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更科学的方法管好市场流动性

随着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国内汇率体制改革的逐步到位以及互联网T+0货币市场基金的异常活跃，导致个别时点流动性紧张的因素仍然大量存在。面对化解流动性风险这一复杂的系统工程，商业银行及监管层须多方求解

去年以来，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紧张现象多次出现，引起社会各方广泛关注。虽然时下这一矛盾表现并不突出，但是如果不能对此给予高度警觉，妥善加以应对，那么问题迟早还会卷土重来，甚至对我国金融体系安全构成威胁。

导致个别时点流动性紧张的因素仍然大量存在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对于流动性概念的界定并不唯一。我们在这里讲的流动性问题，主要包含两个层次：其一是银行体系所处的宏观环境对其流动性的影响，其二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因为不能科学安排微观个体资产负债结构而遭遇困境。

从对流动性的上述理解出发，可以很快发现如今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趋紧与高额存款准备金比率有很大关系。按照《商业银行法》有关规定，我国银行存贷比应当控制在75%以下。随着人民银行2003年以来39次调整存款准备金比率，目前大型存款类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变为20%，中小型存款类金融机构变为16.5%。那么对于存贷比为75%的大型商业银行来说，即便手中全部资产都是贷款，最多也只有5%的超额准备金可以用于流动性需求。如果考虑到大型银行还可能持有不动产等贷款以外的资产，其流动性就更加有限。

与此同时，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国内汇率体制改革的逐步到位以及互联网T+0货币市场基金的异常活跃，都在对市场流动性产生紧缩效应。就国际宏观政策而言，美国正在缓步退出QE3，必然波及我国国内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就人民币汇率改革而言，汇率水平浮动区间不断扩大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人民币汇率单边升值预期正在打破，通过结售汇进行套利的动机明显减弱，以致影响货币投放增速，甚至不排除逆转为货币回笼。就互联网T+0货币市场基金而言，沿着“个人存款-货币市场基金-同业存款-非标资产-企业存款”链条，虽然一家银行减少的个人存款最终可能出现在其他银行的企业存款账户上，但是由于存款派生过程漏损变大（或者说货币乘数减小），银行体系各类存款加总数额也会随之下降，从而产生流动性趋紧效应。

此外，金融创新活跃必然增加流动性紧张的发生机率。从理财产品来看，由于保本型产品被当作普通存款管理，所以能够帮助银行在现行的存贷比管理制度下贷出更多资金。然而，保本型产品已经有对应的资金运用，而且还要向中央银行缴纳20%左右的存款准备金，这使得银行在没有实质增加现金流的情况下加剧了流动性紧张。从同业业务来看，在平衡风险与收益之后，如今银行并不青睐风险较低的同业拆借、存放同业、票据转贴、债券投资等业务，而是选择将大量资金投资非标资产（如信托受益权）“短借长贷”，期限错配问题较为突出。显而易见，化解流动性风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多方求解、各个击破。

不宜将法定存款准备金作为管理短期流动性的常备工具

放眼世界金融发展史，最初存款准备金制度的产生只是为了保持资产流动性，加强银行体系清偿能力，防止连锁性倒闭发生。然而，与超额准备金不同，法定存款准备金工具并非调节短期流动性的利器。事实表明，世界上没有一家中央银行是根据市场流动性短期需求而频繁变动存款准备金比率，即使这么做了，流动性变化传递到金融市场也会有一个较长时滞，所谓“远水解不了（短期流动性）近渴”。以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瑞典为例，其金融机构并非没有短期流动性的后顾之虞，他们的央行之所以敢于大胆取消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且并不影响其最后贷款人职能的发挥，至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存款准备金制度并不是化解短期流动性危机的灵丹妙药。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依然拥有与日常清算需要相匹配的资金（大致相当于我国的超额准备金以及库存现金等），以备流动性不时之需。更进一步说，高额、低息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实际上是对存款类金融机构的一种征税行为。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如今发达经济体纷纷减少甚至取消法定存款准备金工具运用，以减轻对存款类金融机构的资金束缚或税负。

对于我国来说，当前金融当局为法定存款准备金支付的利率只有1.62%，大约低于一年期基准存款利率1.6个百分点。假定存款余额以100万亿计算，且准备金比率为16.5%，这相当于我国银行体系每年都要产生2640亿元的额外成本，数量可谓惊人。在将利润最大化作为生存发展不二法则的今天，这必然迫使商业银行加大金融创新力度甚至采取冒险行为，将不纳入法定准备金范畴的每一分钱存款的效用发挥到极致，从而增加了短期流动性紧张的出现概率。由此可见，我国存款准备金制度恐怕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时候了。

当然，为了避免存款准备金比率降低之后流动性过度增加以及通胀，需要上调基准利率作为配合。针对国内利率上行会加速海外资本涌入的质疑，我们认为，考虑到外汇资金流入流出的交易成本，只要中美利差保持在5%以下，就不用过于担心。事实上，QE3的逐步退出必然带来美国国内利率水平的最终上扬，上述担心实际上更无必要。

理清存款准备金制度与短期市场流动性之间的关系，决不意味着中央银行应当在对金融市场施加影响以及管理短期流动性方面消极等待。为了有效防范银行体系流动性风险，增强对货币市场利率的调控效力，不久之前，央行借鉴欧美发达经济体相关操作经验，在常规性的逆回购操作基础上，又开发了非常规操作的短期流动性工具和常备借贷便利，使得短期流动性调控工具大大丰富。完全有理由相信，通过对已有调控工具的娴熟运用以及对调控工具箱的不断创新，央行将更加高效自如地在银行间市场调剂资金余缺，从而充分发挥好最后贷款人职责，使那些贷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且总量和进度比较稳健的商业银行摆脱流动性紧张带来的困扰。

全面推动商业银行加强流动性管理

近年来，随着我国银行业经营环境、业务模式、资金来源的发展变化，部分商业银行出现资金来源稳定性下降、资产流动性降低、资产负债期限错配加大、流动性风险隐患增加等问题，给监管工作带来挑战。

为了确保国家金融安全，必须督促商业银行全面强化对流动性风险管理重要性的认识，在将其提升为银行管理战略的基础上，通过教育培训，帮助员工切实将这项工作渗透到银行管理的每个环节和每个岗位，妥善处理好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关系。

与此同时，还应加强商业银行流动性合规监管。借鉴吸收2013年巴塞尔委员会公布的《第三版巴塞尔协议：流动性覆盖率和流动性风险监测标准》的有关内容，银监会于今年年初制定出台了《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试行）》，旨在促进商业银行合理匹配资产负债结构，有效应对流动性可能给银行体系带来的冲击。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一监管办法除了引入流动性比例和流动性覆盖率两项新的监管指标之外，还保留了原有的存贷比指标。尽管后者实际是一个应随国家经济金融发展而变动的指标，但是仍然可以确信，采取75%的高标准、严要求，只会有助于当前流动性管理仍然十分粗放的商业银行进一步提升风险管理的精细化程度和专业化水平。另外，这一监管办法也要求银行对包括同业和理财在内的各业务条线的流动性风险进行有效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并对同业业务采用了较高的现金流出系数和较低的现金流入系数。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商业银行认真执行这些监管规定，当前同业业务高速膨胀、表外业务无序扩张的局面就会得到很好控制，从而摆脱流动性紧张的困扰。

链接

浙江农信风险互助共同协定

为充分发挥浙江农信系统的整体优势，有效抵御全系统的经营风险，维护全系统的安全稳定，促进和谐共同发展，按照自愿平等、互助互利的原则，由浙江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动员发起，组织全系统内各县（市、区）农信联社、农合银行、农商银行于2009年2月6日签订了风险互助共同协定。

实施风险互助遵循“就近施救、临时周转、有偿使用和到期归还”的原则。根据协定，当某一缔约方发生由于突发性事件导致群体性挤兑或出现临时性严重支付危机等重大事件时，经省农信联社研究决定启动实施风险互助，各缔约方将无条件接受省农信联社的资金调剂指令，迅速采取资金调剂措施，以尽可能避免发生危害某一缔约方生存、殃及全系统毗邻地区缔约方正常经营、甚至可能危及全系统安全稳定等更大的危机事件。

机制建设的时机已经成熟

为有效应对流动性风险，从长远看，农合机构有必要加快流动性风险互助机制建设，由省联社承担起全省农合机构流动性保障的牵头责任，通过建立系统内部资金调剂机制，化解临时性流动性不足。各县级行社应继续明确专人做好机构流动性风险指标的日常监测和分析预警。避免突发的流动性风险带来连锁反应。

张康 湖北黄梅县联社

流动性管理应进一步加强

在利率市场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银行应更加注重流动性风险管理，防范支付危机和挤兑事件。应重点关注本地可能引起流动性危机的大额信贷风险、社会群体集资和银行内部管理漏洞等因素。建立科学有效的防范、预警和处置机制，提高应对流动性突发事件的能力。

杨益丹 浙江鹿城农商行

做好品牌建设

未组建成农商行之前，老百姓常常将“农信社”与“供销社”、“合作基金会”混淆；组建成农商行之后，老百姓又与“合作社”、“投资公司”等混为一谈。由此可见，一些地方的农商行品牌仍然不够响亮。应通过提升服务水平、加大宣传力度、做好信息披露等方式，提高农商行品牌的公信力和美誉度。

王海勇 江苏泰兴农商行

四个期盼

射阳集中支付风波发生后，站在金融从业者的角度，笔者有四个期盼：一盼金融知识深入农民心中。二盼监管政策落地。政府部门应提高担保公司和农民资金互助社的准入门槛，同时加大监管的力度，从机制上规范其经营行为。三盼信用环境净化。应以政府为主导，金融、工商、公安、法院等部门共同配合，做好诚信体系建设。四盼考核方式革新。有关部门应改革造成银行业冲时点的指标考核“指挥棒”，鼓励和引导银行业开展合法、有序、适度的竞争。

高铭 江苏响水农商行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