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特征

【摘要】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特征是在古代“士”,特别是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华思想文化氛围中形成的。本文从知识分子科学系统的专业知识、以脑力劳动为主的谋生手段、诉诸文字的语言方式、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修身以致良知的人文精神等方面来分析其群体特征。

【关键词】中国知识分子 群体特征 士

《现代汉语词典》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①对知识分子的界定,国外的主流看法是,知识分子是受过专门训练,掌握专门知识,以知识为谋生手段,以脑力劳动为职业,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群体,是国外通称“中产阶级”的主体。目前,中国知识分子是指受过中等以上学历教育,主要以创造、传播、应用、开发、管理科学文化知识为谋生手段,并具有相当社会责任感的脑力劳动者。②

知识分子的群体特征,是知识分子特定价值系统、思维方式、社会心理、伦理观念、审美情趣等精神特质的基本风貌的反映。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特征是在古代“士”,特别是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华思想文化的氛围中形成的。因为如果从孔子算起,中国“士”的传统至少已经延续了两千五百年,而且流风余韵至今未绝。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可以说,中国知识分子是“士”身份和精神的传承。

科学系统的专业知识

中国传统社会为“四民社会”。四民即士农工商,其中以“士”为贵。“士”就是知识分子,也叫读书人,读书人在传统社会中首先是一种身份,他们以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而获得了种种特权,因此,知识是特权阶层的独享权利,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近代中国,小学生就计算在知识分子队伍中。解放前夕,从旧中国过来的500万知识分子,有80%以上是中学生。而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具备大学文化程度才能被称为知识分子。

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观出发,对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内涵界定之一,是按其所受教育的程度来界定,即按学历来界定。③因此,知识分子在知识占有方面高于同时代其他人,科学系统的专业知识是知识分子最基本的群体特征。

以脑力劳动为主的谋生手段

对知识分子概念的界定原则之一,其社会劳动的方式必须主要是支付脑力,即必须以脑力劳动为谋生的主要方式,以劳动工资为主要生活来源。④

中国古代的士,“学而优则仕”,是皇帝或者贵族的效忠者,主要是通过“进谏”这种脑力劳动来表现出自己的价值所在,作为他们谋生的主要手段。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士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理解,他们不再局限于为君主和贵族做事而维持生存。尤其在明清时期,他们更加注重自身的生存,开发了多种渠道以获得生存空间。比如,开始与商人交往,通过自己的文化功底,为商人撰写一些文章,而使生活更加的宽裕。到了近现代,知识分子则主要以创造、传播、应用、开发、管理科学文化知识等各类脑力劳动为谋生手段。

诉诸纸笔的语言方式

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如勒希(Christopher Lasch)所说,知识分子乃是以思想为生活的人。知识分子,他们把自己的思想化作语言,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由于他们以未来的价值观念为世界立法,故而不能不同现实社会相冲突,及至现代,冲突愈加激烈。然而,思想也就在冲突中变得愈加饱满有力,富含反抗的锋芒。例如,东汉末年,长期持续的社会政治危机使得有的学者因为直接受到迫害打击或避免受到迫害打击,从而脱离政治,转向从事学术活动,使思想领域呈现出一派喧闹沸腾、极为活跃的形势。一些著名士大夫如李膺、陈蕃、范滂、贾彪、朱穆、张俭等纷纷抨击时政,针砭弊害,他们“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

在中国的文学史上,“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知识分子数不胜数。《道德经》、《庄子》、《论语》都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将其思想诉诸纸笔的一个范本,其哲理、想象和文采,风流至今。老庄之后,有屈原、司马迁、韩愈、柳宗元、刘禹锡、苏轼、曹雪芹、龚自珍、鲁迅、胡适等,都是引领时代文流的典范人物。故,钱穆说:“古来大伟人,其身虽死,其骨虽朽,其魂气当已散失于天壤之间,不再能搏聚凝结。然其生前之志气德行、事业文章,依然在此世间发生莫大之作用。”⑤余英时以为,这段话不仅可以用于其先师钱穆,亦可用于中国这一知识分子群体。

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从孔子开始就以“道”自任,是“士志于道”的躬行者,他们的人生追求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宋朝张载就说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个知识分子既要思考天地宇宙,又要教导皇帝百姓;既要承接历史,又要面向未来;既要以出世的精神在价值理论层面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又要用入世的姿态在实践操作层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越是在礼坏乐崩、天下“无道”的时代,越是显示出“士”的责任重大,使命艰巨。

中国知识分子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并不是为了政治而政治,而是为了社会而政治,为整个人文之全体性的理想而政治。春秋战国时期,孔门弟子,其活动目标是上倾的,指向政治,但他们的根本动机还是社会性的,着眼在下层之全体民众。⑥因此,他们都有一个超越政治的立场,使他们和现实政治经常合不来。如孔子、墨子始终没有陷入政治圈内,常以不合自己理想条件而从实际政治中抽身退出,再来讲学著书。但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仍不放弃政治,仍盼望有一天,他们的理想能够在政治上实现。这种态度,就是庄子、老子也不能避免。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社会责任感,还表现在:他们总是渴望有一个理想政府与理想的政治领袖出现。这种热望一直传到后代,成为中国标准知识分子的一大特点。

修身以致良知的人文精神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直接承三代礼乐的传统而起。春秋战国是一个“礼坏乐崩”的时代;礼不再出自天子,而出自诸侯,故孔子斥之为“天下无道”。在“礼坏乐崩”之余,人间性格的“道”是以重建政治社会秩序为其最主要的任务。统治阶级既不能承担“道”,“道”的担子便落到了真正了解“礼义”的“士”――知识分子――的身上。但这样一来,个人在“道”的实现过程中所承担的责任便异常沉重。所以,曾子才说“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为了确切保证“士”的个体足以挑此重担,走此远路,精神修养就成了关键性的活动。所以,在孔子以前的古代“礼”的传统中,“修身”只是外在的修饰,但从孔子开始,“修身”即成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必要条件。按孔子的话说,就是“修己以敬”,而且只有“修己”始能“安人”、“安百姓”。这是孔子对“士”提出的要求。到了明朝,大思想家王阳明在50岁时提出的一个思想命题――致良知。什么叫“良知”?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指人的“是非之心”。⑦用今天的话来说,良知无非就是指人的道德良心,是伦理学的一个基本概念。王阳明在他的思想里特别突出了一个“致”字,亦即突出了“致良知”在实现理想人格过程中的重要性。余英时说“从发生的历程说,这种内求诸己的路向正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外在凭藉太薄弱才逼出来的”。⑧

知识分子修身以致良知的人文精神主要体现在重义轻利、群体至上、舍生取义、正道直行、自强不息等五个方面。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在知识分子身上,始终有两个“我”,即“小我”和“大我”。知识分子时刻在突破“小我”,走向“大我”,走向他们为之关心的世界。他们除了醉心于专业学术领域之外,同时还以一种类于宗教教徒的担当精神,心怀仁爱悲悯之心,关怀国计民生、黎民百姓,而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⑨傅斯年在做台湾大学校长时,确立了台大的校训“专求真理”,这和竺可桢当年为浙江大学确立的“求是”校训是一致的。傅斯年呼吁学生――下一代知识分子第一是要立信,在品行上自我修炼。在他身后许多年,有人这样说,读书人应该有一种骨气,“这种骨气,已不能在傅斯年以后的历任台大校长身上找到了。”⑩(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注释

①《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612页。

②③④王桂兰:《党的知识分子方略演进》,北京:红旗出版社,2004年,第11、10页。

⑤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505页。

⑧⑨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0、2页。

⑥钱穆:《国史新论》,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123页。

⑦吴震:《王阳明著述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16页。

⑩傅斯年:《历史深处的误会――近代史的大人物小细节》,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