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成本,关键是降低制度成本

所有的先发达国家都有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的成本和制度性成本两类成本，生产要素成本上升难以避免的，关键是怎么消化它，出路就是降低制度性成本。

前不久，华为董事长任正非的一番言论又引起了讨论，他说“深圳房地产太多，没有大块的工业用地了，土地越贵，产业成长空间就越小。”这反应了中国制造业的现实窘境，高成本已经成为一个重负。

中国进入了一个“高成本社会”，但对高成本的承担并不是在各个主体之间均衡分布，高成本的产生根源不仅仅是因为生产要素涨价，也与体制有关。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声称“高成本是供给侧最致命的硬伤”，那么改革的方向在哪？就这些问题，本刊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

物价上涨主要是货币原因

《南风窗》：2015年全国工业企业利润出现了近17年来的首次负增长，成本高企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中国制造”的成本已经接近美国。生产要素成本上升除了经济发展的必然，是否也有体制性的原因？

李佐军：既有经济发展阶段方面的原因，也有体制性原因。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劳动力成本自然会出现一个上升的过程，职工工资水平近些年大幅提升，从2001年到2010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提升了3.4倍，年均增长超过10%，高于同期物价增长速度。2005年部分地方开始出现 “用工荒”。2007年颁布的《劳动合同法》和2010年实施的 《社会保险法》进一步提高了劳动力成本。2011年全国共有24个省份调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为22%，这都导致了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另外，工业化、城镇化推进到一定阶段，对能源、土地、原材料等的需求大规模增加，也会增加这些资源的稀缺性，环境保护的成本也会随之上升，这些都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密切相关。

还有一些成本是体制带来的，比如高房价成本、制度易成本、税费成本、电力成本、知识产权保护成本、物流成本等等。由于体制，尤其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造成成本偏高。在税费成本方面，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税收收入每年以两位数的增长率增长。企业涉税种类多，税负重。部分小微企业缴税总额高于净利润。个别税种设置不合理，存在重复征收现象。再比如物流成本，主要体现在运输上，由于中国特殊的交通建设模式，高铁、公路的修建主要是通过贷款方式进行，新建好的路往往都有收费站，所以物流成本大大增加。而大多数国家的交通建设除了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之外，很多都是采用公共财政的支出或者完全市场化的方式。

所以，高成本是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后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和制度性成本共同推动的结果。

《南风窗》：中国经济的高成本因素中有很重要的一块是房地产，“房地产兴，制造业衰”是一个必然的逻辑吗？

李佐军：不能把原因都归到房地产，但房地产价格上涨确实是造成全社会尤其是企业成本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房价升高带来的各种显性的、隐性的成本都大量增加了。所有的企业都要用地或者租房，征地成本是非常高的，房租成本也在上升。此外还有各种隐性成本，房价上升了，工资不增加的话，工人就没法维持基本的生活，房价还会带来上下游相关产业的价格上涨，企业成本增加就会推动整个社会物价水平的上升。今年一季度，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名义增长6.2%，增速比1至2月份提高了3.2个百分点，从短期稳增长来看，房地产复苏是一大利好，可以稳定投资增速，但从深层次和长远来看，它反映出来的更多的是潜在的问题，即到目前为止，我国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还是太大。目前，房地产复苏可以避免我国经济失速或出现系统性风险，但起到这么一个作用就够了，如果过了，就会给经济长期发展留下一些后遗症。

《南风窗》：对于普通人来说，高成本社会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物价。目前，除粮食外，其他资源能源类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降，已经降低了中国企业的生产成本，并传导至消费品领域，为什么居民的物价感受还是很高？

李佐军：大宗商品的价格涉及到国际因素，尤其像油价、铁矿石价格等，是全球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因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一些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放缓，对这些大宗商品的需求下降。还有一个因素是美元，美元升值，大宗商品的价格一般会下跌。国内的物价上涨主要还是货币原因造成的，最近若干年来，我国实施了大规模的需求管理政策，也就是财税、货币政策，主要是释放流动性，因货币超发导致了物价水平的上升，这是从需求角度来说的。物价上涨还有成本推动的因素，比如前面说到的土地、能源、原材料、劳动力成本，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和较宽松货币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就是物价上升。

不同主体的成本承担不均衡

《南风窗》：各个主体对成本的承担是否存在不均衡的问题，如果民营企业和普通居民承担高成本，是不是必然有一些实体的运作成本偏低，并且在差异中受益。

李佐军：这不是不均衡的问题，而是不公平的问题。有些主体承担成本偏高，有些偏低，反映了一种不公平的现象。体制内和体制外，国有和民营，内资和外资，农村和城市的差异，是因为多年来的不公平制度还没有完全消除，不同的主体在承担成本方面表现不一样，有特权的主体比如国有企业更有优势获得资金、土地和一些高素质的人才，资金成本、土地成本都是偏低的，而民营企业要获得同样要素要付出更高的成本。

《南风窗》：今年民间投资增速大幅下滑，1到4月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5.2%，虽然略涨，与去年全年10.1%的增速相比接近“腰斩”。而国资在极短的时间内却呈现出了疯狂扩张的态势，除了在国内进行的资本收购，国资布局海外的势头也很猛。前五个月中资企业海外投资交易规模就达到了1108亿美元，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水平。这个现象应该怎么解释？

李佐军：国企和民企的投资增速现在出现了一个不协调的状况，民企的投资增速下滑得比较多，这反应了民营投资面临两方面的压力：一是投资的机会、可选择的领域偏少，国企原先占据了一些有利的行业、垄断的行业，它们怎么样都能挣钱，民营企业则必须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找饭吃，而真正高端的、高附加值的、知识或技术密集型的领域短期难以上去，原来的中低端领域竞争加剧，市场需求又减少，选择范围变小；二是各方面的成本都在上升，成本上升加上市场需求减少，两头受压，使得民营资本的预期收益率下降，同时还有风险加大的问题，很多民营企业觉得自己的产权不能得到保障，对当前的形势和政策有点看不准，于是选择了观望。

相对来说，国有企业在这几个方面有较大的优势：一是占据了垄断领域，不确定性小，资金成本、土地成本等较低。而且，国有企业在政治上、法律上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与政府的关系密切，国企经营者就不需要考虑那么多，只要把总量做大就可以了。

《南风窗》：民间投资增速下滑是否也与金融市场的缺陷相关，金融市场为实体融资形成的负债融资过多、股权融资太少，资金找不到长期投资的去处，只能短期炒作，间接加大了整个社会的成本负担。

李佐军：这涉及到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或者说投机与长期投资的关系。现在很多人不愿意投实体经济，更愿意投虚拟经济，这是利益使然。实体经济领域挣钱难，风险大，不确定性多。虚拟经济尽管也有很大风险，但回报率还是比较高，而且立竿见影。所以，股价、房价上涨比较快的时候，所有的资金都会涌入，使得很多的钱在金融内部自我循环，杠杆率越来越高，风险不断加大，这显然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也是中国经济多年累积出来的严重病症。正常状况下，不管实体经济、虚拟经济，还是实体经济、虚拟经济里的不同领域，应该大致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率，由于行业竞争或者技术进步，短期内有些行业可以获得较高利润，但长期来说，利润率应该是差不多的。如果某些行业总是获得暴利，这显然是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表现，供给侧改革就是要解决这种结构性矛盾。

降低制度成本难在何处？

《南风窗》：“降成本”是2016年的五大任务之一，目前来看，改革的执行情况和效果如何？“降成本”也面临很多内在矛盾，比如降低融资成本的最快办法是宽松货币政策，但2015年以来的降准降息导致了资产价格泡沫，先后推升了股市、一线楼市泡沫，加大了中国经济风险。营改增实际上让很多行业感觉税负比以前重了，这些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李佐军：现在对改革做评价为时尚早，供给侧改革五大任务提出来也才半年，而且供给侧改革的成效不能用经济增长或者GDP增长来衡量，而是要从经济结构的优化程度、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程度以及新动力培养的角度来衡量。而且，有一些供给侧改革措施短期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比如去产能、去杠杆，淘汰僵尸企业，对短期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都会产生不利影响。但改革的阵痛会换来长期的更好发展，我们不能为了短期的数字好看，做一些对长期不利的事情，比如说去库存，实际上不属于供给侧改革，而是一种需求管理政策，硬把它当成供给侧改革，就会加剧矛盾。

降成本是供给侧改革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但现实中执行到位不那么容易，因为涉及到整个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降成本的过程也是一部分利益集团受损的过程，对企业、创业者来说成本降低了，但是对政府等原先的受益方来说，利益则减少了。在整个经济下行的情况下，每个利益主体都会极力维护自己的利益，以免受到较大的冲击。所以，涉及到利益调整的改革，在现实操作中往往会遇到比较大的阻力。比如说减税，实际上要减少政府的利益，为什么减不动呢？因为政府作为一个利益主体，也面临收支平衡压力加大的挑战，支出是刚性的，目前，很多地方政府的支出压力还在不断加大，行政事业费支出、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保障性住房建设支出、社会福利支出、维稳支出等或是刚性，或要增加。税收减少的话，缺口怎么平衡。所以，政府的征税有时是不断加强的，从今年3、4月的数字来看，税收增长又比较快了，4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1.3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7.5%，大大高于GDP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速。减税的前提是精简政府机构，即减机构、减人员、减支出渠道，如果这些改革推不动，减税当然有难度了。

《南风窗》：世界主要工业国都经历过成本上升的经济转折点，他们是如何应对的，欧美一些国家的人力成本比中国要高很多，但制造业依然具有竞争力，这对中国有哪些启示？

李佐军：所有的先发达国家都有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的成本和制度性成本两类成本，生产要素成本上升难以避免的，关键是怎么消化它，出路就是降低制度性成本，即通过政府改革或者转变政府职能，通过市场的公平竞争，通过技术进步，来抵消要素成本的上升。只要把总成本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经济还是可以承受的，若两类成本都上升的话，一个国家的经济就没有竞争力了。生产要素成本和节能减排成本上升大多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政府在降低这两类成本方面能施展的空间有限，但在降低制度性成本方面则大有可为、潜力较大。降低制度性成本的基本途径就是深化改革，即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商事制度改革、税费制度改革等，减轻企业的负担。另一方面，还要通过创新驱动，鼓励“双创”，以技术进步提高附加值，消化要素成本的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