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科齐的国内与国际“追求”

近一个时期,声势浩大的法国大罢工引得全球瞩目,其背后是法国的退休制度改革问题。1995年,法国工会连续24天的罢工让时任总统希拉克放弃了推行退休改革的计划;如今,萨科齐总统痛下决心,要对法国社会经济的结构性弊病动手。法国民众之所以有过激的反应,很大程度上是担心退休制度改革将拉开法国大幅削减高福利的序幕。法国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在欧洲具有共性的问题,欧洲的经济模式以至于生活模式都还停留在20世纪。

欧洲模式正面临新自由主义思潮冲击后的“第二次海啸”。欧洲采取“高税收、高福利”为特征的社会市场模式,在于对“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资本主义世界的自我摧毁和工业化时代大规模的剥削和贫困”的“恐惧”和“回忆”。20世纪80年代,随着大西洋两岸“里根主义”与“撒切尔主义”遥相呼应,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实践取得空前成功。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福利不应该被理解为国家的救济,而应当理解为“最大化的经济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总体财富”。欧洲国家经过艰苦努力抵御住了冲击,宁可牺牲经济竞争力和增长,也要维持就业和社会的稳定。次贷危机发生,被欧洲人一贯认为是“堕落的”美国人自食其果,而欧洲模式构建的完备社会保障缓解了经济危机的冲击。去年1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针对美国实行大规模的国家救助举措和医保改革,不无得意地指出,美国正准备“向欧洲模式靠拢”。然而,希腊债务危机让人们看清了欧洲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可持续。欧洲国家所保障的“基本生活需求”,竟然是靠财政赤字保障,愈发超出税收和人口结构的支撑。

世界经济复苏的漫长征程令脆弱的金融市场进一步放大了欧洲国家的社会经济弊病。市场耐心的不断丧失,以及“集体信用”支撑的欧元,都要求欧洲国家在真正的经济复苏来临之前,先解决公共财政问题,而高福利成了首当其冲的削减目标。欧洲的福利政策是在欧元出现之前建立的。当时各国为维持各自的福利,无论是用赤字还是用国债,影响的都是本国的货币和国债信用。而欧元出现后,各国的财政和经济状况就被信用和价值的纽带紧紧联系在一起。但欧盟框架下仍旧是独立的国家,只向本国民众负责的政府,倾向于通过透支甚至不惜损害欧元的价值,以换取本国选民的支持。欧元既然作为欧洲国家共同理想的一次实践,就应该得到真正的捍卫。有评论称,欧元是一种在“好天气”时使用的货币。确实,欧元成立以来没有受到真正危机的考验。现在是有风雨的时候,需要欧洲各国承担必要的调整和代价。法国的退休改革和德国推动修改《里斯本条约》制定更严格的财政惩治机制,就是这种努力的体现。但老迈的欧洲,不仅缺乏亚洲民族的勤劳和高储蓄,而且选民结构的高龄化,导致对社会经济变革的保守和僵化,这些都加大了欧洲模式变革的难度。

美国的自由市场模式失灵后,欧洲模式又露出了破绽,世界经济危机影响还在继续,病症的潜伏期似乎延长了。21世纪的金融危机带动了对20世纪经济大萧条的研究热度。许多研究认为,大萧条是可以避免的。在关键时刻的政府干预可以改变历史进程。当时,如果美国政府迅速降低利率、放开信贷阀门、救助大金融机构,就可以避免大萧条和二战。再往后,如果日本政府能够果断及时地大手笔推出经济刺激计划,就可以避免失去的十年。此轮次贷危机,一定程度上给了美欧一个弥补遗憾的机会。这些早就应该实施的救助举措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且不断加码,然而奇迹却并没有出现。危机没有如期退去,真正的经济复苏仅在政治家一次次的许诺里。金融危机使得美欧政坛上推出了诸多新面孔,但经济复苏难以来临,又给那些下台和在野的政客们带来了翻盘的机会。更大的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拉长,危机的严重性是在降低、还是在积聚更严重的危机?

有分析指出,一战之后,英国还想维持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并坚持金本位制,而相当一部分国家也认为一战前的政治经济秩序维护了繁荣,而难以下定决心推动真正的变革,从而埋下了大萧条的祸根。不应该低估理顺国际经济秩序和货币体制在避免金融危机重演上的作用和意义,尤其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两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都起源于美国。萨科齐在推动国内福利改革的同时,也希望利用法国即将担任20国集团主席国的机会,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对美元本位制提出挑战,这也许是一个有益的尝试。但法国国内的困境和欧洲经济的疲弱明显削弱了萨科齐设定全球议题的能力。

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般说来,社会改革永远也不会以强者的软弱为前提,它们应当是而且也将是弱者的强大引起的。”这也适用于国际经济秩序变革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