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视域下的城市道德困惑及出路

摘 要：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背景下，阐述了现代城市的价值个人主义的生存样式和道德心态，对道德生活领域的道德认识、道德评价以及道德实践等过程进行分析。现代性道德价值的位移，造成了现代城市的道德困惑和危机。这个困惑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传统的道德遭到了批判和否定;二是新的道德标准缺失。道德权威的重塑和道德赏罚的确立为城市转型之际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消解提供了价值资源和现实契机，引导城市超越现实的道德困惑、走向和谐的伦理世界。

关键词：社会转型;道德困惑;道德赏罚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9-0024-03

社会转型时期面临诸多社会问题，复杂矛盾日益突出。社会转型迫使人们对变革着的社会生存状态进行伦理反思。在社会的各种复杂关系中，人们普遍存在着一定的道德困惑。正确认识道德在城市生活中的作用与价值，寻找走出道德困惑之路，逐步优化城市社会风气。当前最重要的伦理任务是，进一步完善人格伦理再造、道德法治化、制度规范化等，重塑道德权威，确立道德赏罚。这对解决我国城市存在的社会问题，推动我国城市文明建设、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现代城市存在的生存样式和道德状态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不断向城市地区集聚，网络信息化建设常态化，人与人之间的传统本位关系和稳定生活秩序逐步被消解。城市道德多元化、复杂化，经济和物质欲望凸显，城市文明正在经历着深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考验。社会转型时期，城市出现“食品安全”“”“上海群体性踩踏”等事件，无不挑动着城市伦理正义的神经，引起社会的深刻伦理反思，积极推进城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迫在眉睫。

（一）传统道德受到质疑和否定：城市个人功利主义凸显

哲学家斯宾诺莎认为，德性的基础即在于努力保持人的自我存在，而一个人的幸福即在于他能保持他自己的存在[1]。当下日益彰显的个人价值主义不断消解和歪曲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导向;功利主义与社会正义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直接面对的矛盾存在。城市经济稳步发展，个人生存质量切实提高，而城市道德水准却未能相应提高，甚至出现逆道德现象。正如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言：“人类道德行为的平均水平，至今仍没有提高。所以，在道德上说文明社会比原始社会高出一头，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我们通常称之为文明的进步，始终不过是技术和科学的提高。这跟道德上的提高，不能相提并论。”[2]随着经济和社会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深入，城市伦理环境发生显著变化，经济利益在实际上成为影响城市文明和个人道德的推动力，传统道德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质疑和否定。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现代城市的生存样式和道德状态对传统道德的质疑和否定几乎涉及传统道德的方方面面。例如，传统美德中的精华“仁”“义”“礼”“智”“信”等也遭到了极大的怀疑和否定。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3]。社会转型时期的城市出现了功利主义道德标准，人人为自己客观存在，将个人利益绝对化，同时致使城市弱势群体产生道德自卑感。城市个人功利主义的存在，导致了弱势群体道德自尊的丧失，这实质上是一种道德危机的滋生和蔓延。笔者认为，城市当前面临的种种道德问题，是社会转型新旧道德冲突的直接反映，我们需要做的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避免个人功利主义在城市中膨胀。

（二）“非道德主义”在城市中抬头：新的道德标准需严格执行

“非道德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个人功利主义[4]，认为只要能够达到个人目的，任何不道德的手段都可以成为个人行为的合法方式。“非道德主义”在城市的一定范围内抬头和泛滥，社会越轨和道德失范行为普遍发生，这就强烈要求在城市中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道德责任来看，城市文明的主体都应该负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责任。从道德认识来看，当前城市中存在着坚持“人性自私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教条的群体，具体表现为、见利忘义、为富不仁、坑蒙拐骗等行为，发人深省的是人们道德责任感的下降，道德情感在变弱。辨识和描述现在的、过去的、已经丧失了的道德，这是我们解决道德困惑、确立道德新标准的道德伦理难题。

在道德多样化和价值多元化的今天，个人不仅面临着行为的选择，也面临着道德的甄别。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我国公民的社会道德信仰面临严重危机，道德争论日益激烈，表现为深刻的道德困惑。诸如“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等等，城市尤为明显。归根结底，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非道德的”。新常态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适应和解决我国城市文明建设和城市发展的新道德标准。

二、城市道德困惑存在的核心问题

在理性主义伦理学家看来，并不存在真正的道德困境，一个人只要信持一种合理的道德理论，有科学推理能力，那么他在困境中能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进而做出合理的道德选择[5]。社会转型时期，城市道德困惑凸显，是城市发展转型中存在的伦理生活特点，是转型过程中人们对道德认识、道德评价和道德实践的不知所措，其根源是人们对同一价值体系中善与善、恶与恶、善与恶的辨识。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剖析。

（一）道德认识上的困惑：道德观念混乱

社会转型时期的城市道德困惑，原因是多元的，但最直接的原因之一是经济发展带来的道德畸形。经济的快速发展，本身就是对经济利益的一种物质追求，就意味着承认个人利益。经济利益本身无所谓好坏，过度追求物质利益，把个人利益建立在别人痛苦或损失的基础上，这显然是一种不道德。《论语・里仁》一文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汉代董仲舒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社会转型时期，传统道德观念的权威性受到挑战、质疑甚至否定，这一阶段城市道德观念状况混乱无序，在所难免。中国优良的传统美德有被抛弃的危险，古希腊传统美德：友谊、勇敢、自制、正义等，我们也没有很好地吸取。反之，“拜金主义”“有德吃亏论”“道德无用论”“论资排辈”“任人唯亲”等现象在城市社会中不断蔓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人的情感变得复杂化，人们道德感的偶发性、不稳定性加剧，甚至变得不可捉摸。出现的道德困惑带给具有道德良知的人们的精神痛苦是不言而喻的，其强烈冲击着社会主导价值体系。

（二）道德评价上的困惑：社会道德建设滞后

当下道德评价的标准必须是确定的，善就是善，恶就是恶，二者不可颠倒。然而，在现实生活中，面对社会转型，城市社会要适度调整人们的行为方式，努力使社会整体道德价值与经济价值相适应。在现实生活中，多种价值取向并存，使人们在行为的选择中缺乏道德依据，最终导致行为道德的缺乏。

评价的问题就是对社会存在的一种客观反应。评价判断，尤其是道德判断，就其特征而言，都无非是偏好的表达、态度或情感的表达[6]。从理论和现实中看，道德评价实质上属于一种善恶的客观辨识。社会转型时期的城市道德建设相对滞后，加上道德评价标准本身具有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矛盾，这就容易使人们在道德评价过程中产生道德困惑。究竟什么样的行为是正义的、合理的，什么样的行为是非正义的、不合理的，一系列道德评价标准的认识和区分上陷入了深层次的思想混乱。

（三）道德实践中的困惑：社会实践行为失约

传统道德目标受到批判、质疑，甚至否定，而适应社会转型期的道德目标尚未明确，致使道德失约，人的行为趋向缺乏正义和规则意识。人们在社会现实中遇到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表现复杂多样，大致可以归为两类，即对待社会和对待他人的态度问题。

1.关注自身利益，缺乏社会公德。社会转型时期，个人功利主义思想客观地存在，并有进一步扩张的趋势。社会公德是社会整体所追求和建构起来的以实现公民合法利益的特定社会秩序关系的间接表现形式。因此肯定和维护社会道德规范，实质上是肯定和推行普遍的社会理想和核心价值观念，是在推行公民合法利益赖以实现的普遍社会秩序。社会道德的转换与社会利益有着密切联系。在社会转型时期，城市多元利益格局已经形成，多重人格形象屡见不鲜，单一的社会理想人格形象的道德塑造与倡导，其示范效应就显得有局限性和单调乏力。现实生活中一些社会成员对社会公益事业漠不关心，见义不作为的事情时有发生，一些人在做出有损公德的行为后若无其事，甚至流露出一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道德缺失心态。

2.道德冷漠日盛，人际缺乏信任。在城市公共生活中对待陌生人的最大道德问题是对陌生人缺乏起码的尊重;对公德规则普遍的不尊重、不遵守源于对公共生活的排除性倾向。城市发展正处于社会转型的浪潮中，从传统的工业化城市向商业化、科技化城市转换。一方面，传统的道德情感社会变为陌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与责任感降低;另一方面，社会转型时期的政策多变和不完善，一些政府职能未能及时得到有效调整，人们心理和现实的安全感缺乏。这种深层次的信任危机与其他因素综合起来，导致当前城市社会缺乏人际信任。缺乏美德意识不仅导致公共生活承诺与契约的态度难以发展，由此产生无规则、无承诺、无契约等等不道德的行为倾向问题。

三、实践道德转型：走出道德困惑的必由之路

道德转型是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特征是两种不同的价值倾向、道德体系，共栖于城市社会，对人们起着制约作用。本文将从重塑道德权威、确立道德赏罚机制、创新社会利益机制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试图为实践道德转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期早日走出道德困惑的怪圈。

（一）重塑道德权威：实践传统美德向城市回归

道德历史是现实道德重建和创新的基础，面对社会转型期道德混乱的状况，回归传统美德，重塑道德权威显得尤为必要。伦理学家麦金太尔认为，美德是一种获得性的人类品质，对他的拥有与践行使我们能够获得内在于实践的利益，而缺乏这种品质就会严重地妨碍我们获得诸如此类的利益[7]。社会转型时期要真正实现道德的权威性，法制化和制度化是最理想而有效的选择。

1.道德法治化。长期以来，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是我国的治国方略，二者是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的。社会规范的整体是有机的，各部分在因果关系上是相互依赖的。建立有效的法治化道德规范，使其具有可操作性和监督作用，划清行为中当与不当的界限，强化惩治性力量，增强它在人们中的威慑力，不断提高人们道德自律的能力，实践法治精神。

2.道德制度化。我们应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重新认识传统道德，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统美德虽然是历史上形成的，但却是经过千百年社会实践考验的文化内核，对于今天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城市道德建设不能割断历史，相反应该重归历史的传统美德，将美德制度规范化，有利于美德的推广，使其更具有道德约束力，这对城市文明建设是大有裨益的。

（二）确立道德赏罚机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标准

道德赏罚历史悠久，原始社会就有初始萌芽，当时单纯表现形式为风俗、习惯等，调节着简单的劳动协作关系，但是具有很强的约束性和权威性[8]。社会转型时期存在的城市道德危机迫切要求我们建立一套完善的奖惩机制，为道德正义构建提供直接的动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指导人们有效辨别是非的利器，直接起到教育、导向、评价的作用，为人们提供道德衡量标准，使其在行为上有章可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常态下的一种特殊道德评价和调控方式，是提高城市道德水准的一个重要契机。

实践道德赏罚为完善社会转型期城市道德建设的一种客观需要，也是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城市文明建设的一种现实选择。违反道德行为理应受到惩处，使其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一定精神与物质代价。如果执行社会美德行为，付出了一定社会利益代价，有必要对其进行精神的或物质的利益补偿。道德赏罚作为一种普遍规则，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应该以有效的法治化或制度化的形式明确，使之成为实现城市道德优化的重要手段之一。

（三）创新社会利益机制：实现城市道德人格再造

社会利益机制的实质是社会公众的权、责、利的划分及其相互制约的问题。社会道德正义要求以利益作为基本手段，进行道德合法导向。由于人们的社会道德观念是在一定利益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各种利益得失、利益改变，都会引起一定的道德观念变化。在社会转型的今天，如果要让符合正义原则的社会利益有所扩展、提升，既要提倡奉献，但也不能让奉献者的利益受到损失。

社会转型时期的城市确实存在见利忘义、、损害他人利益的失德行为，这些严重影响社会道德风尚。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个人之所以成为个人，以及他的生存之所以有意义，与其说是靠着他个人的力量，不如说是由于他是伟大人类社会的一个成员。从生到死，社会都支配着他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9]利益分配机制的缺陷是导致社会道德问题存在的根源之一，解决问题的当务之急是创新社会利益机制，实现城市道德的人格再造。新常态下的城市道德建设，不仅要健全道德他律机制，也要加强道德制度规范建设，践行依法治国，实现法治精神。这些都有利于规约社会成员道德发展的趋势、理想和价值目标，引导社会成员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提倡的方向提升自己的道德人格。

参考文献：

[1]Spinoza.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Understanding the Ethics Correspondence[M].NewYork：Dover Publications Inc，1995：201.

[2][英]A.J.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M].苟春生，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388.

[3]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65.

[4]杜培.当代中国道德失范及道德嬗变探源[J].甘肃理论学刊，1998（4）.

[5]卢风.道德选择、道德困境与道德悖论[J].哲学动态，2009（9）.

[6]A.麦金太尔.追寻美德―道德伦理研究[M].宋继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7]温日锦.我国道德建设的困惑与对策探究[J].学术论坛，2008（9）.

[8]宋振美.道德赏罚：当前道德建设的理性选择[J].现代哲学，2001（4）.

[9]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M].许良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