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儒家君子教育的历史演变

[摘 要]孔孟为了拯救礼坏乐崩的社会，对君子人格的轮廓做了勾画，并创造性地探索培育君子以便君王一统天下，实现世界大治。建立封建制后，“独尊儒术”和科举考试的国策，使儒学登上了神坛，并逐步走向它产生的初衷的反面，君子教育变成了经学教育，儒学同时变成了思想统治和捞取功名的工具，并阻碍了中华科技的发展。辛亥革命了封建王朝，国民政府对孔孟之道及君子教育有批判也有推崇。解放后，对儒家的君子教育做了否定。改革开放后，国学复兴，文化自觉，文化自救，但如何培养现代君子，尚无具体方案。

[关键词]君子 教育 历史 演变

[中图分类号] G633.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

儒学思想文化在整个中华思想文化中，是最具代表性的价值符号，并且根深蒂固。教育思想是儒学思想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家的教育目的是培养道德健全和忠君爱民的君子。君子教育伴随着整个儒学史与封建史，在中华千载悠悠的历史车轮中，隆隆向前，几经演变，并在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和政治运动中，载沉载浮，兴衰荣辱。今天，要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竖起中华文化旗帜，增强国人文化自信，就必须梳理儒家君子教育的历史演变，思考如何扬弃儒家君子教育，造就现代君子等问题。

一、孔孟的理想与求索

公元前五六世纪，世界圣贤辈出，中国百家争鸣。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和儒家学派，培养君子是儒家为了修齐治平的教育方向。君子一词，由“君王之子”演变成为富有德性的理想人格，指在品性上较完美之人。孔子为造就这样的理想人才并实现其社会价值，倾注毕生心血，为君子人格做出了诸多诠释，虽没有专章论述，但搭建了基本框架。

对于君子的人格，孔子提出了三达德、三戒、三畏、四道、九思，孔子的弟子子夏提出了三变，孟子进而提出了三乐，形成了一系列的养成方式。

所谓三达德，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仁、知、勇”即《中庸》所谓“三达德”。

所谓三戒，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

所谓三畏，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

所谓四道，子曰：“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

所谓九思，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

所谓三变，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论语・子张》）

所谓三乐，孟子曰：“君子有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尽心上》）

孟子对于君子的论述，除了三乐之外，还有一番系统的论述，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于禽兽又何难焉？’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则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则亡矣。非仁无为也，非礼无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则君子不患矣。”（《孟子・离娄下》）

孟子的这番论述，不仅言明君子对于仁、礼的态度，并且论及君子的修养、处世，以及与普通人、与禽兽的区别，这是孟子对孔子的君子之道的发展。

对君子的人格和养成有了一系列的规范之后，便有了其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及教育理念，孔子的教育方法与教育理念主要体现在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上。对于教育内容，孔子传承周朝的贵族教育，培养君子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 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除六艺

[基金项目]广东省中小学德育研究会立项课题，编号GDDYYJ14070，学校特色德育模式的深化研究――“‘读议导行’育君子”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林祖浮：男，1966年生，高级教师。外，孔子还提出了四教：“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

孟子对于君子教育，提出了五教：“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孟子・尽心上》）孟子在继承孔子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与教育理念的基础上，进而强调人格教育与道德教育。

孔孟对君子教育的呕心沥血，其目的就是要君子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拯救周室衰微、礼坏乐崩的局面，以致天下太平，世界大治。

二、皇朝的独尊与异化

秦始皇一统天下，信奉法家，焚书坑儒。汉初实行黄老之学，无为而治。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了“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主张，为汉武帝所采纳，施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将儒学作为正统思想。汉代立五经博士，明经取士。通晓经学，就意味着通向高官厚禄。修身济世、培养社会脊梁的君子教育，在教化天下的同时开始沦为维护统治和捞取荣华富贵的工具。

隋统一后，科举正式诞生，唐代做了完善，宋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也做了较大的改变，元代的科举基本沿袭宋代，明代科举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与社会统治人才选拔相适应，教育出现了官学和书院，儒家的君子教育演变成为经学教育。

科举考试把社会人才收罗在朝廷的箩筐里，由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能人儒者治理国家，儒家经学教育成了封建君主维系专制统治的帮凶。后来，科举制度由选拔人才的公正先进方法，演变成统治者控制思想的工具，压抑了那些本来不擅长科举科目的人的思想，也使一些知识分子无法在学术上、思想上进行创新，从而导致了思想上的落后，使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停滞不前。君子教育走向了其反面，儒家学问由人类智慧长明灯变成了中华民族智慧致盲灯，四书五经由历史人文杰作演变为捞取功名利禄的工具，最终成为阻碍思想发展的高墙。君子教育的人品人格不见了，孔孟所追求的思想自由、民贵君轻、仁心仁术、浩然正气没有了。

清朝末年，列强入侵，唯我独尊的中国封建王朝岌岌可危。1905年，由袁世凯领衔奏请朝廷停止科举考试，推广西式学校，得到批准。至此，历经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制度画上了句号。洋务运动和在挣扎中实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直至新文化运动“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儒家的整个传统包括君子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三、民国的批判与继承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颁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1912年7月，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因尊孔问题发生激烈争论。1912年9月13日，教育部公布以每年的10月7日为孔子诞辰纪念日，全国各学校届时举行纪念会。1912年至1913年，民国政府先后颁布壬子、癸丑学制，废除小学读经科和“忠君、尊孔”主题。蔡元培主导中国的经学教育向实科教育转型，但各地私塾仍读经祭孔未停。儒家的君子教育在此环境下，几经波折，不绝如缕。

袁世凯任大总统时，非常重视国民教育，他欲以孔子儒家思想重构社会意识形态。1912年9月20日，袁世凯颁布《整饬伦常令》，下令“尊崇伦常”，提倡“礼教”，他说：“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袁世凯于1913年6月22日郑重颁布尊孔祀孔的总统令，企图化解辛亥革命所带给人们的思想上的混乱。孔孟培养社会治理人才的君子教育和封建社会造就统治助手的经学教育，开始转化为教化国民的大众教育，并且明确汲取孔孟之道的“仁、智、勇、忠、孝、节、义”思想，使中华传统道德与西方现代科技相结合。袁世凯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个人教育见解的最高统治者，其教育制度使传统的君子教育得到了一定的复兴。

袁世凯未能结束混乱，新文化运动汹涌来袭，激烈地批判传统儒家教育，高喊“打倒孔家店”。西学涌进，政治动荡，经学衰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与“全面西化”的路线争执不休。严复提倡尊孔读经，以减少西方思想的冲击，提出以“忠孝节义”为中华民族之特性。胡适则说：“儒家经典中，除《论》《孟》及《礼记》之一部分外，皆系古史料而已。”胡适把《诗经》当成文学作品，不是一部经典，古代经书的权威性遂下降。20世纪20年代，何键、陈济棠等倡议学校恢复经学课程，遭到不少反对。1920年，教育部要求逐步废除文言文教科书。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中期，中国教育民众化和普及化的理念深入人心。1928年2月，南京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通电全国，所有学校教育机关停止祭孔祀孔。孔子、儒家经典走下神坛，传统的君子教育也在教育制度的演变中，失去了其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与教育理念。

1934年7月，政府中央执委决定了每年8月27日为祭孔日并规定祭祀方式方法，当年直接出面祭孔。在南昌行营发起“新生活运动”，特以“四维八德”（四维即礼、义、廉、耻，八德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日常生活之准则，并将“四维”重新解释为：“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楚楚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抗战时期，又另解释为：“礼是严严整整的纪律，义是慷慷慨慨的牺牲，廉是实实在在的节约，耻是轰轰烈烈的奋斗。”以此“谋求恢复中国固有道德以救国”。之后，各中小学悬挂孔子像。在的支持下，读经活动也在部分省蔚然成风。1939年，聘请马一浮在乐山创设复性书院，马一浮标榜复性书院“直接孔孟”，“六艺该摄一切学术”，文学、艺术统摄于诗、乐，自然科学统摄于易，法制、政治统摄于礼。倡导“特重体验”、“特重践履”的主观态度。同时，胡适及上海文化界150多名知名人士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反对埋头读经和复古。政治危亡与国难当头，人们都在寻求救国方法，孔孟之道也被重新搬了出来，君子教育也在此时成为人们探寻救过救民的一种方法。

纵观整个民国时期，对于孔孟之道及君子教育，在学界有争议与批判，在政府有继承和发展。

四、现代的否定与抢救

1949年大陆解放以后，特别是“”，否定了儒家君子教育和封建经学教育，破四旧、立四新，烧孔像、砸孔庙。

青年时推崇孔子，将孔子与释迦牟尼和并举，称“此皆古之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但解放后随着个人思想成熟，遂由推崇孔子演变成批判孔子的政治立场，推崇孔子的教育思想。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的哲学谈话中说：“孔子讲‘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没有那回事。爱剥削者？也不完全，只是剥削者的一部分。不然为什么孔子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1964年2月13日，在春节座谈会上谈教育问题时充分肯定了孔子的教育思想。他对主管教育工作的领导同志说：“孔夫子的传统不要丢。”在1964年6月24日一次接见外宾的谈话中说：“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的。我们认为应该讲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夫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1966年12月，对一位外宾讲：“‘无产阶级’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消除孔夫子在各方面的影响。”1974年批准了声势浩大的评法批儒的“批林批孔”运动。经学在政治上被视为思想的毒草，传统的君子教育也被否定。

全力打破儒家以森严等级为前提的“仁”和“礼”，坚持经过阶级斗争，铲除社会不平等的经济基础，建立无等级秩序的社会主义社会，大破财权、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官兵平等，军民平等。军队党代表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和群众工作制度的建立，把党军民的思想统一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及不同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学校教育政治挂帅，把马列主义、思想灌输到每一个学生，培养“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忠义”思想尤为显著，“忠”乃为党为民之忠，“义”乃为党为民之义。至此，“忠”、“义”等传统的君子教育内容在新时期教育中，演变成了思想政治教育。

近三十年来，我国面对西方思想的冲击与改革开放的需求，开始重新检视孔孟之道。“国学”热潮兴起，形成中华民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救。2014年9月，出席了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学术研讨会并作长篇讲话，讲话中指出：“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一场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抢救运动正在兴起，在这场浪潮中，传统的君子教育又回到了公众视野，但如何培养现代君子，尚无具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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