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电影对国家形象构建的作用

[摘要]目前学术界普遍对新闻报道对于国家形象构建的作用给予重视，却忽视了电影对国家形象的构建也有潜在而重要的作用，本文就电影对国家形象构建的作用进行分析。

[关键词]国家形象　国家形象的构建　电影　误读

国家形象是他国人们对一个国家的行为表现、形状特征、精神面貌进行反应加工并形成的对该国的总体印象，而包含这些行为表现、形状特征、精神面貌的信息又主要是通过国际传播进行传递的。

当代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一国对另一国所持有的观念和印象往往会影响到该国对他国的政策和行为，进而影响国家间的关系。公众往往受到媒体构建的他国形象的影响而对一个国家产生好恶感，而这些好恶感又进一步在政治上影响一国对目标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约瑟夫・奈更是把国家形象的重要作用上升为一种软权力的高度，美国学者罗伯特・杰维斯也说，“如果不考虑到决策者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对别人持有的形象，那将是无法来解释至关重要的决定和决策的”。

国家形象是产生于国家间信息的互动，而这种信息的传播主要是通过大众媒介。人们对一个国家的了解和认识往往不是身临其境而直接地获取第一手资料的，而主要是通过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电影甚至网络来获取第二手资料的，他们从这些资料中获取信息，并用自身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加工消化，形成自己的认识，从而完成对该国国家形象的构建。从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国家形象的建构，首先在于媒介表达出一种怎样的信息，媒体塑造了一个怎样的国家形象，这里有一国对他国的形象的塑造，也有一个国家自己对自己的形象塑造，不管是谁塑造了怎样的国家形象，这些形象也必须是传播出去，并在受众之中形成印象认识，这样才能完成国家形象的最终构建。其实大众媒介对国家形象的重要作用已经为人们广泛接受，但是以往学者往往在分析大众媒介对国家形象的作用时，往往只是说到新闻报道的作用，而忽视了电影的影响，虽然国际新闻由于其时事性而构成了国际传播的主力，但是电影在传播国家形象的过程中的作用不可轻视。

《天使爱美丽》描写了一个22岁巴黎女孩的故事，它细腻、温馨地诠释出幸福的美妙，塑造了浓郁的法国风情，充分展示了法国式的“文化之尚”，促进了人们对法国文化、人文、自然的了解，并为之向往。但是去过法国的人可能会认为法国现实并没有影片所描述的那样美丽，安宁，其实法国内部尤其是南部各省，由于民族和文化分层而导致的冲突的长期积累，已经出现种种矛盾，跟影片中的法国形象有很大不同。由此可以看出，电影在塑造国家形象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美国电影《阿甘正传》弘扬了一种“自由、平等、博爱”的美国文化精神，并向全世界演绎了近乎完美的“美国梦”。《阿甘正传》以阿甘讲述了一部美国当代史，汇集了一代美国人的成长历程，但核心是反映了阿甘的性格――诚实、善良、坚忍不拔，虽然他智商低下、受尽别人欺辱，但他凭借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最终奇迹般地成为美国的民族英雄，这种神化色彩正好符合“美国梦”的精髓。《独立日》更是彻底把美国抬到了世界拯救者的地位。《太极旗飘扬》等战争片在让人们对战争和人性严肃反思的同时，也让人看到了韩国民族性格的特质，一种有“恨”而生发出来的“狠劲”，其实也难怪，韩国历史上经历了太多的屈辱和磨难，而且地处日、中、俄等国的强势之下，因此形成了这样决绝的反抗精神，韩国全体民众抵制日货的气概，电影人为抵抗好莱坞的入侵而发起的著名“光头运动”便由此而来。

其时电影对于国家形象的传播还有着其无以伦比的独特优势。首先，“电影的表意符号具有一种相对简易的世界通用性，因而人们往往通过一个国家的电影来直观地了解和认识这一国家、民族或者文化的历史和现实。”由于电影的画面具有可视性，可以直接地作用于人的感知系统，逼真活动的人物影像、形体语言、行为动作都建立了全人类可以共同理解的前提，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书籍、报纸、杂志等印刷媒介对文字的依赖，以及广播对语言的依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电影可以跨越语言文字不同所引起的“传播阻隔”与交流困难，更容易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人民所接受和理解，足以将最大多数的人民大众吸纳到它的影响范围中来。电影通过其强大的受众群体及其群体影响力，可以有效达到其影响一个国家形象的作用。

第二，电影艺术自身特有的强大魅力，决定了它仍然是当今社会最受欢迎的大众文化娱乐形式，电影的趣味性让人们流连忘返，记忆犹深，加上高新技术的进步带来了传播媒介的巨大变化，大大增强了电影的艺术魅力和传播能力。随着传播手段的日益先进，电影跨国传播的规模越来越大，能力越来越强，覆盖面越来越广。电影的国际交流，不但为电影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国际收入，同时也促进了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使得各个国家和民族所创造的文明迅速为全人类所共享，电影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传递信息，表达情感，传播文化，在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架起国际文化交往的桥梁的作用，增进了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第三，电影对于国家形象的传播更具隐蔽性，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和大众文化，以其画面的冲击和故事的趣味，在一定程度上更隐蔽其意识形态倾向，它对国家形象的塑造也是间接的，少了许多说教成分，让别国人们更容易接受，更容易在发挥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由此可见，电影在塑造国家形象有着特殊的重要作用，电影在传播国家形象时，更具趣味性，更容易让他国人们所接受，也更具广泛的以及潜在的受众群体。

电影在屏幕上展现了国家图景，然后承载这些图景传播到外，使得这些图景进入他国人们的眼球，为他国人们所理解，但是一国形象的他者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带有文化偏见的社会想象，诚如卡尔・容格所言，“这种形象的再现根植于主体的无意识，并且确定其外延的方向和了解他人的自我模式，可是说，形象是一种主体间的文化现象，就现实而言，形象是一种变形”。他国人们对一种信息进行反应的时候往往有不同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他们的理解或许是片面，或许是误读。比如说中国电影在国外所受的某些遭遇。一位美籍华人学者讲述过这样经历，一次是在洛杉矶一个朋友家的晚会上，一个80多岁的美国老人跟这位学者说他很喜欢看《大红灯笼高高挂》，并十分有兴趣地问我：“中国现在还兴纳妾吗?”另一次是跟一位教法国电影的教授谈话中，那位教授想起了张艺谋的《红高粱》，就问她“中国人为什么往酒里撒尿?”在关于西方人对中国电影的理解上，国内很多电影学者引用了著名亚裔美籍学者爱德华・赛义德关于“东方主义”的学说，赛义德认为，很多西方人都无意有意地把“东方”置于西方文化权力话语之下，把“东方”作为一个任由西方话语所制造的“东方神话”，“东方不 是东方”。在他们想象中，“东方”总是集原始、野蛮、荒诞和落后于一身，而与西方理性文明的光辉形成鲜明的对照，因此“东方”的存在只是“西方”的确证和反衬。带着这样的“东方主义”观念，我们不难分析出，西方更容易接受哪一种类型的电影。“东方几乎就是一个欧洲人的发明，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浪漫传奇色彩和异国情调的、萦绕着人们的记忆和视野的、有着奇特经历的地方。”我们发现他国观众在接受中国电影的时候，他们更倾向于去接受能给予他们某种感官刺激或精神享受的东方奇观，更倾向于接受那些能给予他们对于自己文化的满足感的图像，从而导致他们对中国国家形象的理解为一种片面而非公正的。“他们就是在‘东方’故事中得到满足的，得到关于对自己的文化优越感的认同”，“他们不仅热衷于用西方式的人权观念来看待东方历史上的专制主义，而且也往往用西方式民主体制来衡量中国现实。”另外，这些他国观众在接受这个国家电影时所持有的有意或无意的偏好，也会不同程度上影响该国电影人制作电影的偏向，从而使得该国电影在寻求融入世界，寻求传播力的时候又不免影响其电影中关于国家形象内容的公正客观。这个问题可以在第三世界电影的“走向世界之路”看出，“所谓‘世界’在很大意义上就是支配世界主导经济文化秩序的西方发达国家，所谓‘走向’则意味着试图受到西方本位的世界主流经济文化秩序的接受和肯定。因而，‘走向世界’这一提法本身就意味着，自己处在世界之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处在世界的主流或中心之外”。由于既定的经济秩序和经济文化实力的差距，第三世界电影的国际化不免为一种屈从或是谋求西方认同，在这种不对等的状况之下，第三世界国家的电影传播国家形象的力度不免受到影响，内容也不免有所偏颇，很多中国人对最具国际影响力的第五代电影就有异议，“用一些匪夷所思、不近人情的东西让西方人感到刺激，感到陶醉，或者恶心，让西方的观众产生了美学上所说的崇高感，怜悯心和种族文化上的优越感”，尹鸿也认为如果中国电影按照这种西方人“他者”期待来制作时，一种“伪民族性”在所难免：这样人们才会热衷于编造一个又一个具有西方式“弑父”原型的的故事，才会热衷于幻想那些豪情天纵的悍妇，才会热衷于将戏剧舞台移植到那些今天已很难寻找到的深宅古刹、曲巷瓦房之中，才会将中国几十年的历史风云简化为一种戏剧性场面来注解人生的曲折……。张颐武也认为第五代电影之所以受到国际认可和欢迎是满足了西方对于一个变化的中国的不变想象，“‘中国’在此仍然是旧的中国”，“由于特殊的意识形态而与西方完全不同却也落后的中国。它一方面可以被观赏和发现与西方不同的奇妙的“美”，另一方面却仍然等待西方的拯救。这种可理解的驯服的他者形象，正是可以提供一个阐释中国的必要策略”。不管这些批评是不是公正客观，但是不可否认，第三世界电影在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之路上遇到比新闻报道更为复杂的问题，不仅在于量的不足，还在于质的不足，不仅仅是传播力量的问题，更是传播内容的问题。

由此可以看到一个综合国力弱小的国家，在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之路上也是困难重重。另外，虽然电影确实为别国人们提供了一个反映国家图景最为生动而深刻的映像方式，但是由于电影自身是一种艺术手段，它来源于现实，但是又不等同于现实，电影不可以成为一种只一味反映国家正面形象的宣传的工具，它给人们的应该是一种艺术的感染力，是一种催人发省，追求上进的潜在希望。电影作为一个艺术综合体，里面总是涵盖各种因子，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观众要正确认识电影中所反映出一些负面形象，要认识到电影在揭示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正是反映了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反映了一种敢于面对自身问题而同时积极去寻求改善的态度，作为观众，要有一双明眼去认清孰重孰清，不要本末倒置。笔者在这里认为，电影由于自身的复杂性，加上国际文化差异，只是从电影去确定一个国家形象是不确切的，提升一个国家的国家形象最根本的还是在于提升一个国家客观现实状况，国家形象作为一种观念，它所反映的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国家客体及由其折射形成的具逼真性的形象，它产生并存在于一定的客观国际环境中，它的形成与国家客观状况本身有着根源上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它归根到底决定于国家客体的综合真实状况，一时的误读、曲解或美化丑化，并不能改变在一段较长历史时期内国家形象于国家本身正相趋同的事实。总之无论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如何，也无论这个国家希望国际社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形象，都必须以这个国家本身的发展速度、生活质量、社会结构为基础。

在世界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能够在孤立中发展的，国家形象对国际交往非常重要，我们不能自我封闭，而是要把自己的声音传播出去，不能随意让自己的国家形象任由他国塑造，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媒介，自己塑造的信息让世界人们对自己的国家有一个客观全面地了解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