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区类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的实证研究

摘 要：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是国内学术界重点关注的问题，这一研究综合了纵向和横向两种分化视角。从整体上来说，“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情况要好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为了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必须要改变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在居住空间上与城市居民相互隔离的现状，使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居住空间上融合在一起。

关键词： 空间融合型； 空间隔离型； 新生代农民工； 城市融入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3）04-0026-05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mpacts of Residential Type to New-generation Peasant Workers’ City Integration

CHEN Xu-feng1 ， ZHANG Guo-jun1 ， LANG Xiao-bo2

（1.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Culturology， Party School of the Zhejiang Committee of the CCP， Hangzhou 311121， China；

2.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arty School of the Hangzhou Committee of the CCP， Hangzhou 310024， China）

Abstract： New-generation peasant workers’ city integration is a focus problem of domestic academia， and it combined two differentiation perspectives of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as a whole， the city integration of “space fusion type” is better than “spatial isol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city integration of new-generation peasant workers， we must change the isolated situation between new-generation peasant workers and urban residents on residential space.

Key words： space fusion type； space isolation type； new generation of peasant workers； city integration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农民工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内学术界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重点已经由关注整个农民工群体转变为关注农民工群体内部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体现在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纵向差异性表现为带有分层性质的分化，例如根据不同的生存状况，可以把农民工分成三种类型：“温饱型”、“小康型”和“发展型”。“温饱型”是指那些只能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的农民工；“小康型”是指生活相对比较富足的农民工；“发展型”是指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比较富足的农民工。[1]而横向差异性表现为带有分类性质的分化，例如，根据年龄段的不同特征，可以将农民工群体划分为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两大群体。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是国内学术界重点关注的问题，这一研究问题综合了纵向和横向两种分化视角。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指出，人们都有下述需要：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或爱的需要、自尊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人的这些需要是按照一定层次排列的，即生理的需要是最基本的、较低层次的需要，接着是安全的需要、归属的需要，自尊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人的高层次需要，这五种需要由低到高形成一种阶梯状关系。[2]笔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也是可以分成不同层次的，生理和安全需要的满足情况反映的是经济层面的城市融入，是一种低层次的需要满足情况；归属或爱的需要的满足情况反映的是社会层面的城市融入，是一种中等层次的需要满足情况；自尊和自我实现需要的满足情况反映的是文化层面的城市融入，是一种高层次的需要满足情况。

居住权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而城市农民工的居住权难以维护，往往成为中央政府难管、地方政府不愿管的空白地带。[3]对于农民工来说，他们融入城市困难重重与其居住权不能得到有效维护有很大的关联。根据以往对农民工居住空间的研究表明，农民工群体在城市中的社会空间分布状况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城市中以地缘为纽带的外来人口聚居区，如北京的“浙江村”；二是城市扩张时期外来人口聚集的“城中村”；三是在城市工业区或经济开发区中常见的工厂宿舍，通常与当地社区形成分割的二元社区。[4]按照外来人口所占比例的高低来排序的话，外来人口所占比例最低的是城市扩张时期外来人口聚集的“城中村”，比例稍高一些的是城市中以地缘为纽带的外来人口聚居区，外来人口所占比例最高的是城市工业区或经济开发区中常见的工厂宿舍。笔者发现：居住空间中外来人口比例越高，其与当地居民在空间上越是隔离的。因此，笔者认为：居住空间中外来人口所占比例越高，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越是不利。结合以上的说明，在本文的研究当中，笔者正是从经济、社会和文化由低到高三个层次城市融入的分化来研究居住区类型①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所产生的影响。

二、调查方法及样本情况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与中共泗水县委办公室共同合作完成的“流动人口与小城镇发展研究项目”，该课题的问卷调查工作于2009年在S县的73个村庄展开。S县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农业县，外出打工人口占全县总人口比重相当高。因此，对于农民工问题研究来说，本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问卷调查结果来看，整个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315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3.6%。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新生代农民工②，笔者在剔除相关变量上存在缺失值的样本之后，得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样本476份。

从表1可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样本的基本情况：从性别上来看，以男性为主，占到了调查总体的76.7%；从年龄来看，以21-25岁所占比例最高，达到了45.4%；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初中受教育程度所占比例最高，达到了68.3%；从婚姻状况来看，已婚样本量与未婚样本量相差不大，相对而言，未婚样本量稍大一些；从在外务工时间来看，外出务工时间以1-3年居多，占到了调查总体的52.7%。

三、居住区类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

（一）居住区类型对新生代农民工经济层面城市融入的影响

1. 职业层次。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笔者发现：“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层次上存在显著差异（X2=12.015，df=2，Sig=0.002）。具体来说，“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属于中上层的比例为6.5%，而“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比例为3.5%；“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属于中中层的比例为24.8%，而“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比例为14.2%；“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属于中下层的比例为68.7%，而“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比例为82.3%。可见，“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属于中上层和中中层的比例都高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而职业属于中下层的比例则低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说明，从职业层次这个指标来说，“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情况要好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

2. 收入水平。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笔者发现：“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在个人月收入上存在显著差异（X2=17.508，df=2，Sig=0.000）。具体来说，“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个人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比例为43.4%，而“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比例仅为25.3%；“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个人月收入在1001-2000元的比例为50.5%，而“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比例为65.1%；“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个人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比例为6.1%，而“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比例为9.6%。可见，“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在低收入段（1000元以下）的比例高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而在中等收入段（1001-2000元）和高收入段（2000元以上）的比例则都低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说明，从个人月收入这个指标来说，“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情况要好于“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

3. 居住条件。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笔者发现：“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在同住一个房间人员数量上存在显著差异（X2=18.065，df=2，Sig=0.000）。具体来说，“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一个人住一个房间的比例为12.3%，而“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比例为5.0%；“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一个房间住2-3人的比例为47.9%，而“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比例为37.2%；“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一个房间住4人及以上的比例为39.8%，而“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比例为57.8%。可见，“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一个房间住1人和2-3人的比例都高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而一个房间住4人及以上的比例则低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说明，从同住一个房间人员数量这个指标来说，“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情况要好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笔者发现：“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在居住条件满意度上存在显著差异（X2=16.846，df=2，Sig=0.000）。具体来说，“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对居住条件满意的比例为44.4%，而“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比例仅为28.0%；“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对居住条件满意度一般的比例为47.2%，而“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比例为55.2%；“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对居住条件不满意的比例为8.4%，而“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比例为16.9%。可见，“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对居住条件满意的比例高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而对居住条件满意度一般和不满意的比例则都低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说明，从居住条件满意度这个指标来说，“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情况要好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

（二）居住区类型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层面城市融入的影响

1. 社会交往。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笔者发现：“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在与打工地居民交往上存在显著差异（X2=14.923，df=3，Sig=0.002）。具体来说，“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与打工地居民没有交往的比例为15.6%，而“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比例为8.4%；“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与打工地居民很少交往的比例为59.2%，而“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比例为55.9%；“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与打工地居民经常交往的比例为24.6%，而“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比例为30.7%。可见，“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与打工地居民没有交往和很少交往的比例都高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而经常交往的比例则低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说明，从与打工地居民交往这个指标来说，“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情况要好于“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

笔者还发现，“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在与其他打工人员交往上存在显著差异（X2=19.352，df=3，Sig=0.000）。具体来说，“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与其他打工人员没有交往的比例为13.0%，而“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比例为5.8%；“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与其他打工人员很少交往的比例为48.3%，而“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比例为36.6%；“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与其他打工人员经常交往的比例为37.7%，而“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比例为54.9%。可见，“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与其他打工人员没有交往和很少交往的比例都高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而经常交往的比例则明显低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说明，从与其他打工人员交往这个指标来说，“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情况要好于“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

2. 政治参与。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笔者发现：“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在参加选举活动上存在显著差异（X2=44.777，df=1，Sig=0.000）。具体来说，“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过打工地选举活动的比例为51.2%，而“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比例仅为21.5%。可见，“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过打工地选举活动的比例远远高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说明，从参加打工地选举活动这个指标来说，“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情况要明显好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

笔者还发现，“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在参加单位民主管理活动上存在显著差异（X2=32.135，df=1，Sig=0.000）。具体来说，“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过单位民主管理活动的比例为63.8%，而“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比例仅为37.3%。可见，“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过单位民主管理活动的比例远远高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说明，从参加单位民主管理活动这个指标来说，“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情况要明显好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

3. 劳动权益。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笔者发现：“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在每天工作时间上存在显著差异（X2=9.338，df=2，Sig=0.009）。具体来说，“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每天工作不超过8小时的比例为13.7%，而“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比例为9.7%；“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每天工作8-10小时的比例为59.9%，而“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比例为50.8%；“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的比例为26.4%，而“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比例为39.5%。可见，“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每天工作不超过8小时和8-10小时的比例都高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而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的比例则低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说明，从每天工作时间这个指标来说，“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情况要好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笔者发现：“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在法定节假日能否正常休假上存在显著差异（X2=15.395，df=2，Sig=0.000）。具体来说，“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法定节假日基本上能正常休假的比例为53.5%，而“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比例为43.5%；“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法定节假日基本上不能正常休假的比例为15.0%，而“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比例为30.4%。可见，“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法定节假日基本上能正常休假的比例高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而基本上不能正常休假的比例则低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说明，从法定节假日正常休假情况这个指标来说，“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情况要好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

笔者还发现，“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在是否缴纳保险上存在显著差异（X2=9.089，df=1，Sig=0.003）。具体来说，“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没有缴纳保险的比例为28.3%，而“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比例为41.7%。可见，“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没有缴纳保险的比例低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说明，从缴纳保险这个指标来说，“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情况要好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

4. 市民化待遇。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笔者发现：“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在是否受到同等对待上存在显著差异（X2=20.129，df=2，Sig=0.000）。具体来说，“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受到同等对待的比例为25.5%，而“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比例为34.9%；“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说不清楚自己是否受到同等对待的比例为42.9%，而“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比例为50.6%；“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有受到同等对待的比例为31.6%，而“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比例为14.6%。可见，“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受到同等对待和不清楚是否受到同等对待的比例都低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而有受到同等对待的比例则明显高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说明，从受同等对待这个指标来说，“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情况要好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

（三）居住区类型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层面城市融入的影响

1. 认同感。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笔者发现：“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在对打工地是否有家的感觉上存在显著差异（X2=23.271，df=2，Sig=0.000）。具体来说，“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对打工地没有家的感觉的比例为19.4%，而“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比例为31.9%；“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对打工地有家的感觉的比例为39.8%，而“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比例为20.4%；“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对打工地家的感觉程度一般的比例为40.8%，而“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比例为47.7%。可见，“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对打工地没有家的感觉和家的感觉程度一般的比例都低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而有家的感觉的比例则高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说明，从对打工地家的感觉这个指标来说，“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情况要好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

通过调查笔者还发现，“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在对打工地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的认同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X2=17.737，df=2，Sig=0.000）。具体来说，“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认同打工地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的比例为48.1%，而“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比例为29.3%；“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对打工地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认同程度一般的比例为46.2%，而“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比例为64.5%；“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不认同打工地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的比例为5.7%，而“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比例为6.2%。可见，“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认同打工地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的比例高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而认同程度一般和不认同的比例则都低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说明，从对打工地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的认同程度这个指标来说，“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情况要好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

2. 文化参与。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笔者发现：“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在参加单位或社区的文化娱乐活动上存在显著差异（X2=2.916，df=1，Sig=0.088）。具体来说，“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过单位或社区的文化娱乐活动的比例为59.8%，而“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比例仅为51.9%。可见，“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过单位或社区的文化娱乐活动的比例高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说明，从参加单位或社区的文化娱乐活动这个指标来说，“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情况要好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

3. 意愿。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笔者发现：“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在学习打工地方言意愿上存在显著差异（X2=28.476，df=2，Sig=0.000）。具体来说，“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想学习打工地方言的比例为44.7%，而“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比例为25.9%；“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不想学习打工地方言的比例为19.2%，而“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比例为40.2%。可见，“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想学习打工地方言的比例高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不想学习打工地方言的比例低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说明，从学习打工地方言意愿这个指标来说，“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情况要好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

调查中笔者还发现，“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在成为打工地一分子意愿上存在显著差异（X2=9.570，df=2，Sig=0.008）。具体来说，“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希望成为打工地一份子的比例为52.5%，而“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比例为38.1%；“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对是否成为打工地一份子无所谓的比例为35.3%，而“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比例为45.8%；“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不希望成为打工地一份子的比例为12.3%，而“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比例为16.2%。可见，“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希望成为打工地一份子的比例高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对是否成为打工地一份子无所谓和不希望成为打工地一份子的比例都低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说明，从成为打工地一份子意愿这个指标来说，“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情况要好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发现：居住区类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存在显著的影响。具体来说有以下三点结论：第一，在居住区类型对农民工经济层面城市融入的影响上，从职业层次、同住一个房间人员数量、居住条件满意度这三个指标来说，“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情况要好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从个人月收入这个指标来说，“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情况要好于“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第二，在居住区类型对农民工社会层面城市融入的影响上，从参加打工地选举活动、参加单位民主管理活动、每天工作时间、法定节假日正常休假情况、缴纳保险、受同等对待这六个指标来说，“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情况要好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从与打工地居民交往、与其他打工人员交往这两个指标来说，“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情况要好于“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第三，在居住区类型对农民工文化层面城市融入的影响上，从对打工地家的感觉、对打工地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的认同程度、参加单位或社区的文化娱乐活动、学习打工地方言意愿、成为打工地一份子意愿这五个指标来说，“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情况要好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

虽然相较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要好于第一代农民工，但是其与城市居民的关系依然还是一种“外局群体”与“内局群体”关系。根据社会学家埃利亚斯的观点，“内局群体”是居于内核、把持文化表达的群体，而“外局群体”是处于边缘、接受并巩固文化表达所体现出来的权力关系的群体。[5]“外局群体”与“内局群体”的群体边界是非常清晰的，这使得群体之间的流动异常困难。因此，“外局群体”地位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极为不利的。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上来说，“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情况要好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群体边界的清晰程度通过居住空间就已经反映出来了。比较而言，“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群体边界相对清晰一些，而“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群体边界则相对模糊一些。因此，隔离型的居住空间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极为不利的。为了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必须要改变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在居住空间上与城市居民相互隔离的现状，使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居住空间上融合在一起。当然，要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居住空间上的融合，需要政府、社会和企业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陈旭峰，田志锋，钱民辉.社会融入状况对农民工组织化的影响研究[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1）.

[2]王思斌.社会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3.

[3]张协奎，袁红叶.城市农民工住房保障问题研究——以南宁市为例[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1-5.

[4]任焰，梁宏.资本主导与社会主导——“珠三角”农民工居住状况分析[J].人口研究，2009，（2）：92-101.

[5]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