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国家穷有的国家富

20世纪最后25年,诸多经济学进展都依赖于这样一个思想：一切可获得的收益事实上都已经被获取了。虽然早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描绘出从积极财政与货币政策中可获得巨大收益，但是近25年以来的宏观经济学却更强调以个体理消除干预政策试图解决的问题。如果非均衡工资产生了非自愿失业，这意味着工人有机会向预期的雇主出卖对自己来说不那么宝贵的劳动，一个新的“双赢”雇用合同将消除非自愿失业。市场将确保路边没有非自愿失业者。类似地，利润最大化的厂商有激励进入超额利润行业，从而降低垄断力量造成的社会损失。

围绕着科斯定理的文献同样指出，即使存在着外部性，参与者间的谈判也能产生社会有效率的结果。无论各方初始法定权力分配为何，只要交易成本不是太高，自愿谈判就可把外部性内部化，从而产生帕累托有效率的结果。如果在此引证的思想大体上正确，那么理性的经济和政治参与方将确保经济不偏离其潜力太远，我们看到的经济是社会有效率的，或者至少接近如此。

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有些国家完全实现了其潜力，而有些国家却成就甚微。从国家间的收入水平来看，差距惊人，最富国的人均收入是最穷国的20多倍。

概括来说，国家间人均收入存在巨大差距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如总量生产函数方法及前述理论所表明的那样，国界意味着生产性资源稀缺性的差异：穷国之所以穷是因为它们缺乏资源。它们可能缺乏土地、自然资源、人力资本、包含最新技术的设备，以及其他资源。第二种可能性的解释在于，国界勾勒出的多种公共政策与制度不仅互有差异，而且好坏不一。较为贫穷的国家所以不“富有”是因为它们没有导致生产性合作的激励结构，而个体理性并不能确保这样的激励结构自动产生。激励结构不仅依赖于不同时期选择的经济政策，更取决于长期或制度安排：执行合同并保护产权的法律体系、政治结构、宪法条款、以及为特定利益游说和结盟的程度。

上述两种可能的解释在说明经济绩效差距时孰轻孰重？这一问题非常重要，其答案不仅有助于我们评判理论，更能告诉我们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源泉。通过（1）说明各国可以无偿或以极小的成本获取世界知识存量；（2）考察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如何随大量移民而变动以及人口密度的证据，并说明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边际收益递减不能解释大部分国际间的巨大收入差距；（3）运用国家间资本密集度差异巨大所产生的影响与资本流动方向之间的关系，说明几乎没有国家接近了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的边界；以及（4）考察一些被很奇怪地忽视的自然试验(natural experiment)――穷国向富国的移民，以估计二者人力资本禀赋的差异程度，并表明这仅能说明国际间边际劳动产出差距的一小部分，我们得到的答案是，国家间收入差距的主要决定因素是经济政策和制度的差异。

我们常常惊讶于从穷国迁入富国的移民的突出表现（还有其他事实），穷国的大众也饱含着无数理性、天分和活力：这些社会中的个人也能在第一时间捡到“大额钞票”。然而，问题在于无序的个人行动并不能获取真正的巨额财富。只有通过数百万计的专业化工人和其他投入的有效合作，也就是说，只有专业化和贸易收益得以实现，它们才能被获取。虽然低收入社会能获得大部分自我实施交易的得益，它们仍未能获取大部分最大的专业化和贸易收益。它们没有公正地执行合约的制度，从而失去了大部分此类需要公正的第三方实施的交易收益（如在资本市场上的交易），它们没有在长期中保护产权的制度，从而丧失了大部分资本密集型生产的收益。这些社会中的生产和贸易还受到蹩脚的经济政策和私人或公共掠夺行为的损害。只有在一系列完善的市场中，精妙的社会合作才能出现，而这需要有比大多数国家现行的制度和经济政策好得多的制度和经济政策。

自生自发的个体最优化是经济理论的核心，它举足轻重，然而仅靠它是不够的。如果自发的科斯式谈判（无论通过自由放任还是政治上讨价还价或是政府）能消除社会意义上浪费的掠夺行为，形成繁荣的市场经济所需制度的话，就不会有如此之多的社会毫无效率、深陷贫困了。经济学思想的某些重要进展虽然很实用，但我们不该被它蒙蔽，无视一个令人沮丧而且极其普遍的现实：个体理性远非社会理性的充分条件。

一个社会增进繁荣的最佳途径就是明智起来。这意味着政府内外的经济学家把事情做对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出了错便遗患无穷；如果我们做对了，并能清晰地驳斥那些欺人之谈和特殊利益时，我们也就为消除贫困和人类进步贡献不菲。

摘自中信出版社出版《比较》第7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