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图:叛教者、暴发户、经济学家

出自《英才》杂志2013年8月刊

1772年4月，大卫·李嘉图出生在伦敦的一个犹太移民家庭。父亲亚伯拉罕一共有17个孩子，大卫排行老三。亚伯拉罕在伊比利亚半岛有强大的姻亲势力，擅长经商的他很快成为巨富。

李嘉图在11岁时独自前往荷兰留学，三年后便由父亲安排进入伦敦证券交易所学习金融操作。14岁的他很快就垂头丧气，心不在焉了。父亲鼓励他调整心态，以游戏者的角色去面对复杂的证券交易。结果，两年后，李嘉图已经是英国金融界的少年明星，成为父亲最得力的助手。

但是李嘉图并不快乐，他经常为父亲的专横保守而苦恼，比如他根本就不信仰犹太教。冲突终于爆发，他与基督徒普瑞拉·安妮·威尔金森相爱了。亚伯拉罕暴怒，这是不可原谅的叛逆，如果儿子与异教徒结婚，按宗教规矩就要将他从家谱除名，并为他背诵追悼死者的祷文。一直以来，亚伯拉罕都用严厉的家规管束众多孩子，但子女们成年后多因婚姻、宗教问题背叛了父亲。1793年，父子俩终于反目，李嘉图脱离犹太教，脱离家庭，断绝了与父亲的一切关系。

这个“富二代”随即陷入了贫困。李嘉图开始作为证券经纪人独立创业。他以800英镑起家，4年后，25岁的李嘉图的个人资产已经达到200万英镑，这可是在1797年。在随后的拿破仑战争中，李嘉图冷静分析对比英法实力，大举抄底英国政府债券，最终获利超过100万英镑。

战争结束后，李嘉图开始广置良田美宅，淡出金融舞台，过起了乡间生活。

1799年，李嘉图陪夫人游玩时，偶然看到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爱不释手的他此后花了许多精力研读此书。

然而，如果没有好友詹姆斯·穆勒，李嘉图的天才将被埋没。生意之外，李嘉图是个腼腆和有些软弱的人，经常对自己信心不足，尤其是写作能力。穆勒给他布置功课，并要他按时汇报。穆勒鼓励他说：“你已经是最优秀的经济学家，我要把你培养成最优秀的作家。”

终于，针对当时信用膨胀与高度投机，李嘉图写出《黄金的价格》，从而名声大噪。1817年，他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诞生，这是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之作。

此后李嘉图又进入政界，他用两万英镑无息贷款成为了一名下议院议员（这在当时司空见惯）。虽然四年间他从没去过所代表的选区，从没见过所代表的选民，但他还是在下议院为宗教自由、废除谷物法、自由贸易等大声疾呼。

1823年9月12日，这位51岁的经济学家，三个儿子、五个女儿的父亲，资助130名孩子上学的慈善家，出人意料地因为耳疾与世长辞。

正确而不显然的经济学原理

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李嘉图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地租理论等诸多学说。南洋理工大学黄有光教授向《英才》记者介绍，“李嘉图最主要的贡献就是比较优势理论。曾经有数学家好友问诺奖得主萨缪尔森，‘你能举出一个正确而又不显然的经济学贡献吗？’萨缪尔森想了几年才举出了比较优势理论。”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世界银行原副行长林毅夫教授对《英才》记者说，“比较优势的确是最深刻的经济思想之一。它始于亚当·斯密的观察，‘如果外国的商品比我们生产的便宜，我们最好是购买这些产品，而在那些我们具有优势的行业生产其他产品与之交换。’但这只是生产中绝对优势的表述。”

现实并没有斯密讲的那样凑巧。比如英国生产工业品和农产品的效率都比法国高，那两国该如何分工？法国岂不要全部进口？斯密对此没有回答。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副部长张永生解释：“如果工业品生产中两国生产效率的差距大于农产品中的差距，则英国可以专业生产工业品，法国专业生产农产品，然后通过贸易互利。这就是所谓比较优势说。”

正如林毅夫所言，这确实是“一个违背直觉的想法”。对此，哈佛大学曼昆教授有一个通俗的比喻：迈克尔·乔丹比隔壁的小姑娘杰尼弗修剪草坪要快得多，但是乔丹不应该修剪草坪，而应去拍广告，让杰尼弗修剪草坪。因为乔丹修剪草坪的机会成本可能是上万美元广告费的损失。

“到20世纪30年代，赫克希尔-俄林指出，李嘉图没有注意到生产者的资源禀赋差异，只讲生产成本。两个国家资源禀赋不同，一个劳动力比较多，一个资本比较多，就会生产和出口不同的产品，导致比较优势的出现。”黄有光介绍，赫克希尔-俄林在比较优势理论内做得更深入一些。

但是更加完善的比较优势理论仍然无法解释一些贸易现象。1977年，迪克特和斯蒂格利茨发现，即使两国的初始条件完全相同，没有外生比较优势，但如果存在规模经济，则两国可以选择不同的专业，从而产生内生的（后天的）绝对优势。“从而，斯密的劳动分工说有可能比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说更具有一般性。”张永生回顾说，之前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绝对优势是比较优势的一个特例。

1990年代，华人经济学者杨小凯在黄有光等的协助下，用比较现代的数理方法重新分析斯密的分工理论，得出分工的水平并不是以往认为的越高越好，因为分工引发贸易，贸易却伴随着交易成本。“这远远超越了亚当·斯密的成果。这个分工理论也可以解释国际贸易，即使没有比较优势，也没有企业的报酬递增或者说规模经济，分工本身也可以与国际贸易相互促进。”黄有光解释说。后来，杨小凯的研究使其两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

清华大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鞠建东教授在接受《英才》记者采访时表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说是国际贸易理论的鼻祖。后续的发展不是质疑，是互相补充，从不同侧面探讨国际贸易，盲人摸象嘛。他没探讨的并不代表他否定。”

为何重工业战略会失败

对于比较优势理论的应用，鞠建东举所谓“美国制造业”回归为例，“不是说把衣服厂搬回去。李嘉图就可以解释，不需要恐慌。即便美国所有产业都比中国生产效率高，中国还是有相对的比较优势的产业。”

鞠建东实际引出了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在西方国家全方位领先的背景下，后发国家有无可能赶上，以及如何赶上？

潜心研究相关问题的林毅夫认为，在时代，中国出于国家现代化的诉求，试图建设先进国家才有的大工业，却不明白资本、技术密集的重工业不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民营企业当然不愿进入，而这又被理解为市场失灵。于是国家经由国有化、压低利率等系统措施，强制推行重工业战略。当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是盛行类似的思潮，即旧结构经济学。

到20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的扭曲已经无法维持。新自由主义主张，在这些国家迅速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即休克疗法。林毅夫认为，这导致了那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企业迅速破产，失业潮恶化社会稳定，转型难以继续；没有政府的帮助，民企在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也难以成功。

“实际上我们双轨制的做法是有道理的，给旧的产业必要的保护、补贴，维持稳定；然后放开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进入，它就有竞争力，能积累资本、产业升级。过程中可以利用后发优势，从而维持稳定与快速的发展。”

2012年，林毅夫系统提出所谓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新结构经济学：“各国经济要以市场为基础，按照当下和即将实现的比较优势发展，才会有竞争力，才会发展得快，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升级也会很快。产业升级会产生外部性问题，必须由政府来补偿外部性，或者协调私企往必要的方向投资，有时政府还必须提供那些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

争议新结构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提出后，引起了持续的讨论。黄有光表示：“林毅夫更多强调比较优势，考虑到中国的情形，我是偏向他的。但是考虑到报酬递增和‘在干中学’等，违背比较优势的一些做法也不是百分百错的。像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对本国汽车有很多保护，后来经济学者就认为，没有这些保护，日本的汽车工业可能发展不起来。我不敢说一定是这样，但日本刚开始生产汽车时，没有比较优势，几十年后，它已经在世界领先。简单的从资源禀赋而来的比较优势理论，已经不能够完全解释这些。”

对于后发国家总是承接先进国家的产业转移，可能永远落后，落入“比较优势陷阱”，林毅夫对《英才》记者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发展都可以创造最大的剩余，这是相同的。但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回报率一定会高于发达国家，因为资本相对短缺，因此积累资本的积极性会高于发达国家，这样人均资本的增加速度会高于发达国家。”

不少学者则质疑政府主导产业发展的可行性。林毅夫特别澄清：“我讲的不是政府的意志，并不是由政府越俎代庖去决定发展什么产业，政府只是因势利导。”

张永生指出，“比较优势通常是事后才能看清的优势，如果据此制定发展战略，可能会犯大错。”黄有光则表示，“从理论上讲这也不是不可能，但你在执行上需要非常小心。我自己属于折中派，林毅夫讲的有道理，但是反对者说的也有道理。执行时可能就会变成拔苗助长的结果，你如果会去鼓励现在没有、将来也没有比较优势的地方，可能会弄巧成拙。”

或许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是不朽的，但是各国发展具体如何利用比较优势，始终见仁见智。新结构经济学等相关学说真正需要的是时间与实践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