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北宋王安石变法中“青苗法”的社会政治价值

摘 要：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变法，变法中的“青苗法”是一系列变法中重要的内容。这一内容的实施使得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财政危机，但没能从根本上使政府面临的问题得到解决，变法的措施在实施过程中没能很好地得到地主阶级的支持，遇到的阻碍重重，使得变法最终失败。从北宋政府起用王安石实施变法的相关背景、变法目的、失败原因展开简要分析，虽然变法失败，但变法中的“青苗法”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变法；青苗法；富国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8-0166-02

一、实施背景

北宋熙宁二年，整个社会出现大量矛盾，严重影响到统治阶层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最高统治者起用王安石实施了一系列的变法。北宋政府面临的社会矛盾和危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社会矛盾

1.阶级矛盾。由于政府在治国过程中对地主的土地兼并行为采取无视和纵容的态度，使豪强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自耕农拥有的土地不断减少，大量丧失土地的自耕农沦为佃户。豪强地主在占有大量土地后，肆意隐瞒土地面积，使国家在征收赋税过程中呈现出富者有田无税，贫者无田税重的局面，造成两极分化严重，阶级矛盾尖锐，严重威胁封建政权的稳定。

2.民族矛盾。北宋时期，虽然国家经济状况相对较好，但是由于以党项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西夏政权和以契丹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辽国政权，势力日益强大，对北宋政权构成严重威胁，对北宋政权不断骚扰，进行军事威胁，双方战事不断，民族矛盾严重。

（二）三冗危机

1.冗官。政府为集中皇权，采用分化事权的措施，把宰相职位分多人担任，设枢密使、参知政事、三司使分割宰相的军、政、财权；大兴科举及恩荫制，产生大量官员。宋初内外官员数不过三五千，景德年间猛增到一万多，景德后的三十多年，到宋仁宗皇■年间激增为两万多，官员和官职的增加，导致国家机构臃肿，工作效率严重低下。

2.冗兵。为守护国家安危、稳定社会秩序，政府采取招收流民入军的措施，军队数量和军费支出大大增加。北宋时期国家的禁军数量为历朝之最，宋太祖开宝年间全国在籍士兵人数为三十七万八千，禁军数量为十九万四千，但到宋太宗至道年间在籍士兵数量猛增到六十六万六千，禁军数量为三十五万八千。

3.冗费。由于冗官、冗兵的出现，导致北宋政府的财政支出迅速增加。此外，由于北宋政府为应对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采取和解手段，每年要给西夏和辽国大量“岁币”。同时社会生活中土地兼并严重，富豪隐瞒土地数量以逃避税赋，导致国家财政收入不断锐减，政府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

二、实施目的

（一）富国

由于出现严重三冗问题，给政府带来巨大财政负担。针对这一问题王安石深刻认识到理财的重要性。曾向神宗进言：“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臣以理财为方今急务，未暇理财而先举事，则事难济。”①北宋土地兼并现象频发，大量土地集于豪强地主手中，自耕农的土地减少，生活日益窘迫，阶级矛盾尖锐，社会稳定受到严重挑战；同时豪强地主有意隐瞒土地数量，逃避税收，在国家土地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朝廷可收取的税赋不断减少。

王安石采取新法的目的是要设法去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缓解政府财政上的困难。他上仁宗言事书中提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②的思想，认为“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③都指出财政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青苗法”在实施初期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达到了富国的目的。

（二）缓解社会阶级矛盾

“青苗法”在实施中，政府将青苗钱贷给贫苦的自耕农，解决他们在生活和生产中的问题，使他们避免遭受地主或豪强们高利贷的盘剥。王安石曾说：“昔之贫者举息于豪民，今之贫者举息于官，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①魏泰在提及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时说道：“以谓百姓当五谷青黄未接之时，势多窘迫。贷钱于兼并之家，必有倍蓰之息。官于是结甲请钱，每千有二分之息，是亦济贫民而抑兼并之道。”②

虽然朝廷每年夏、秋两季对贷放的钱谷依然收取二分利息，但相比地主或豪强们的高利贷利息要低一些，这些在发挥抑制兼并的同时，还可减轻自耕农的负担，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封建社会的稳定，维护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巩固了国家政权。但是以“青苗法”来抑制社会生活中地主阶级和豪强们对土地的兼并并不是一种有效措施，政府仅仅通过青苗钱来阻止地主和豪强的高利贷盘剥，实现抑制兼并现象是不可能做到的，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自耕农和地主间的矛盾。

三、失败原因

（一）钱谷利息水平失控

“青苗法”规定每年夏、秋两季芒收前，政府借贷现钱或粮谷给自耕农，以帮助他们顺利耕作，当年的借款在春秋两税中一并归还，每期收取利息两分。司马光曾对政府的这种做法有过评价：“窃惟朝廷从初散青苗钱之意，本以兼并之家放债取利，侵渔细民，故设此法，抑其豪夺，官借贷，薄收其利。今以一斗陈米散与饥民，却令纳小麦一斗八升七合五勺，或纳粟三斗，所取利约近一倍。向去物价转贵，则取利转多，虽兼并之家，乘此饥馑取民利息，亦不至如此之重。”③指出政府本意是以二分的低息放贷，防止地主或豪强放债对自耕农的盘剥，但实际实施过程中，自耕农所贷一斗陈米，归还时却要交小麦一斗八升七合五勺，政府在其中取利将近一倍，对自耕农来说息钱严重成为不争的事实；自耕农从政府借得二分息苗钱，虽能解决急需，但他们的产出是无法偿还政府高额本息的。韩维曾向神宗谏言：“近日畿内诸县近督青苗甚急，往往鞭挞取足，民至伐桑为薪以易钱贷。旱灾之际，重罹此苦。”④由于“青苗法”在实施过程中的高利息，使贫苦自耕农难以承受，导致他们无法按时归还本息，但各个地方官吏催收紧急，常常用鞭挞手段，强行对自耕农收取本息，引发严重的社会矛盾。针对这种现象韩琦曾说：“今放青苗钱，凡春贷十千，半年之内使令纳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年终又令纳利二千，则是贷万钱不问远近之地，岁令出息四千也。臣谓王莽时官贷本万钱，岁终赢得万钱，只令纳一千。若所赢钱更少，则纳息更薄。比今于青苗取利，尤为宽少。而王莽之后，上自两汉，下及有唐，更不闻有贷钱取利之法。”⑤明确指出“青苗法”在实施过程中对自耕农造成的负担，严重影响他们的生产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