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理变化层面解读《玛丽·巴顿》

[摘 要] 作为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夫人的处女作，《玛丽巴顿》的主题向来被人们贴上“反映工人阶级生活的”、“揭露资本家虚伪与罪恶的”一类的标签，本文拟面对《玛丽巴顿》的主题、主人公的心理历程以及形象变化进行解读。作者在本书中传递的爱、仁慈和非暴力等宗教道德情感，同样是今日亟待建立的普世价值。

[关键词] 宗教；道德；心理历程；形象变化

在后来者看来，伟大的卡尔马克思先生的博学有时会令人失望地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在我看来，马克思在文学上的一些意见因为被人置于权威的语境并借此胡乱发挥一通而变化，由本身值得斟酌的一家之言变成讨厌的唯我独尊的公论，这不得不称之为遗憾。例如，马克思曾将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的部分作家称为“一批杰出的小说家”，并赞其能揭示真理。这话本身是不错的，但是“无产阶级”文论就此奉之为圭臬，于是产生了一种错误的倾向和思维方法，用以分析这些作家的小说，使本来丰富的文本在解剖之下显示出令人唏嘘的单色调。

盖斯凯尔夫人是这其中的代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她是遭受单色化最严重的作家之一（因为据说这些人之中数她最了解工人阶级）。尤其是她的描写工业题材的小说，从整个文学生涯看，盖斯凯尔夫人在上面所说的文论体系中被遮蔽了一大部分，人们通常极少论述她的《克兰福德》一类描写乡野生活的、有鲜活生趣的杰出作品，即使被人注重的《玛丽巴顿》、《南方与北方》等作品的阐述被比较单一地贴上“反映工人阶级生活的”、“揭露资本家虚伪与罪恶的”一类的标签，这种标签无疑具有夸大作品中斗争性的嫌疑。虽然《玛丽巴顿》是以工人生活为背景的，但实际上，作品更多关注的中心是主人公“玛丽巴顿”的心理成长史，而这一成长过程体现的更多的是宗教和道德性质的，小说情节主干也是青年男女波折的爱情故事。所以，本文打算通过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和陈述，对那种以《玛丽巴顿》主题仅仅为反映工人阶级生活，并以阶级分析的方法批评作家的观点做一个小小的清理，同时提出笔者认识到的主题。除此之外，还要据主题分析主人公玛丽巴顿心理历程与形象变化，并讨论作为处女作的小说艺术上的一些瑕疵。

让我们从作家本人写的小说原序开始：

“我素来对于那些焦心积虑的人们，感到一种深厚的同情：他们好像命中注定要一生一世在生活中挣扎，时而就业时而失业；受尽环境的颠簸，比另外一些人显然经历着更大的痛苦。”

“他们指责那些有钱人——尤其是一班靠他们发了财的大老板们——对他们漠不关心。这是否有确实的根据，我是不配来判断的。我只敢说，有许多可怜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他们相信在他们的‘同胞们’手里遭受的是不公平和苛刻。因此竟然动摇了那种一切有上帝去支配的信念，而产生了报仇雪恨的思想。”

“这种不愉快的情况，居然存在哪些因共同利益而结合在一起的人们中间，那些理应紧密团结的厂主和工人之间。”

“我竭力使自己的写作忠于事实，万一我的叙述附和了或是触犯了某种制度，那么，不论赞成还是反对，都并非出自本意。”

从摘抄的序文来看，无可否认，盖斯凯尔夫人首先对于受难的工人群体含有深切的同情。盖斯凯尔夫人放下自己最喜爱的也最熟悉的农村题材而转而创作《玛丽巴顿》，这种同情可能就是促使她的创作方向发生转变的重要缘由之一。但她的同情是具有深厚人道主义意味的，而非一般激进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的阶级情，如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那种情感是与对另一个阶级的恨联系起来的，在阶级世界里同情工人必然要痛斥资产阶级。因此，在我国早期对盖斯凯尔的研究中，盖斯凯尔夫人的温柔与仁慈被学者们作为她的“局限性”与“妥协”来批判。然而世易时移，她的温柔与慈祥也正是今天我们所看到作家光辉之所在。在对工人表示同情的时候，她时刻强调自己持论的公允，并不从属某方的利益，不妄下判断，对工人集团的态度并不明确表示支持。从主观上来讲，她并不认为自己代表工人阶级立场，因此，“她为工人们说话不够有力”的批评实在有失偏颇。当然“我手写我心”，这只是一种理想，她可能迫于某种外在因素的压力而不得已才这样辩解，不过仔细阅读整部作品，应该可以确定此处的陈述是坦诚的，是她自己真实的想法，这类佐证随处可见：

“约翰巴顿也便是这样一种人。他的生活都忍受过一切生活的煎熬。他母亲便是为衣食无着而活生生地给糟蹋死的。他自己是一个工作可靠的好工人，因此可以相信一定可以得到固定的工作。他而且有一种信心（也可以说是他缺乏打算），凭借本人的努力能够来满足一切的需要，因此平时有丝毫积蓄。所以当老板突然营业失败，一个星期二的早上，所有工人都带着亨脱先生关厂的消息回到家里来，巴顿手里只剩下几个先令了。”①

“他的灰白而没有血色的面容会给你一种印象，觉得他在儿童时代，一定为了工业不景气和缺乏精打细算的习惯，曾经读过艰苦的生活。”②

像这样类似的语句和情节设置很多，或明或暗。比如文中有一个场景，威尔逊去卡逊家为病人申请一张住院证，这时小说家写到他没有吃饭，但卡逊家那些和他地位相当的佣人却没有询问或者没有觉察到的心思，盖斯凯尔夫人这时候说了一句很能表明观点的话：“他们正像所有人一样，自己吃饱了的时候就不会想到还有人在挨饿。”从这些地方我们可以发现，作家具有把工人阶级遭受苦难的原因解释到个人的倾向，而且不仅仅解释到个人，还归约到普遍的人性和道德素质的范围里（其中最重要的是理智与仁爱）。又如，导致约翰暗杀卡逊的罢工，作家就将之解释为一场操作失当的误会的冲突，其中雇佣者和工人显然都是不符合理智的伦理的。作为唯一神教会的信徒，小说家本人有着强烈的道德意识，而她认为道德最终是要靠个人的实践的，个人道德的完善决定着人们冲突的解决和一个更完美世界的形成。当然，很多作家都有此一观点，但盖斯凯尔的基点在于唯一神教的伦理，这让我们想到她与托尔斯泰的类似。后者也是一个正教圣徒式的人物，这促使两人发出呼喊的动力具有同源性。盖斯凯尔夫人也有勿以暴力抗恶的主张，她坚定不移地信守着自己的那套伦理道德标准，并持之以甄别，谴责，非难工人和资本家各自的行为：

“在我所叙述的那一个时期内，他善的一方面超过了恶的一方面。”③

这里是文章对“约翰巴顿”做直接的道德上的界定（这样直截了当的定义是否会损坏盖斯凯尔夫人的小说是很值得考虑的），它预言了巴顿其后会被恶的一面所驱使，既是一种暗示又明显地参杂有作家鲜明的价值判断。一般在回答一个行为是善还是恶的界定后，她就会对之进行表态，对于不合于其观念的就加以谴责：

“没有教育的人的举动，在我看来，就如同弗兰肯斯坦一样，这个怪物具有许多人类的本能，可是没有灵魂，不能鉴别善恶。”④

“她明白他那种眷恋真的是卑鄙下流，竟然会计划着去玷污他恋爱的对象；她所引起的热情极为肤浅，只求得到一己的满足，连他妄称情人的那个人的苦痛和名誉一点也不顾惜。”

玛丽巴顿在发现父亲是杀害卡逊凶手的时候内心的念头是这样的：“那亲爱的父亲从前是多么慈祥，那么热心，那么乐于帮助不幸的人们或者可怜的禽兽，现在居然会谋害人命。”

在这里，作者用玛丽的情绪表现自己对于这一行为的否定，小说中更有直接讨论将之视为暴行的地方，写小卡逊的死对家人造成的痛苦也暗含了自己的情感。在描写曼彻斯特罢工运动时，她安排了罢工工人对所谓“工贼”施以暴力的情节，并评论说：

“现在工会当真做出错事了。他们愿意接受怎样一种工资标准去工作，或不去工作，那也许是聪明，也许不聪明，最坏的也不过是判断的错误。可是他们没有权力去压制旁人，用暴力使他人迁就他们的范围。他们痛恨厂主们的压迫手段，为什么自己也要去压迫别人呢？原来人们在感情冲动的时候，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因此我们只可以根据大家所爱的上帝那种慈悲精神来判断了。”⑤

提出反对暴力的主张，这一段体现地比较明确。与此同时强调“慈悲”，并以上帝为唯一的裁判。她批评蓄意利用工人运动，煽动怒火的人：“当时还自有一批人专门在口头上或文字上，竭力去燃起工人阶级这种愤怒的火焰；他们知道用什么方法和在什么时候激发这种危险的力量，他们利用他们的知识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对于任何方面都不留丝毫余地。”⑥作者认为这些人具有相对工人的知识上的优势，但却以此不怀好意的行动，放大了对工人阶级的仇恨。又如，作者在写公众的伦敦代表的演讲时，小说家的笔墨就颇不友好。她实在不能赞同这类似的做法。

盖斯凯尔夫人的态度还表现在对约翰巴顿这一人物的塑造上。在进行这一工作的时候，她揭示了许多耐人寻味的现象。第一是注意到了工人运动中的狂热与极端宗教情感的类似。第二是发现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和以目的论证手段合理性产生的极端的恶行。第三就是唯实用的价值观会导致道德的败坏。约翰巴顿这一人物实际上反映了她对于群众运动甚至革命的反思。后来的俄国革命就将这些发挥到了极致，导致了历史上血腥的乱象。关于这点，金雁女士在其《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理历程回溯》中已有很详细的论述，该书对于俄国激进分子形象的剖析很精到，我们可以借以分析约翰巴顿这一形象，可以发现很多相似之处。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工程，因此这里不具体谈。

基于理想的道德观念及正统宗教情感，盖斯凯尔夫人提出的解决方法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观念，态度上的，即“一切交给上帝决定”，这并不是要人什么都不做，上帝的意志是通过人们秉持善意和善行来行使的。而另一条则是操作上的，让劳资双方协调关系。头一条实际上也是小说主题之一，后一条直接见诸小说原序，并在多处得到强调。我们暂且不论解决办法是否有效，单单从仁爱的角度来看就值得肯定。

对于作者的宗教情感，传统的研究也是持批判态度的。以上海译文的中文版序为例子，其注意到了作家本人的虔诚信仰，但对于由信仰而生的自然结果——即试图将劳资双方统一于基督的爱的努力，宣扬美德等作为资产阶级的局限性来批判，并斥之为抽象，称她不能跳出基督教的说教框子，这实在属于比较无理的苛责。既然已经承认作家的教徒身份，那么站在这样的立场说话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何况她说的爱、仁慈和非暴力，虽然是从自己教派的伦理衍生出来的，但不属于所谓基督教的范畴，而是今日都亟待建立的普世价值。我以为从前的研究都太过于意识形态化，太过斗争化了，对宗教的态度也是过于偏见的。因此小说真正的主题反而被拿来批判，不予以承认（肯定是注意到了的），而生硬地扯到“对资本主义的揭露，对工人状况的描写始终是它的主要方面。”不过我更愿意相信这是逃离图书审查的曲线救国路线，但之后说法还是要廓清的。很多年轻人看到哪本书被原来的这种说辞称赞就不愿去读，这样的误会需要消除。

接着我们来说第二个问题。小说之所以如此命名不仅仅在于玛丽是一个串联起各个人物的中心，更在于玛丽巴顿的形象、心理历程都集中表现了盖斯凯尔夫人道德主题的载体。从这一点来讲，玛丽是当之无愧的主人公。我们来结合文本简单地分析玛丽的心理是如何成长的（实际上这一历程也并不复杂）。首先是小说一开始，玛丽十三岁的形象：

“玛丽像野兔子一样的跑掉了。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子，什么事都想自己做主。”⑦

“玛丽却在打鸡蛋，反火腿，对自己的烹饪手段觉得很有把握。”

“她比一般与她同龄的女孩来得人性”

小说开头对玛丽的描写并不算多，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她与众多孩子一样，活泼，而且聪明，迫切地渴望成长以便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能掌控一些事务，但玛丽这种愿望要比一般孩子迫切。

再来看看母亲去世后几年的玛丽：

“所以一方面玛丽由着自己的性子干下去，一天比一天变得更锋芒”⑧

“三年以来自由惯了，她不再愿去受那种种的拘束：时间要有规定；来往的人要有限制；穿什么衣服也要有女主人作主；还得放弃女性们特别宝贵的权利，从此不能愉快地和邻居去谈天说地，或是为遭到不幸的人日夜帮忙。况且那个神秘地失踪了的姨母爱丝忒所讲的话也在她身上不知不觉的发生着一种影响。她知道自己长得很美；工人们拥挤着从厂里走出来，碰到随便什么人，总是指着她评头品足，玛丽自己早就明白了，他们的话尽管听的人不在意，可是自有那些出生和她不同的青年男子，在街上遇见了这位职工的漂亮女儿，乐意和她招呼。一个十六岁的姑娘，相貌不出众也许自己不觉得，要是生得漂亮，她自己却不会不知道。因此她早就认定了她的美貌会使她成为一个大户人家的太太。”⑨

我之所以把这样一大段摘抄在这里是因为，它基本反映了作品叙事时间三分之一，故事时间一半以上中玛丽的心理。此时，玛丽巴顿性格中渴望自主的意愿极大地滋长起来，由儿童时期对具体事务的掌控欲发展到对自我命运的把握上，这使得爱丝忒的话能够慢慢对她产生更大的影响。她现在充满幻想，虚荣，希望通过美貌来飞上高枝获得幸福。但在这段话前后的小说情节中，玛丽仍旧没有丢失底线，不失为一个善良的女孩。这得感谢老处女爱丽丝和盲女玛格丽特，这两个人物在小说中充当了道德和上帝的代表，对玛丽来讲是神启的传声筒。作为玛丽的参照系，爱丝忒因为与周遭的亲友们隔阂而在错误的道路上愈陷愈深，玛丽却没有步其后尘，因为她始终有爱丽丝，玛格丽特甚至约伯李等人无意中对她施加的对其良知的提示。有人可能会说，玛丽没有堕落的直接原因是爱丝忒和吉姆的保护措施，其实不然。玛丽在拒绝了吉姆的求婚之后，就已经悔悟而下定决心和卡逊断交了，其后面临其骚扰也是不为所动。这一变化是内心成长的结果。这正是盖斯凯尔要表现的中心。此后的玛丽完全变了一个人，从她努力为吉姆洗脱嫌疑，耐心地收集反证可以看出：她不仅弃绝了幻想和虚荣，正视了情感和内心，还变得更加理智和坚韧，把自己善良的本质表现了出来。这正是主人公给新的转变的的成长的结果。这正是盖斯凯尔要表现的中心。此后玛丽完全变了一个人，从她努力为吉姆洗脱嫌疑，耐心地收集反证可以看出：她不仅弃绝了幻想和虚荣，正视了情感和内心，还变得更加理智和坚韧，把自己善良的本质表现了出来。然而这些都无关乎作者本人的阶级立场，玛丽的变化仅仅是个人内心的变化和善良的本质的体现。

以上就是本人对小说的一点浅陋评述，仅表达个人观点，贻笑大方。

注释：

①上海译文78年版，第三章29页。

②上海译文78年版，第一章6页。

③上海译文78年版，第三章6页。

④上海译文78年版，第一章224页。

⑤上海译文78年版，第三章228页。

⑥上海译文78年版，第一章21页。

⑦上海译文78年版，第三章20页。

⑧上海译文78年版，第一章31页。

⑨上海译文78年版，第三章32页。

参考文献：

[1]《十九世纪英国文学》朱庸懋.蒋连杰.主编.黄河文艺出版社 1985年12月.

[2]《英国十九世纪文学史》钱青.主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年3月.

[3]《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下）》[英国]安德鲁·桑德斯著.谷启楠.韩加明.高万隆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刘媛岑（1992—），女，四川中江人，学生，专业是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