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我国评级业发展的思考

摘要:此次“次贷危机”实质是风险传移与信心崩离相伴共生的信用传导链条上递进式的危机蔓延。我国评级体系的现状是行业监管制度存在空白、市场准入及资格认证制度缺乏、评级机构缺乏独立性和公正性、行业标准建设相对滞后。本文拟通过对“次贷危机”的实质、成因和评级机构在其间的角色扮演进行深入反思和解析,借鉴性地提出“后危机时代”我国评级行业的发展思路及建议:即我国应通过完善监管体系、建立评级行业及从业人员认证制度,保持评级机构的独立性与中立地位,切实割裂评级费用与评定等级间的联系,构建符合国情的信用评级业。

关键词:次贷危机;信用评级;思考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0)06-0063-02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0.06.16

自2007年下半年以来,以美国次级抵押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以超乎想象的力度和速度在全球蔓延,并通过强大的市场告示效应与快速的信心传导链条拆分崩离着全球投资者的信心,最终演变成一场严重的全球信用危机。反观此次危机的成因,信用评级是一个重要导火索,而作为进程中的重要一环,评级机构的反应迟钝、不作为以及未尽风险警示职能等行为也广受非议。如何以此次危机为鉴,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信用评级之路,或许通过危机后期反思其暴露出的问题,并深入解析评级机构在其间的角色扮演和重新审视国内评级市场的制度缺陷可略有所知。

一、次贷危机暴露出的问题

此次美国次贷危机源于穆迪、标准普尔等国际权威评级机构错误估计了次级抵押债券的风险,并给予过于乐观的3A信用评级,从而误导大批投资者深陷其中而引发了一场波及全球的信用危机。事实上,由于美国次级抵押债券及其衍生产品设计的复杂性,投资者根本不可能有足够的数据和资料对自身所购买证券的内在价值与真实风险进行准确的评估,因而权威评级机构的等级评定成为投资者购买的重要参考。然而由于评级机构未能对信用传导链条上的核心要素――信用风险以及纷繁复杂的国际金融市场作出充分、正确的估量和及时、迅速的反应,致使风险伴随着危机不断地从上游机构向下游机构传移,并通过强大的告示效应被进一步放大,最终引起全球性的信心恐慌与崩盘,其实质是一场风险传移与信心崩离相伴共生的信用传导链条上的递进式危机蔓延。

二、评级机构角色解析

简单地说,信用评级机构是依据“三性”原则,①通过规范化程序和科学化方法,以简单、直观的等级符号对受评对象履行相应经济承诺能力和可信度作出评价并向社会公众的中立第三方机构。因其在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常被誉为投资者利益的“守护者”和资本市场的“看门人”。但纵观此次危机的历程,无论是在危机产生的初期,或是爆发、蔓延的中期,信用评级机构都无一例外地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

(一)高评信用等级导致次级债市场爆炸式增长

由于次贷证券设计的复杂性,风险传递链条被无限加长,这在增加投资者对信用评级机构依赖程度的同时,也对评级机构把好资本市场准入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自2000年美国开始大规模发行次级抵押债券以来,穆迪、标普等评级机构一致认定次级抵押债券和普通抵押债券风险并无差异,并分别给予了最高的信用评级,这使大规模高风险、低等级的次贷衍生产品顺利进入资本市场并大量涌入,次债规模迅速扩大。

(二)反应迟钝及不作为成为次贷危机蔓延与发展的重要推手

国际权威性评级机构对次级债一致给出的高质量信用评级,是全球投资者大规模购进此类证券的信心保障。然而早在2006年初,美国次贷市场就已出现违约率大幅上升的现象,甚至超出普通抵押贷款的五分之二,这与多年来评级机构认定的两者风险并无二致相差甚远,同时也意味着大规模危机随时可能爆发。但主要评级机构并未真正履行自身“守护者”职能,既未及时调低相应证券的信用等级,也未对市场投资者发出任何风险预警,其反应迟钝与不作为助推了次贷危机的蔓延与发展。[1]

(三)次贷评级恶化动摇全球市场信心

由于具有市场预期导向特质,市场上存在着信用评级对投资者信心的放大作用,使评级结果成为名副其实的“双刃剑”。当市场前景看好时,评级与等级的提升有助于投资者信心的攀跃及市场的繁荣;而前景看淡时,信用评级同样可能放大上述因素,造成“调低信用评级―市场悲观―出现恐慌性抛售―继续调低信用等级―市场进一步低迷”的恶性循环。2007年7月10日,穆迪公司宣布调低超过400种的次级债评级,同日里标普也将612类证券列为观望。国际两大权威评级机构短时间内大范围调低次贷评级及其伴随而来的放大效应是引发次贷危机的导火线,以至全球金融市场出现大震荡。[2]

三、我国现行评级体系审视

(一)行业监管存在制度真空

当前对我国信用评级行业的监管涉及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与银监会等多个部门,由于各部门征信监管权限没有明确规定,加上全国范围内的有效监管体系并未形成,现实中的多头监管往往演变为实际上的无人监管。在这种情况之下,各评级机构执业行为难以得到有效的约束性规范,评级质量参差不齐。

(二)统一的市场准入及资格认证制度尚未建立

随着我国的法制建设逐步健全和完善,各种法律法规伴随着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需要应运而生。当前,《征信管理条例》虽已进入征求意见阶段,但离正式与实质性操作实施尚有一段距离,征信立法工作稍显滞后。特别是由于涉及合规经营、不正当竞争、准入及退市条件等方面的市场准入机制和机构资格认证制度的缺失,导致现行评级机构、评级行业并无完备的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约束,也无促其长远发展的制度框架,市场管理较为混乱。[3]

(三)评级机构缺乏相应的独立性与公正性

信用评级以揭示风险为立足点和出发点,因而客观、独立、公正是评级机构应具备的基本要件。然而,我国评级市场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某些评级机构不惜以牺牲评估质量去争取市场份额,恶意竞争、相互压价的行为屡见不鲜,造成评级市场“劣驹驱逐良驹”,同时也使得市场虚假信息泛滥,评级机构的中立性和公信力都受到极大的质疑。

(四)行业标准建设相对滞后

目前,我国信用评级业缺乏统一的行业规范和全国性市场,没有一套统一规范的评级方法、评级标准和评级指标体系,造成各评级机构评级结果差距很大,不具可比性与公信力,很难发挥信用评级改善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参评对象筹资成本和增加其无形资产的关键功能。

四、危机反思及启示

(一)完备的监管体系是实现监管当局、评级机构与金融市场“共生式”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

1998年,基于“金融市场自我监管比政府监管更为有效”的论断,美国废除了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权,实际上相当于将监管当局本应承担的监管责任转嫁给评级机构,默许由其部分充当“监管者”的角色。次贷危机的爆发表明,对“监管者”的监管过度依赖行业自律和充分竞争,事实上并不能保证市场体系的有效运作,只有高效、完备的行业监管体系才是实现监管当局、评级机构以及金融市场“共生式”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结合我国实际,笔者认为可利用《征信管理条例》即将出台的有利契机积极探索评级机构监管经验。具体可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以“培育与监管并重、发展与规范并举”为基本原则,试行评级机构资格认证、评级机构执业行为检查、评级机构高管人员资质考核与评级结果违约率检验以及问责机制等监管制度,最终在我国建立起统一监督、统一管理,以市场准入与高管人员考核机制为基础,以违约率较验系统为核心,以执业检查为保障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事前、事中及事后相印证的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完备的监管体系。

(二)信用评级行业及从业人员执业的信用制度亟待建立

次贷危机的爆发在严重威胁评级行业独立性与公信力的同时,也从全新角度就如何对风险揭示者自身的守信风险进行了必要提示,对切实防治评级业失信及信用风险隐患提出了更高要求。事实上,建立一种独立于市场之外的第三方资信评级机构与从业人员执业信用制度是一种不错的制度安排。具体而言,可根据评级机构在市场上的表现,制定包括从业人员专业资格、个人职业信用记录、评级业务开展独立性、公正性以及评级结果准确率、评级机构自身信用记录和社会认可度等系列指标在内的评价体系,并以相应分值或等级表示,从而通过定量评价的方法实现资信评级机构与相关从业人员信誉程度的事前及动态监测,并在不同的信誉等级阶段实施相应的业务禁止。如评定等级低于某一级别时,可采取降低机构市场份额、削减经营时间、以上年度营业利润为基数缴交一定比例罚金等措施,如果失信严重者应令其从评级业中彻底出局,永久性丧失执业资格。

(三)保持评级机构的独立性与中立地位是评级业发展的内生要求

信用评级以风险提示为初衷与目的,因此评级机构的独立性、公正性是其得以生存、壮大并发展的基石与内生动力。否则,不仅无助于解决市场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反而会因放大评级结果使用者的不信任情绪而影响投资者信心。在此方面,除评级机构应恪尽职守、合规操作,谨慎维护并逐步提升自身乃至行业在国际国内的认同度和公信力之外,政府也应有所作为。一是以立法形式明确信用评级在信贷市场的合法地位,并在法律层面对评级程序、评级对象等作出明确规定;二是出台行业扶持和需求引导政策,明确信用评级产品用途,在银行贷款、工商税务服务、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经济项目审批中推行信用评级制度,切实推动信用评级由潜在市场向现实需求转化;三是增强信用报告应用的强制性和约束力,将信用评级结果与政策倾斜相结合,对等级高的评估对象给予相应的政策优惠,发挥信用评级的正向激励作用;四是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对评定等级较高的评级对象可予以一定的资金补贴,切实减轻评估对象的财务负担,提高其参评积极性。[4]

(四)切实割裂评级费用与评定等级间的联系是提升评级质量的关键

现实中,评级机构的收入源自向评估对象收取评估费用或向评级报告使用者有偿出售评估报告赚取信息费两种模式。从美国次债风暴看,评级机构在向评估对象收费的同时,又要对评级报告使用者负责,这自身存在着制度上的错位,难免影响到评级机构的公正性和中立地位。因此,我国的评级收费模式应借鉴国外先进做法,采取向银行、政府等有偿出售评估报告的方式,确保评级需求方能够以尽可能低的代价获得充分选择权,同时对评级机构的一部分收入根据所评级对象的期限适当延期支付,并视评级结果的准确与否决定到期支付的多少,积极引导评级供给方专注于通过提升评级质量来获取应得的利益,这样有助于平衡评级机构的权责利。

参考文献:

[1]王淑芬.金融危机形势下我国信用评级业发展的对策[J].新华月报,2009(13).

[2]林欣.次贷危机与信用评级机构[J].中国证券期货,2009(4).

[3]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课题组.我国信用评级机构监管问题研究[J].华北金融,2009(2).

[4]翟伟峰,钟道国.信用评级机构行为与次贷危机[J].经济与管理,2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