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潮流中的徐悲鸿

当我们重新审视徐悲鸿的恢宏画作，体味其摄人魂魄的魅力，我们或许会有些新的解读。徐悲鸿的代表性巨构，均为上个世纪40年代之前完成。而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没有停笔的徐悲鸿，留下的大多是一些素描，当然是精彩的素描，技法日臻成熟，还有一些国画，或者是未完成的油画半成品。

雄心勃勃的徐悲鸿，无疑是想在生命晚年进行最后的冲刺，然而却与几位顶尖的现代文学大家一样，理想博大，却壮志未酬。

半个世纪过后，我们非常想知道，这样一位炉火纯青的大师，在新的时代到来之际，他处于一个怎样的创作状态？

新时代的追求

建国初年的新中国，是生机勃勃的，到处是一派百废待兴、热气腾腾的兴旺景象。从当年的老照片上看出，在废墟上建设自已的祖国，人人脸上洋溢着甜蜜的笑容。这笑容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中国人经历百年屈辱之后站到了新的起跑线上。

徐悲鸿的精神感到了振奋。如果说，在北平解放前夕，他与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还有些忐忑不安，那么新时代的来临，让他看到了目标，那就是建设一个富强而民主的新中国。他不愿被时代抛下，伸出双手想要拥抱这个时代。为了反映他的兴奋心情，他画了一匹奔马，题为“山河百战归民主，铲尽崎岖大道平”。

1946年徐悲鸿主持中国美术学院期间，曾派遣副研究员张安治、费成武、陈晓南、张茜英赴英国考察，后来张安治与陈晓南回国，费成武与张茜英留在英国完成学业并结婚，旅居伦敦。新中国成立时，徐悲鸿和费成武与张茜英通信，曾介绍中国的艺术界的现状。例如1950年8月28日徐悲鸿写信给费成武：

成武、茜英两弟：

得数书及课业多片，喜不自胜。正以弟等不归为虑，今见此成绩，亦足慰心。所谓学习工业美术，必须于陶瓷能烧得出颜色，印染能不褪颜色之法术，并非指参加此类工作而已。中国此时需人材多而失业之人尤多，因其俱不精通业务也。

……成武之画已大进步，但中国此时需要能构图作大画者，最好选觅题材，试作现实主义（社会主义之写实主义），如战斗、生产之类当然最好，最高级之技巧能上去，而国中一般大多是土油画，因为纯艺术已失去，暇中可多阅读进步书籍，俾思想上有所准备，否则我们以为很合理的但不习惯可能感到别扭。

徐悲鸿在此表达了他对时代的把握，也希望弟子们一旦回国，就能融入这个有些陌生的时代。费成武与张茜英均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曾师从于徐悲鸿。徐悲鸿虽然写信动员他们回国，但当他们后来选择了旅居伦敦，他也非常理解。从他这封试图给弟子以帮助的信中，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位大师在新时代之中的自我调整。

新的时代自然需要新的文艺。随着解放大军进入城市，解放区文艺思想成为了新中国文艺的主流，即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是革命的武器。

对于解放区的艺术道路，徐悲鸿非常赞同，这与他主张的现实主义绘画理念，有不少相似之处。现任中央美院教授的李琦，当年与洪波、丁景文是从解放区来的美术干部，被分配到国立北平艺专。按上面的要求，各学校成立政治学习委员会。李琦是学委会秘书，校长徐悲鸿兼了主任。遇上学习动员或者组织校外人士报告会，李琦请徐悲鸿到场讲话，徐悲鸿有求必应，“开场白”从不枯燥，大家都爱听。

1949年7月，徐悲鸿以国立北平艺专校长的名义，决定派当时学生的最高班到“鲁艺”做学生，学习解放区文艺和工农结合的经验。他们到了沈阳，和鲁艺的学生编在一起，分别到第一、第二、第四机床厂和冶炼厂深入生活，办墙报，搞创作。两个月后回学校，徐悲鸿让他们向全校报告“留学”的体会。后来，徐悲鸿亲自给政务院总理写信，要求派师生参加农村并写生，得到了的同意。

徐悲鸿的得意弟子艾中信说：“徐先生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一个行动是动员我们参加京郊工作队，他找我们这些年轻教员一个个谈话。他对我说，生活好比酿酒，不经常丰富生活感受，创作出来的东西就好比在酒里掺了水，淡而无味。况且你还没有工农兵的生活，必须抓住时机，迈开为工农兵服务的第一步。”“有一年，徐先生参加了天安门国庆观礼回来，对我们说：今天在天安门上，我见到了，在握手的匆促间，他问我，学校办得怎样？我心想，各方面变化很大，说什么好呢？我只说，在操场四周种了许多菜，师生一起参加课余劳动。”

今天，听到国家领袖与艺术大家这样的对话，似乎有些黑色幽默，然而当时，徐悲鸿追求进步是真诚的，只是不知道哪只脚先迈出去。从这里可以触摸到徐悲鸿当时积极进取的怦怦心跳。徐悲鸿在解放初期曾撰文剖析说：“我虽提倡写实主义20余年，但未能接近大众。”又说，“获得进步之良诀，乃深刻检讨自身之缺点弱点，而勇猛改正之充实之。”徐悲鸿办学数十年，是“老校长”遇到新问题。

确实，徐悲鸿觉得自己应该努力跟上新时代。他不顾虚弱的身体，拎着画箱，走到人民群众中间。这段期间，他身先士卒，画了许多新时代普通劳动者的素描，试图透过自己的画笔，去理解文艺的新对象、新主角。

未完成的画：《鲁迅与瞿秋白》

在北京徐悲鸿纪念馆的一个展室，有一间复原的徐悲鸿画室，窗户换成了落地玻璃，观众可以站在外面，看到屋内的陈设与徐悲鸿曾用过的物品。当中最突出的，是一幅他未成的油画，画的是两位现代中国的文化巨人――鲁迅与瞿秋白。时间是在上世纪50年代。

时间似乎凝固在徐悲鸿作画的瞬间。绷在木框架上的白色油画布，已经用明快的线条，粗粗地勾勒出人物的基本轮廓。从作画现场可以看出，徐悲鸿是极其严谨的现实主义画派，他不为名声所累，还是保持着一丝不苟的创作态度。

尽管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上海，徐悲鸿亲身与鲁迅、瞿秋白有过交往，应该对他们有所了解，但为了完成这幅构思多年的大画，他仍然小心求证，专门与鲁迅夫人许广平通过3封信，请教过鲁迅弟弟周建人，也请教过瞿秋白夫人杨之华。

在鲁迅之子周海婴编的《鲁迅许广平书信集》中，收有一封徐悲鸿写给许广平的信。时间是1951年5月28日，内容与他的画有关：“广平夫人惠鉴：鲁迅先生像几次翻印，多废时日，兹奉还，感谢之至。敬请勋安悲鸿顿首。”

许广平寄给徐悲鸿的鲁迅照片，是她精心挑选的。该照片摄于1930年9月17日，上海左翼文化人士在荷兰西餐社为鲁迅50生辰祝寿时，拍摄者是美国记者、作家史沫特莱。鲁迅身穿白色长衫坐在藤椅上，双手交叉在胸前，左手的指头夹着一支香烟。徐悲鸿多少次凝望着鲁迅的照片，在鲁迅浓眉下的眼神间，捕捉一位巨人忧国忧民的灵魂。

徐悲鸿对鲁迅的推崇由来已久。在徐悲鸿到国立北平艺专上任之初，就曾亲笔录写鲁迅的语录，贴在学校教学楼的大厅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仿佛是一种校训。后来他又把这段语录写成对联，挂于自己的书房，时时与之相伴。1953年观看徐悲鸿遗作时，说：“徐悲鸿就有这样的精神。”

直到徐悲鸿去世时，《鲁迅与瞿秋白》画板上还钉着两张照片，一张是鲁迅，一张是瞿秋白。后一张是1927年在汉口所摄。画稿旁是徐悲鸿的亲笔字条：“穿秋衣？秋白西装？根据许广平同志说法，秋白与鲁迅会见时穿华装，秋白较鲁迅年纪小17岁。壁悬珂尔维此（即珂勒惠支）动人的版画，原定尺寸改变，加长48cm×64cm。”

照片中瞿秋白的短衫，换成了徐悲鸿笔下的长褂。背景墙壁悬挂的版画，徐悲鸿选用凯绥・珂勒惠支的作品，她是鲁迅最推崇的德国版画家。

政治失意的瞿秋白，在文学上与鲁迅同舟共济，鲁迅折服于瞿秋白对其杂文的评价，他题赠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真正的大师都是孤独的，徐悲鸿要画出孤独与孤独的欣赏，是否也蕴含着渴望被理解的初衷？

遗憾的是，直到徐悲鸿去世，这幅画依然未能完成。

似乎徐悲鸿有着某种先知之明。他作画向来成竹在胸，构思完毕就一气呵成，而这一次却不同，犹豫不决，渐行渐止，画布上游走的线条，只留下碳素笔勾勒的人物轮廓，而没有画出人物的全部神采。

两位穿长衫的文化人，凝固在徐悲鸿的草图之上，居然穿过一场又一场的政治风暴，原封不动地保存至今。如果徐悲鸿真的浓墨重彩，完成了这幅惊世大画，以后画的命运又会如何？会不会如同画中的人物，历经坎坷，百口莫辩？

鲁迅与瞿秋白这一对人生知己，后来的命运却出人意料。鲁迅被捧上了天，因为受到伟大领袖的肯定，在历次政治运动一再攀升，杂文似乎不是文学，一跃而成战斗的武器。反之，瞿秋白被打下了地，英勇就义的史实竟忽略不计，《多余的话》也定性为叛徒的证据。直到结束，中国拨乱反正，鲁迅与瞿秋白抖落了一身政治风尘，才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

真实的鲁迅与瞿秋白，就该是徐悲鸿画出的轮廓，他们不过是两个文化人，一根烟，一支笔，瘦弱而坚强。未完成的画比完成的画，更让人回味。

又一幅未完成的画：《骑兵英雄》

1950年，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徐悲鸿亲自带领中央美院的教师，去为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英模人物画像。

这是一张老照片。照片上的这位战斗英雄，名叫邰喜德。应该说，对他的选择，徐悲鸿用心细腻，他找了一个自认为容易熟悉的对象来画。邰喜德是位骑兵战斗英雄，骑兵自然离不开马匹，有了马，徐悲鸿便得心应手。

徐悲鸿让邰喜德坐在高凳上，形成仰角，显然他最初想把邰喜德画在战马上。今天我们看到的这幅画，却是画在马下的。可见当时大师画了不止一幅，即使这一幅也是半成品，因为在正式出版物中，注明此幅油画是“未完成之作”。

这个遗憾中间，究竟包含了什么？

2005年3月，笔者远赴内蒙古赤峰，在那个塞外边城，走进赤峰政协原副主席邰喜德的家。可惜，邰喜德于2003年去世，终年76岁。

邰喜德夫人哈森拿出邰喜德生前的笔记，讲述了画像的经过：

1950年我在北京参加了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大会，受到、朱总司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全国英模大会结束后，总部通知让我留下，说有画家要给我画像。我当时才23岁，不知道这位画家是谁，更不知道有多大名气，只知道执行上级领导的指示。

第一次见到悲鸿先生，是在当时中央美术学院，一个很大的院子的一间很大很亮的屋子。徐悲鸿和我个子差不多，看上去40多岁，其实他55岁了，人长得很精神，身上有一种艺术家的气质。他的颧骨有点儿高，像我们蒙古人。第一次去美院没画像，只是彼此认识了一下，聊了聊，徐悲鸿就请我去街上的饭馆吃了一顿饭。

以后正式画像了，就每天上午用车把我接到美院，悲鸿先生站在一个画架后面，让我穿着军装坐着在高处。他一边画，一边跟我聊天儿。他没有架子，也十分随和。画的时候，我可以活动一下手脚，可以喝水，甚至可以走动。每天画一个多钟头，画过之后，悲鸿先生就请我上街吃饭，每次吃饭他都请他的好朋友田汉作陪，看出他们的关系非常亲密。天气渐凉，我们大多是去东来顺饭馆吃涮羊肉，喝茅台酒，徐悲鸿只喝一点点儿。

田汉又能喝又能讲，有说有笑，妙语联珠，加上火锅热气蒸腾，使席间气氛十分活跃。田汉当时留着胡子。吃饭大多是徐悲鸿花钱，有时是田汉做东。他们还陪我看过戏，演员都是青少年，估计是戏剧学院的学生。看戏的时候，他们两位亲切地和我谈话，给我讲解戏里的故事。就这样画了一个多月，基本画好了，我们就依依告别了。

当时邰喜德年仅23岁，已经是立了大功的骑兵团参谋长，到北京开会后名扬全国，理应前程似锦。可惜没几年，他竟被错误地划成“”而半生蹉跎。邰喜德生性耿直，炮筒子脾气，他对当时的苏联顾问看不惯，就提意见，话说得很尖刻，叫有的领导下不了台，结果就挨了批。后来“反右”，他就稀里糊涂成了“”，党籍和军籍全被开除，发配到农场干重活，一干就是20年。

嫁给邰喜德的蒙古族同乡护士哈森，认定邰喜德是个好人，是被冤枉的，他们一如既往地相爱。在最无奈的痛苦日子里，徐悲鸿当年给他画的肖像画，是邰喜德的最大安慰，他时常悄悄地打开画册，喊一声悲鸿先生，泪流满面。

邰喜德突然消声匿迹，而徐悲鸿画的这幅“未完成之作”，仍在徐悲鸿纪念馆展厅悬挂。每当政治运动来临，纪念馆就得更换展品，只有这位被收入各种画册的蒙古族骑兵英雄，牵着战马，带着青春与刚毅，一直未被更换。

一位艺术大师与一个骑兵英雄的深厚友谊，延续了半个多世纪。哈森找出邰喜德去世时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发来的唁电：“今悉邰喜德同志病逝，他的英雄事迹将长留人间。”

徐悲鸿画出的这幅油画，写明是“未完成之作”，仿佛又是一个预言。留给人们的感叹，不只是徐悲鸿的笔墨丹青，还有邰喜德的人生遭遇。徐悲鸿能给邰喜德以生活的勇气，激励他在屈辱中挺直腰板，等到了的这一天。邰喜德终于来到北京，站在徐悲鸿给他画的肖像画原作跟前，他与曾经是骑兵的自己见面，再谢悲鸿先生。

徐悲鸿慧眼识英雄，可见画笔也是会说话的。

工作繁重突发脑溢血

1951年初，正在四川的画坛老友董寿平给徐悲鸿写信，讨教如何应对轰轰烈烈的艺术改造。这位著名画家曾与徐悲鸿探讨改造旧文人画，注入新的时代精神，因此走出自己的路，赢得“董梅”、“寿平竹”的盛誉。能否照此继续前行，董寿平不免有些迷茫，他可能觉得徐悲鸿身居中国美术界领导之位，比他在四川要清醒，故写信到北京询问。

徐悲鸿非常理解老友的苦恼。艺术家走出精神的困扰，比寻求物质的满足更加迫切。他也想将自己的理解与老友分享，很快复信：“寿平先生惠鉴：承手札询及艺术改造之事，弟不暇自己亦在转变之中。简单盲之，即今后一切均当服从政治。政治则由忘我思想之无产阶级领导，故为人民服务乃天经地义也。实中国自有文人画以来，绘画即觉失其独立性。昔日为文学诗词服务，今乃转向为人民服务。旧形式倘有可用处，尽量利用，如不可用者则扬弃，好借以出笔新，鄙见如是，未知有旧矣！”

董寿平后来说，接到徐悲鸿作答的信，他感到了莫大的安慰。“为人民服务乃天经地义”，说出了他们这些旧中国来的文化人的心声。

后来，董寿平调到了北京，几乎每周都去徐悲鸿家切磋画艺。他与徐悲鸿对中国画的观点有共同认识，同意徐悲鸿对于旧文人画不能全部排斥，理当取其长，加以改造出新的看法。当时有一种风气，只重视宣传画，不重视国画，更不主张练毛笔字。他们为之焦虑。徐悲鸿很有感慨地说：画国画要多读书，要写好毛笔字。

1952年，徐悲鸿从北京启程，前往山东导沭整沂的水利工程工地体验生活，那是新中国第一个大型的水利工程，当时是非常轰动的新闻。他将《鲁迅和瞿秋白》的创作放下，准备亲眼看一看劳动者的场面，画出大幅的《当代新愚公》。

当时陪同徐悲鸿的梁玉龙，是徐悲鸿的学生，如今已经是80高龄了。他说：“那时徐悲鸿先生很忙，事情太多，他又想作点画，就说，我想躲避一下这种繁琐的人和事。正好山东整沭导沂水利工程开始了，他就想去。当时他年纪大了，要有个人陪他去，领导就要我跟着他一块儿去。我跟他是坐火车到工地的。本来要给他买软卧铺票，他不同意，要跟我们一起坐硬卧，没有大艺术家的架子，对人很平等的。”“徐悲鸿先生主要在工地写生，找了一些劳动模范，当场画。在工地上一画就是一两个小时。别人休息的时候，他还在那儿画速写。当时天气很热了，太阳晒得厉害，我就给他打了把伞。有时我把伞交给别人拿，用带去的相机给徐先生拍照，拍了好多照片，回来冲洗出来，送给徐先生了。没想到，‘’抄家，我的照片全抄没了，徐悲鸿纪念馆的也大部分没了，工地的照片只剩了这一张。”“当地人都很热情，听说艺术大师来了，有很多人崇拜他啊，很多人来看他。徐先生早上6点钟起床，刷牙洗脸，就读读报纸，他说，不了解国家的政策就没办法来领导。他当时是带着病去的，因为高血压，是很重的病，他带了药，当时精神还是很好。他画画，很有神，旁边的人都没有感觉到他有什么生病的迹象，没有。”

徐悲鸿从工地回到北京，抓紧构思这幅描绘水利工程的油画，同时过问中央美院的教学，繁重的工作量使他突发脑溢血，被送进了医院。

他的女儿徐静斐含着泪说：“那是我父亲第一次脑溢血。我在安徽，接到继母的电报，说父亲病危速来京。我请假连夜赶到北京。一到医院，看到我继母，我哥哥，还有我父亲好多学生，都坐在楼梯口。我继母说，他们等了3天了，不能进去。我只好也坐着等。等到第五天，我去求医生，我只有7天假，不然见不到了。医生说，你进去10分钟吧。

“我就进去了，轻轻地喊，爸爸我来看你了。我父亲睁开眼睛说：丽丽，你来了。他跟我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看了5遍，还做了笔记。学习了以后，就到山东工地上给劳模画像。他说，你没看到那个工地啊，人有多少啊，我在那里画速写，以后还要画大油画，我要用艺术来反映建设者的热情。他一面讲一面笑。我就问，爸爸，你参加哪个派了吗？他说，我什么派都不参加，我要参加就参加中国共产党。医生说十分钟到了，你马上离开。我含着眼泪，紧握了我父亲的手。我说，爸爸，我走了，你要多保重，你会好起来的。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爸爸。”

徐悲鸿当时被送进中央人民医院，指示医院尽力抢救。医院给徐悲鸿用了当时最好的药物。当徐悲鸿从昏迷中苏醒，就急着问，医院抢救用了多少花费。廖静文告诉他，医疗费是报销的，他说还是要知道用了国家多少钱。廖静文只好到住院处去结算，再告诉他。徐悲鸿住了1个月的医院，医药费4000多万元，当时1万元折合现在1元，也就是现在的4000多元。徐悲鸿歉愧地说：“我们国家还很贫穷，百废待兴，而我却耗费国家这样大一笔钱，等我好了以后，要以加倍的工作来偿还。”

徐悲鸿有着传统的朴素理念，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当初他对帮助过他的人是这样，如今他对他的国家也是这样。身体略有好转，他就要出院，不愿占用床位。医生同意了，开了些药，让他回家疗养。医学发展到今天，有了控制血压的药物，而且知道高血压患者需要适当活动。而当徐悲鸿在世时，对于高血压与脑溢血的治疗还没有特效药，医嘱就是卧床休息。徐悲鸿躺在病床上，人不能动，思绪却依然是活跃的。

有一天，艾中信去东受禄街徐悲鸿家探望，见徐悲鸿侧卧在床头，抬着头望着什么。发现艾中信进屋，徐悲鸿欢快地喊：“你快来看看，像不像猫头鹰？”

“什么，像什么？”艾中信一脸疑惑，顺着徐悲鸿的眼神看去。原来，徐悲鸿卧室中间有一根木柱，柱上的两个棕色节疤，真像猫头鹰的眼，周围一圈圈的木纹，宛如形成鹰隼与羽毛。柱子基本保持树干的自然质感，可能是抚摩久了，蹭得很光滑的“猫头鹰”有点突现，特别是如眼睛似的节疤，犹如精致木雕一般的传神。

艾中信也惊叹，太像了！徐悲鸿举起手臂，兴奋地指着它，要学生看些造化天成的自然纹理，说这只“猫头鹰”，未经人为加工，却纯朴天然，造成出乎意料的美感。前来探病的艾中信，没想到徐悲鸿抓住他，大谈一通形象美与形式感，一句也没谈到他的病。可见病中的徐悲鸿，想得最多的，仍是他所钟爱的艺术。

《在人民中》这幅油画为何没有选上

当一大批反映新时代的工农兵形象的文艺作品，走进人们的生活时，徐悲鸿要使个人创作跟上时代步伐，想要画出理想中的新《愚公移山》，他在领会，他在寻找，似乎有些吃力。同时，他作为中央美院的首任院长和中国美协的首任主席，要领导新中国整个的美术创作，其责任、负担和甘苦更可想而知。

当时国立北平艺专改为中央美院，一起并入的还有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系师生，是解放区的一批美术骨干。春暖花开的时节，在家养病的徐悲鸿请来王朝闻、王式廓、董希文这些解放区画家，也请来艾中信、侯一民等原国立北平艺专的师生。大家坐在徐宅院子的葡萄架下边，徐悲鸿一脸微笑，要给大家看个宝贝。

侯一民说：“干什么？看他从丹麦买回来的小瓷玩意儿。他老先生就把这个玩意儿捧出来了，‘山林神戏蛙’。就是一个山林神，长一个小犄角，这上头有个小青蛙，那么一个小陶塑。让我们去就看他这个东西。所以徐先生这个人，孩子似的天真。对于艺术的挚爱，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了。真的，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其实，徐悲鸿用心良苦，他表达的意思，远比一件艺术品内涵丰富。作为一位艺术大师，他在政治上也许是天真的，但他的天真体现着人文关怀，对不同身份的艺术家一视同仁。他以为，只有真正的艺术，才能把所有的人团结起来。

来自延安鲁艺的李琦教授说：“徐先生有时叫我们到他家里，给我们看一些中外名画，还请我们吃东西。我害淋巴结核，到杭州去了。徐悲鸿就让他夫人廖静文写信，让我赶快回来，说北京也有治疗的医生。他也有这样的病，拉我一块儿找医生看。这个病床是我，那个病床是徐悲鸿。徐悲鸿对我的关爱，我想不是对我个人，而是对解放区来的这些同志。”

当时与徐悲鸿共事的教师和徐悲鸿学生都记得，北平解放以后的徐悲鸿，想创作时代性强烈的大画，尤其是《在人民中》这幅油画。有一张徐悲鸿晚年作画的照片，他坐在凳子上，拿着油画笔往画布上画着，画布上就是穿着大衣的，微笑着朝人们挥手致意，人们挥舞鲜花，向欢呼雀跃。

在北京徐悲鸿纪念馆陈列展厅，还可以看到徐悲鸿画的头像素描稿。作画的过程中，徐悲鸿请了不少人到他家去看，听听意见。徐悲鸿乐观地说：“还差400多笔就能完成了。”艾中信经常去徐悲鸿作画现场，他后来回忆道：“那时徐先生身体很衰弱，我曾几次看到，他一大早站在凳子上，不停地作画。终因身体不支，也因对这个题材不熟悉，没像他所理想得那样如愿完成。总理曾亲自看望徐先生，共同商讨在年老体弱的情况下，如何继续进行创作。说，《在人民中》这幅画构思很好，如果早一点告诉我，我们一起研究，可以如愿以偿的。的话，使徐先生受到极大鼓舞。”

徐悲鸿的另一个学生却提供了另一个版本。他说：

徐先生在解放后拥护党，拥护，他想画一幅《在人民中》。构想有4米长，2米高，他找人摆姿态，画得很周到。当时，要选一些画到苏联办画展，很重视，亲自到中央美院选画，由洪升陪着。洪升是戏剧家，对外联络局局长。一幅幅地看，确定选哪一张。走到《在人民中》这幅油画前，在看，洪升说：“下面的人说，题目叫《在人民中》，人民应该是工农兵群众，可是画上，都是资产阶级小姐太太，把画在当中，好像不太合适。”

没表态，只是说：“徐先生还有别的画吗？”洪升又陪周看徐先生其他的画。说：“画了三个月啊。”洪升一听就明白，是指《在人民中》这幅大画，就说：“请总理跟徐先生说一说。”没吭声。旁边跟着对外联络局工作人员朱子奇，他那时年轻，冒了一句：“不用了吧。”瞪了他一眼，把他吓得够呛。

在这之前，洪升说的意见，有人跟徐先生当面提过。徐先生说，我就是这个意思啊，工农兵拥护，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工农兵以外的人拥护，包括太太小姐，不是更好吗，不更说明受到人民的爱戴吗？有人说，那天徐悲鸿在，他跟解释一下，可能就选上了，徐悲鸿不在，太可惜了。后来选了他的其他国画，对他打击很大。其实，徐先生太天真了，他是艺术家，不是政治家，在当时政治气候之下，他画“工农兵以外的人”拥护领袖，肯定是通不过的，这是明摆着的事情嘛。

徐悲鸿与吴冠中

当时留学回国的吴冠中，因老同学董希文的推荐，到中央美院任教，后来因理念不合，离开了中央美院，他曾回忆说：“徐悲鸿虽不掌握独聘教师的特权，但他对人处世仍不失解放前的规格，新教师来，他出面请客。董希文陪着我到东受禄街徐家赴宴。除必不可少的礼貌话外，徐先生和我没有共同语言，虽然我们是宜兴同乡，彼此乡音均较重。幸而徐先生请了另―位客人赵望云，他们像是有事商讨，这就缓解了董希文的尴尬。席间，菜肴很新鲜，女主人廖静文指着清蒸鱼介绍：这是松花江的白鱼，刚送来的。”

吴冠中在中央美院任教并不愉快，刚教了两年就开始文艺整风，他被政治运动弄得心灰意冷。“在整风中我成了放毒者，整风小组会中不断有人递给我条子，都是学生们状告我放毒的言行，大都批我是资产阶级文艺观，是形式主义。”最让吴冠中耿耿于怀的，是徐悲鸿的态度：“有一次全院教师大会，是集中各小组整风情况的总结，党委领导王朝闻就方针政策讲了话，徐悲鸿也讲了话，徐讲得比较具体，很激动，说自然主义是懒汉，应打倒，而形式主义是恶棍，必须消灭。我非常孤立，只滑田友在无人处拍拍我臂膀：我保护你。其实他自己是泥菩萨，未必过得了河。”吴冠中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

宜兴人以“书画之乡”自居，他们最得意的，就是宜兴出了两个大画家，一个是徐悲鸿，一个是吴冠中。

徐悲鸿比吴冠中大24岁。一前一后，他们都在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就读过。在考入这所世界名校而完成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中，徐悲鸿是上世纪20年代第一个，而吴冠中是上世纪50年代最后一个，此后就是漫长隔绝，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徐悲鸿幼年师从于父亲，国学与国画底蕴深厚。吴冠中则是先学工科，后改学画。在巴黎选择导师也不一样，徐悲鸿选择了现实主义道路，吴冠中则对西方现代派更感兴趣。

与徐悲鸿从法国留学归国的过程相比，吴冠中回国过程更为艰辛，因为吴冠中正赶上新旧政权交替。吴冠中说：“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巴黎学生会立刻挂出了五星红旗，驻法使馆来干涉，扬言要押送我们去台湾，威胁扣发旅费。我们40名公费生索性全部住进使馆大厅，请愿红旗要挂，路费要发，使馆里乱成一团。”1950年暑假，他等不及了，买了一张四等舱的船票，在海上颠簸着回国。放弃在巴黎参赛沙龙的荣耀，怀抱着回国效力的崇高理想，却不被重用，不被理解，吴冠中当然寒心，在半个世纪之后都不原谅。

宜兴走出来的两位画坛同乡，对于绘画理念的解读完全不同，不幸的是，无论吴冠中的观点，还是徐悲鸿的观点，都被人贴上了政治化的标签。艺术见解的分歧，不存在政治的正确与反动的区别。如果徐悲鸿可以发言，吴冠中可以争鸣，那就简单得多了。

整风后不多时，吴冠中就调到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原因是中央美院要从清华调李宗津与李斛，清华大学建筑系吴良镛教授就点名，以吴冠中作为对调的条件。吴良镛知道，吴冠中曾在重庆大学建筑系当过4年助教，建筑设计要讲形式，不怕“形式主义”。

实际上吴冠中不愿用程式之“美”描画工农兵，画了几次不成功，改行只画风景画，结果歪打正着，比其他画家幸运，躲过一次次的运动。从前的《井冈山杜鹃花》，到后来的《长江万里图》、讴歌领袖故居的《韶山》，吴冠中也是想跟上时代的，只是努力失败了，干脆在边缘中生存。吴冠中如今名气如日中天，不只绘画一再爆出高价，而且写得一手漂亮美文。

一位著名画家建国初期就在中央美院，对当时情况再熟悉不过了，他说，吴冠中从法国留学回国时，觉得对自己不重视，不高兴。实际上当时美术教育主要是普及，画年画，画工农兵形象。我的一个同学在油画系，从开学到毕业，只画了一张领袖像。画国画，吴先生跟老先生合不来。画油画，他的形象凭想象的多，不是从生活中来。吴先生没有受到重视，是当时历史造成的，不能只怪徐悲鸿一个人。

微妙的处境

徐悲鸿虽然身居中国美协主席、中央美院院长，他的处境仍是微妙的。一张老照片耐人寻味，照片的说明是，中央美院成立大会召开之前，院领导班子在礼堂议事。正中悬挂像，墙上是五星红旗。领导成员坐在中间一条长桌前，其中身居重要职位的是昔日徐悲鸿的学生，而徐悲鸿坐在一侧的桌角，低着头，不知在做记录，还是在深思。徐悲鸿座位如此之偏，似乎也有某种暗示。

其实吴冠中对于自己受到的冷落，并没都算到徐悲鸿的头上，他在若干年后客观地说，“我被调离中央美术学院时，正值江丰任院党委书记，即第一把手，大权在握。他是延安来的老革命，岂止美术学院，他的言行实际上左右中国整个美术界。毫无疑问，他是坚定保卫革命文艺、现实主义美术的中流砥柱，我这样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的形式主义者，当然是他排斥的对象。”

一位亲历当年的老教授说，当时有的院党委领导，当面对徐悲鸿说，我们能得到您的指导，是我们的荣幸。而背后对学生却说，对资产阶级权威，要一分为二，批判地学习。学生无所适从，又要我们向老师学习，又要我们批判老师，不知道该怎么办。在全院大会上江丰书记说，我们希望徐院长尽快恢复健康，继续领导美术学院。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江丰知道，徐悲鸿在美院的弟子多，总会有人把这些话传给徐悲鸿的。

江丰，中央美院的实权人物。他于1910年出身于贫苦工人家庭，比徐悲鸿小15岁，上世纪30年代的木刻匠，画的都是抗争的愤怒者。他在上海坐过两次牢，在延安鲁艺美术系当领导时又遭整肃。当他执掌中央美院大权后，以一种对于革命的无限忠诚，整肃异己，理由高尚。

李苦禅，齐白石高徒，其花鸟写意为徐悲鸿赞不绝口，徐悲鸿收藏其佳作多幅，认为“白石翁之后笔墨运用当推李苦禅为最”，聘请他担任国立北平艺专教授。1949年8月5日，徐悲鸿写信给李苦禅，其中有他自己对国画教学的认识：

苦禅仁弟惠鉴：

自今以后，弟在校所任之课为鹰、鸡、茶花、荷、竹五种。务将鹰之飞翔、休止，鸡之欠、伸、啄争斗，茶花花芯、花蒂、枝叶，荷花嫩莲、老莲、叶之反正勾筋，竹节、竹干、枝叶及其风雨中姿态，务极精确。每三星期学成一种，周而复始，第三星期作为考试。用专责成，务祈注意。

此颂暑祉悲鸿顿首

中央美院刚成立，重新安排课程，江丰说，李苦禅的画，是吃饱了饭，帮助消化的。书记一句话，教务部门不安排课了，说他的画用不上，弄得他一家人生计都成了问题。徐悲鸿当然着急，可是江丰说的，花鸟写意非现实斗争所需，堂而皇之。

徐悲鸿想到，只是安慰不解燃眉之急，李苦禅夫人李惠文不是懂医科吗，他就提出建议，把李惠文安排在学校医务室，可以领一份薪水，贴补家用。李苦禅自然感激，也知道徐悲鸿的难处，但他闲赋在家，苦恼异常，干脆写了信给申诉。

把这封信转给了徐悲鸿，并写来了亲笔信：

悲鸿先生：

有李苦禅先生来信，自称是美术学院教授，生活困难，有求助之意。此人情况如何，应如何处理，请考虑示知为盼。

顺颂教祺

徐悲鸿收到的信，也就可以对李苦禅有所安排了。写信给徐悲鸿，而没有写给其他人，大概也有些出人意料。

讲台上的孤独身影

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后，学生多了，徐悲鸿对学生的细微关怀仍然如故。学生在徐悲鸿心目中的分量，始终很重。郭绍纲当时是中央美院首次毕业班的课代表，他说：“我们这个人数最多的年级快要毕业了，却没有学外国美术史。1953年初，徐先生身体稍有恢复，就决定给我们毕业班补课。……徐先生的讲座每次都有主题，从希腊、罗马，印度，直到欧洲近代艺术，糅进了许多自己的阅历和观感，因为徐先生见闻非常丰富，而且常用感彩很浓的幽默语言表述。”“给我印象较深的是，徐先生参观希腊帕提农神庙遗址，捡了一块石头保存为纪念物。上课时从口袋中掏出石头给大家看，讲话幽默，大家都笑了。有一次讲到欧洲文艺复兴，徐先生说，可用惊心动魄来概括，话锋一转又说，我们中国也有值得自豪的啊，那就是宋词，用两个字概括其魅力就行了，这两字就是销魂，讲得课堂气氛极其活跃。徐先生的几次讲座，使我们扩大了审美视野，初步认识到世界文化艺术遗产的浩瀚。徐先生要求我们，对于一流艺术家要记住100个，二流艺术家200个……”

讲授西方绘画史，是徐悲鸿的强项。他为什么要抱病给学生上课？一位曾是徐悲鸿学生的著名教授，说了一件久藏于心的往事：“有一次，我到徐先生家去看他。徐先生问，你们在做什么？我说，在做教学计划，油画要开课了。徐先生说，你怎么做呢？我说，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学油画？他说，你说为什么？我告诉他，学油画的目的，是画领袖像。徐先生听了，长叹一声说，太泄气了。徐先生的话，我没敢告诉别人。”

这也是徐悲鸿急于给美院学生上大课的原因。他知道年轻人嗷嗷待哺，急需高质量的养分。在50年代之初大讲工农兵的政治环境中，徐悲鸿坚持自己的艺术理念，留下的是一个讲台上的孤独身影，让后人充满敬意。

1953年这一年暑假，是徐悲鸿生命的最后一个暑假。

徐悲鸿抱病给中央美术学院和浙江美术学院组织的教师进修班讲课。这是徐悲鸿与缠绵不止的疾病的最后抗争阶段。此时，一篇采访徐悲鸿的文章《拜望徐悲鸿先生》，发表于1953年8月31日香港《文汇报》，其中记录了徐悲鸿带着感情的原话：“今年暑假，学院办了一个进修班，参加进修学习的，有各地来的教授、讲师和美术工作者，我每星期去讲两次课。时间虽然只一个多月，但是，大家的热情很高，要求进步的心很切，所以成绩很好。这些现象，都是过去我们不能想象的。”

进修班分素描和油画两个进修小组，都提出请徐悲鸿指导。徐悲鸿也不推辞，作了认真备课。当时参加进修的教师有艾中信、王式廓、关良、倪贻德、董希文、冯法祀、李宗津、戴泽、刘继卣等数十人，都是在中国美术界享有名望、卓尔不群的画家。他们在徐悲鸿的指导下“回炉”，寻求教学水准的突破。

在戴泽教授家，笔者看到了一张徐悲鸿讲课时的照片。这是徐悲鸿最后一次走进教室，而徐悲鸿在教师进修班的这张黑白照片，竟是他和亲爱的同事与学生的最后一张合影。照片中的徐悲鸿身着中山装坐在那里，他旁边的人与他说着什么，久违的课堂使他忘却疾病，神采飞扬。徐悲鸿把自己画的人体油画拿到进修小组，供参考剖析。

徐悲鸿高超的绘画技艺，教学思想中蕴含的人文精神，他的师德与人格的力量，永远地印刻在他的学生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