明。这种力求达到超脱与关注的平衡使韦伯在作此演讲时让听众感觉“向他们讲话的这个人，是在强烈地压抑着自己身上的某种东西。”这样最终是导致韦伯离他所追求的“价值中立”越来越远。

笔者认为，在追求“价值中立”的学术分析下，韦伯实际上对现代性持有极端忧虑的态度。他在表达人类追求理性时，似乎更接近于他所反对的观点。西方世界在解除了魔咒的同时，把现代人置于一个充满价值冲突的、但同时又是完全客观化的、无信仰的世界当中。随着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理性的光辉并没有指引人们通往幸福之路。在剥开了迷雾后，出现的只是极地黑暗笼罩下的冰冷长夜。现代性所带给人们的究竟是什么，人们该何去何从，韦伯似一位先知，透过深沉的双眸望向未来。

二、下阕

韦伯不仅是纯粹的学者，他同时也向往着投身政治生活。他认为政治家所必不可少的三种素质是激情、责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光有激情是不够的，必须将这三者同时熔铸在一个灵魂之中，才能做到“以政治为业”，而这与行动者“对灵魂的坚定驯化”是分不开的。与政治家的伦理趋向相对应的是“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两者间存在着深刻的对立。信念伦理是一种为了实现最终的目标可以不择手段的行为取向，为了追求一种终极的善，暴力的使用是能够被允许的――只要它能达到一切暴力皆被消灭的境界。至于因目标而造成的伤害，坚持信念伦理者相信这份责任是不应该由自己承担的。这实际上是对后果不负责任的做法。而责任伦理者则必须顾及由自己行为所可能产生的后果，而这种后果是需要由自己承担的。作为一名民族主义者，韦伯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社会主义的敌视。他认为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所造成的结果与军事独裁者别无二致，他们仅仅是“具有高贵的意图”，却忽视了“战斗无论在什么地方发生，都是战斗。”这实际上也表明了他对于信念伦理的态度。

他尖锐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什么时候、在多大程度上，道德上为善的目的可以使道德上有害的手段和副产品圣洁化”？

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承认这一点实际上等于承认，伦理责任与对于幸福的追求之间始终存在着张力。尽管如此，韦伯还是用一段极赋感染力的话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能够真正打动人心的，是一个成熟的人（无论年龄大小），他意识到了对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真正发自内心的感受着这一责任。然后他遵照责任伦理采取行动，在做到一定的时候，他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这才是符合人性的、令人感动的表现。”这恰好构成了他对于现代性中自由问题的回答。随着理性化在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官僚制便是理性化在政治领域的集中体现。官僚化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组织的效率，另一方面作为一种非人格力量却极大地压制了人的个性和创造性，造成了对人类自由的剥夺。官僚体系下的人们丧失了自己的情感、价值，有的只是照章办事以及对上级的命令的无条件的服从。在这种条件下，自由何以可能？韦伯认为人们应当像新教徒一样，将职业当作自己的天职，通过道德自律式的价值、信念、责任的坚持，履行自己的责任伦理，实践生命与生活的自由。这实际上是在维护自己价值判断上的自由。

此时的韦伯似乎又陷入了另一个悖论。当他在呼吁每个人都找到握着自己生命之弦的守护神时，他似乎忘记了实现这种信念、责任价值的前提，除了再次让世界“着魔”之外，别无它法。因为信念与宗教、道德敬畏是分不开的。韦伯本人在人格上存在的紧张在其理论里得到了很好的展现，然而对于这个悖论谁也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我们只能换一种角度思考：或许韦伯思维的矛盾之处也正是其独特魅力之所在。

三、结语

不同于其以往的形象，《学术与政治》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个立体的、复杂而矛盾的、忧虑重重的韦伯。当科学取代宗教成为解释世界的唯一原则时，科学的“价值中立”的特点却无力为人们提供指引，结果是现代世界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各个层面上发生了分化，价值之间的冲突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同时，非人格化的官僚制以一种压倒性的力量支配着现代人的生活，昔日的人格自由不复存在。当我们重新解读韦伯，会发现他对于现代性的洞见令今日的我们都不得不为之感到震撼。

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不管韦伯如何想避免，宗教的信念最终还是像幽灵一样蛰伏在他思想深处。也许我们不应该像卢卡奇一样批评韦伯“在反对非理性主义的斗争中竟把非理性主义引向一个更高的阶段”，而应试图理解这位身兼社会科学家和人文主义者两种角色的学者是如何为维持一种“超脱的关注”所作出的努力。又或者，我们没有必要过分强调科学与信念之间的对立，因为科学并不必然导致解除这个世界的神秘性，反而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的“神秘”，而这也同样可以给人们带来“头脑的清明”与喜悦。

借用雷蒙・阿隆的话，“马克斯・韦伯不属于一个消逝了的过去”。其深邃的思想像一面明镜，在10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折射出澄澈的光芒。

参考文献

[1] [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

[2] [日]上山安敏.神话与理性――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欧洲的知识界[M].孙传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3] [芬]罗明嘉.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中的社会生活神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4] [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M].葛志强，胡秉诚，王沪宁，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5] 刘军，任丙强.宗教、科学与韦伯的现代性思想[J].河北大学学报，2000（6）.

[6] 杨子飞.社会科学、价值判断与科学的价值――评施特劳斯的韦伯论述.社会[J].2011（6）.

[7] 石德生.韦伯的核心问题及其研究理路[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1）.

[8] 秦文佳.在关联与无涉之间――关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再思考[J].江南大学学报，2004（8）.

[9] Strauss，Leo.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

[10] 冯克利.时代中的韦伯――代译序.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

[11] 李凯尔特.马克斯・韦伯的科学观.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

[12] 卡勒.科学职业.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

[13] 张钰.解读韦伯的三大隐喻 探测韦伯对现代性的洞察[J].社会，2005（6）.

作者简介：胡贝易，女，中央民族大学2010级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