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10 03:52:21
6月24日，曾因2000年5月收容遣送八旬老人而成为被告之一的深圳市收容遣送站，摘下了“深圳市收容遣送创始站”的牌子，即将改为深圳市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站。
与此同时，深圳市中院下发了以“深圳市收容遣送站”和深圳上林派出所为被告的“八旬老人被收容”一案的判决书，判决书称，撤消深圳市福田区法院的一审判决；确认两被告行为违法；两被告赔偿原告误工、餐费、交通费用等8977元；不支付原告要求的3万元精神赔偿等。
出门散步忘带证件被收容
这位八旬老人名叫袁文，生于1920年，户籍重庆永川市，因5个儿女全在深圳安家落户，1986年,他到深圳与儿女住在一起。
2000年5月22日上午，袁文像往常一样出了家门，行至八卦三路路口一带散步，正好遇上深圳上林派出所工作人员在盘查“三无人员”。当查到他时，袁文一再声称自己在儿子家居住而忘带证件，但执法人员强行将其拉上车，随后将他送到银湖深圳市收容站，在该站呆了一天一夜。23日上午，老人又被转送到汕尾海丰收容站，该收容站没有收留。
事后据汕尾市海丰收容遣送中转站在《关于收容人员袁文的处理经过》中说：“袁文于2000年5月23日从深圳收容站遣送到我站，到达我站的时间是中午12时30分。到了我站后，对被收容人员进行审查登记。经我站工作人员审查，了解到袁文目前是居住在深圳其儿子家里，其本人强烈要求返回深圳。我站工作人员考虑到他个人的意愿，即向站领导请求，给袁文自行回深圳，并准备给他发放回去的路费。后袁文说自己身上还有60元。我站考虑到他有自理能力，经站领导批准，同意其提出自行自费回深圳的请求，当天下午1点钟左右办理了有关出站手续。临走前，我们工作人员担心他语言不通，特在他手上写明乘车目的地深圳，还写明票价约30～40元，并为其叫来一辆三轮车送他到车站搭车。”
袁文从海丰收容站出来，本想再搭乘原车回来，但遭到拒绝，于是一个人在海丰的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后被好心人发现，才将他送上回深圳的火车。
收容站里老人赫然30岁
老人被收容的当天，子女们晚上下班后才发现中午给老人留的饭没有动过。儿女们在泥岗派出所及“110”报了案，还查询了交警大队的事故处、各关口检查站、有关医院甚至殡仪馆，一个晚上一无所获。最后去银湖深圳收容站查找，费尽口舌该所才打印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单子：“袁文，30岁”。儿女们吃惊之余，要求查看原始单据，但该所工作人员坚决不肯。无奈，儿女们只好去海丰寻找，但仍一无所获。
事后，袁文和其儿女们先后向多个部门投诉，后在深圳市人大和市政府办的干预下，收容站的主管单位民政局总算给了个说法。
2000年7月18日，深圳市民政局对深圳市人大办公厅答复是：市收容站对袁文实行收容遣送是符合国家和市有关收容遣送政策法规的；市收容站遣送袁文是按照有关遣送路线执行的；目前国家有关收容遣送法规对收容遣送对象的年龄没有限制，因此，对80岁老人实行收容遣送并没有过错；市收容站有关工作人员在对被收容人员情况进行电脑录入时，由于公安部门送来的“收容遣送登记表”填写不规范，难于辨清“3”字还是“8”字，因而把袁文的年龄80岁误录为30岁。因此，袁文家属在市收容站进行查询时，出现年龄有误，使其家属无法及时查找到其下落，这是收容站有关人员因工作责任心不强造成的失误。
最后民政局决定：市收容站领导及有关工作人员对袁文同志表示亲切慰问，并对其家属表示歉意；对袁文家属因收容站工作失误没及时查找到其下落而四处查找造成误工、餐费、交通费用由市收容站给予适当补偿；对市收容站进行一次行风整顿。
但是当袁文的儿女们拿着这一纸答复去深圳市收容站时，却碰了钉子：深圳市收容站拒绝补偿。
一审败诉法院称收容合理
2001年4月，袁文状告上林派出所和深圳市民政局（后更改主体为深圳市收容站）。袁文认为，两被告在对他作出收容、遣送的行为时，既没有制作决定书，也没有告知，请求法院确认两被告的收容遣送行为不合法；判决两被告赔偿精神损失费3万元；判决两被告赔偿其家属为寻找他的费用开支8977元。
2001年7月、8月，福田区法院先后两次开庭审理此案。最后，福田区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袁文没有深圳经济特区常住户口，进入深圳应当办理有效证件或暂住证件。对该情形，上林派出所有权将袁文移交民政部门遣离特区。对上林派出所移交的遣离的人员，深圳收容站有权将其遣离特区。
福田法院2001年9月一审判决如下：两被告将原告遣离特区的行为合法；驳回原告的赔偿要求。
被告被撤消判决依然有效
一审判决后，袁文及其儿女不服，遂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01年12月4日，此案的二审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双方展开激烈辩论。
袁文的儿媳汪女士称，法院虽然没有支持袁文的精神赔偿要求，但判两被告行政行为违法就够了，我们不寻求赔多少钱，主要是政府要给个公道。
正值判决书下发之日，被告之一的深圳市收容站撤消，法院的判决结果还会不会有效？广东国欣律师事务所律师贺树奎称，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机关成立之日，就具有法人资格，其名称变更，更不会影响其作为法人的主体资格，它仍然要承接前后的法律义务关系。也就是说，即将成立的救助站仍然要承担其前身收容站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