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模式述评

在评价刑事程序运作问题上，以模式作为价值选择标准具有极强的解释力并颇符合实际。刑事程序模式产生于与刑事诉讼有关的宪法和制订法的规定，并由这些规定所决定。每个模式都有其基础意识形态，代表某项价值选择，并有其主要目标和判断标准。由此产生了不同诉讼模式的政治哲学基础或者说国家意识形态、诉讼价值以及诉讼目的、诉讼构造等结构性要素的差异。

权力集中型诉讼模式是以保护社会福利、大众安宁为主的团体主义的思想模式，其建立在将社会视为一个与组成分子个人意志有别并超越个人意志的独立实体的基础之上，在追求犯罪控制的同时坚信社会福利的价值；为达到这种目的，国家便应对刑事程序的运作有所干预。① 在论及所谓当事人对立与非当事人对立模式时，国外有学者指出，非当事人对立模式是以集体主义的理念或者家长式统治作为前提的。② 由此可见，权力集中型刑事诉讼模式的政治哲学基础是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其诉讼目的更重实体正义，本文将通过对权力集中型诉讼模式中各结构要素的勾勒对其进行简要的评析。

一、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

（一）国家主义的渊源之一———国家至上的理念

国家至上理念是国家主义的核心理念。这一思想将国家作为独立政治权力存在，一个绝对的权威，高于处在分崩离析状态的个体。有关国家至上理念经历了从绝对到人民乃至黑格尔视君主为绝对理念与上帝的一个过程。治国者从不同角度理解和运用这些思想，使它们不同程度地成为绝对主义国家、民主国家甚至极权主义国家的理论支柱。

最为推崇国家的至高无上地位的是黑格尔，他提出了国家应当高于市民社会的主张，他将国家视为民族精神和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③ 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介于家庭和国家之间，它以国家的存在为前提，但是，从总体上来讲，市民社会是一个受盲目意向与非道德的因果规律支配的王国，一个仅仅关注个体利益且充满无休止的冲突的场所。只有国家才依照自觉的目标、已知的原则和规律行事，能够引导市民社会的道义上的旨趣。因此，黑格尔认为国家应当绝对统领市民社会。通过国家高于社会，通过的绝对理念，黑格尔将国家主义发展到了极至。于是，国家逐渐被赋予了一种独特的存在意义，超越于个体的人而存在，并被逐渐物化为一个独立的实体。① 于是，与一般的个体公民相比，国家不受限制。黑格尔的国家学说成为整个19世纪德国政治哲学和理论的中心原则，并且从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政府统治的一种现实类型，在此类型之下，政府关心公共福利，保障个体的私有财产，不过，政府得以达此目的的途径并非通过对民众舆论的政治责任，而是依仗官吏阶级的为公精神。② 国家是一种具有着正当性权威的至上性制度结构。③（二）国家主义的渊源之二———“法治国”理念要了解国家主义的内涵，还应当追溯其本原，而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还渊源于“法治国”的理念。法治国的理念据认为起源于康德的一句名言：“国家是许多人以法律为根据的联合。”④但这里的法律不是来自“法治”中的自然法，而是来自人民的联合意志（或者说公意）。法律是作为者的立法者的产物，而不是自然正义的产物。推言之，法律服从于立法者的权力意志，而非自然正义。康德的自然法与卢梭的自然法一样都搀和进“公意”和“人民”这类极易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东西。⑤ 与自然法理论相对立，实证主义法学把法律看成是国家的命令或者者的意志表现的概念。卢梭就认为，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是出自作为者的人民的命令。⑥法治国概念的理论化是由实证主义法学，尤其是由纯粹法学来完成的。这一法学流派认为，法律的最高渊源不是来自自然法的普世法则，而是来自立法者的意志，在国家的立法之外不存在任何其他的法律渊源。直到二战结束之前，法治国的概念已成为权力集中型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证主义法学相信法律必须由国家制订，相信法律的效力来自国家惩罚违法行为的权力。这种法学理论强调，法律是人订的，不存在正义和权利这样的绝对价值，立法者（人民或暴君）可以扮演上帝的角色，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自行决定什么是道德和正义。

正是由于法治国将法律视为政治，视为强者的意志，反映纳粹意志的法律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无视自由、尊严与价值，乃至为种族大屠杀铺平了道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有法律规定：“根据健全的大众感情认为应予惩罚的”任何行为都可作为犯罪予以惩罚。⑦

二、国家主义视角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应是什么样的，国家与公民关系应当怎样，国家主义通过颂扬一种集体的统一性来增加抗拒传统与习俗的力量，国家主义所持的国家高于社会的倾向，此类理论力图将国家和政府视为整个社会的道德中心，重新建立社会共识的基础———后者由于现代社会的分化正逐渐丧失殆尽。⑧ 国家主义将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国家与公共意志相等同，任何个人，即使其曾经拥有自然权利，在国家（即）或与国家相等同的东西比如君主或全体人民面前，几乎丧失了所有的自由与权利。是惟一的，既不可分，亦不可转让，更不受时效约束，对的任何限制都是不可容忍的。国家以及与国家相联的共同意志在经历一个逐渐绝对化的过程之后，到黑格尔那里，不仅至高无上，甚至具有了神性，以至于“国家已经成为自身的目的，并被物化成一个独立的实体”。⑨ 所以，国家权力具有整合社会伦理和追求公共福利的义务，而不仅仅是消极地维持一个安全的社会秩序。在此，有限政府的思想不受欢迎，或者，这两者之间根本就是相互矛盾。①“法治国”的自由观是从属于“统一大业”的，一个立府所要达到的最大目的不是个人自由与自决，而是排斥无法的专制状态以寻求一个能够稳定发展的政治———社会秩序，基于此，与尊崇个人自由的理论相比，鼓吹至上（君权至上）的理论更容易得到认同。在面临君主与民主之间的选择时，无论是思想家，还是正处于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都更倾向于代表民族统一的君主。② 个体的自由与平等是一个从属性问题。实际上，就德国而言，公民的基本权利不是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如法国）取得的，而是通过君主自上而下的改革以及政府的立法取得的。但是，标志着社会成员身份解放的市民社会一旦建立，就会凭借着其自身的动力向前发展，它促使个体从所有的、即便是保护性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自由地选择职业与获取财产。③

三、国家优位的价值理念

权力集中型刑事诉讼模式的价值理念是基于国家优位的，即它是以保护社会福利，大众安宁为主的团体主义的思想模式。权力集中型刑事诉讼模式主张刑事诉讼程序最重要的机能就是抑制犯罪，即为了维护公共秩序，犯罪行为必须被置于严格的统治之下。因而这一模式最关心的就是程序的效率，认为在惩罚犯罪上不具有高效率的刑事诉讼，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个人的自由，都是有害无益的。因此，为了保证程序的管理、运用的效率性和决定的确实性，必须扩大侦查机关的权力和信赖警察的能力。诉讼程序必须保证高效率的检举和有罪判决，必须是迅速和终局性的。在被检举的人不是犯罪人的场合，应尽快在早期的程序阶段将其排除，从而确保尽可能迅速地对真正的犯罪人进行有罪判决。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从侦查、逮捕、直至审判，应当成为快速的流水作业程序。

国家优位价值理念是由警察国家转变成法冶国家的法治理念。其认为法律制定之主要目的，旨在规范国家统治者之统治权力，使之不致任意侵害民权，依法统治在于直接限制统治者统治行为并间接达到保护民权之目的。宪法及法律无不例外是统治者统治人民之依据（或工具），其认为只要统治者之统治行为系“依法统治”，人民即应接受其统治及支配。所以不但行政机关是治民的统治机关，法院也是治民之统治机关，只不过前者为主动的统治机关，后者为被动的统治机关，因而形成“国家优位”的国家权力型。国家优位的刑事诉讼的价值观是：“犯罪控制”乃国家刑事程序最主要的机能。一国刑事程序如无法有效控制犯罪，犯罪的泛滥将使社会体制及公共秩序崩溃。除非“有罪必罚”，否则将使人民轻视刑事规范，导致社会解体，因此“有罪必罚”即其刑事诉讼价值观。凡能以有限人力迅速处理庞大案件，并能有效制造出有罪判决以控制犯罪之刑事程序，即符合此处犯罪控制模式的最佳刑事程序。为达到此目的，乃充分依赖司法机关的公正客观性。认为凡参与刑事程序之司法机关，包括检察官、法官，皆同时身兼“事实发现者”及“民权保护者”双重职务。有学者把国家优位价值理念支配下的诉讼模式的缺陷归结为：（1）侦查不彻底。为迅速有效追诉有罪被告之罪行，达到侦查犯罪之成效，通常侦查活动之重点，必在收集被告犯罪证据，至于对被告有利之证据收集，大抵只是一种钓鱼式的收集。其结果，很难期望检察官会彻底侦查对被告有利证据，故单凭检察官之客观义务，来收集对被告有利之证据，其实效价值值得怀疑。（2）审判不超然。公判程序成为法院与被告之对审程序，非检察官与被告之对审程序，球员兼裁判，法院审判自然难期超然；（3）辩护无功效；（4）被告在侦查中无地位；（5）被告须自证无罪。④

四、追求实体真实的诉讼目的

通常将刑事诉讼直接目的归结为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而分别代表不同的价值选择。⑤ 日本学者铃木茂嗣认为：“通常使用实体真实型与正当程序型两种诉讼典型来论述诉讼结构，这与帕卡的两种典型是大体对应的。”①实体真实型是以实体真实主义作为最高原理的刑事程序，正当程序型是以正当程序作为最高原理的刑事程序。据此也可以说，实体真实主义与正当程序主义同帕卡模式中的控制犯罪与正当程序的目的观大体对应，即都是对价值目标作了不同选择的目的观。但不能因此认为，实体真实等于犯罪控制，正当程序就是美国的正当程序。权力集中型刑事诉讼模式的诉讼目的为实体真实，它所依据的基本观念是实体真实主义（Prinzipder　Meteriellenwahrheit），即刑事诉讼旨在追求案件的实体真实（又称实质真实）的诉讼目的观。关于刑事诉讼以实体真实为目的，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的著作中均有论述。如享克尔教授认为：“刑事程序是为寻找实体真实服务的。”②日本法学家小野清一郎也说：“所谓实体真实主义，是历来刑事诉讼法所强调的原则。在新刑事诉讼法中，尽管加强了辩论主义，但这个原则本身也必须予以维持。”③我国台湾学者陈朴生写道：“刑事诉讼法，系以适用刑法．确定国家具体的刑罚权为其任务。故刑事诉讼之目的，在发现实体的真实，使刑法得以正确适用。”④关于实体真实主义的内涵，首先，在实体与程序的关系上，它意味着实体对程序的优越地位，而将刑事诉讼法视为发现实体真实服务的实体刑法的手段。正如我国台湾学者陈朴生所说：“刑法即为实体法、目的法，刑事诉讼法，则为程序法、手段法。”⑤据此，自由心证的形成以查明真实为目的，为形成此种心证，检察官、法官可依职权采取一切必要调查证据的手段，程序法上妨碍其形成的因素，则尽可能予以排除。所以，原则上讲，程序违法只要不影响判决的正确性就应维持原判，认定案件真实性的后果，则不受程序违法的影响而被肯定下来；其次，在人权保障与实体的关系上，实体的真实也处于优势。对违反程序法造成侵犯公民权利行为的效果，是由有关部门给予个别处理，而不影响其后的诉讼行为。

实体真实主义可分为积极实体真实主义和消极实体真实主义。传统的实体真实主义仅指前者，认为凡是出现了犯罪，就应当毫无遗漏地加以发现、认定并予以处罚；为不使一个犯罪人逃脱，刑事程序以发现真相为要。消极实体真实主义是将发现真实与保障无辜相联系的目的观，认为刑事诉讼目的在于发现实体真实，本身应包含力求避免处罚无罪者的意思，而不单纯是无遗漏地处罚任何一个犯罪者。⑥ 日本法学家土本武司博士在解释实体真实主义时说道：“实体真实主义有两面性：其一方面，是通过查明犯罪事实而不使有罪的人逃脱这一积极作用（积极的实体真实主义）表现出来的。这是因为，刑罚的效果，与其在实体法上实行重刑，倒不如在刑事程序上无遗漏地处罚更为有益。但是，也不得因此而处罚无实者。因此，在另一方面，实体真实主义通过追求不得错误认定犯罪事实而将无实者认定有罪这一消极作用（消极的实体真实主义）表现出来。‘宁可让十个有罪的人逃脱，也不错杀一个无辜’的格言，就是消极实体真实主义理念的体现；‘有疑时为被告人的利益’这一法的至理名言，也是以不得处罚无实者这种理念为根据的。”⑦当今实体真实论者所主张，一般指消极实体真实主义。如岸盛一指出，“处罚无辜者，而真正的有罪者又无理由地放掉，不仅是该被告人的利害问题，也是国家、社会极为关心的问题。因此，在刑事诉讼法上，必须经常地发现实体真实。”⑧实体真实主义将案件实体真实作为刑事诉讼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反映了刑事诉讼作为国家活动和认识活动的特点。国家设立专门机关通过刑事诉讼实现刑罚权以控制犯罪，为此就要认识案件事实，在发现事实真相的基础上适用刑法。在此意义上，无视真实的发现，刑事诉讼活动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故此可以说，真实本身就充满着价值。正因为这样，实体真实作为刑事诉讼目的之一，在许多国家立法上也得到了体现。但是，实体真实主义的目的观有其本身不可克服的缺陷。首先，实体真实主义目的与其自身的理论体系存在着矛盾。虽然实体真实主义承认刑事诉讼具有查明案件真实的能力，但其所谓真实不是人的认识符合客观实际，而是诉讼上的真实，即所谓“属于作为认识的真实而非作为存在的真实”。① 正如团藤重光所说：“真正绝对的真实，只有在神的世界才可能存在，在人的世界中，真实毕竟不过是相对的。诉讼领域中的真实当然也不是其例外。”“审判中的事实认定，要求尽可能接近于神所看到的真实（实体真实）”，“设想了只有神才知道的真的‘事实’，在诉讼上尽可能接近它，这是实体的真实主义，而这可以说只不过是观念性的设想而已。”②可见，实体真实只不过是刑事程序运作的结果。然而，当实体与程序发生冲突时，实体真实主义则主张抛弃程序，既然如此，实体真实的基础就不复存在，这种情况下维护所谓的“实体真实”，显然于逻辑不符。其次，实体真实主义目的观意味着重查明实体这种实体优越乃至实体至上的思考方法（即便是消极实体真实主义也是如此），表现出其价值取向的单一性和片面性。当然，实体真实主义并非不尊重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或排斥合法程序，特别是消极实体真实的观念中，还是较为强调被告人人权保障和司法正义的。

因为既然提倡实体真实，就不能违反事实来处罚被告人。但由于实体的优越地位，保障被告人权利多在发现实体真实许可的范围内得以体现，法律程序的独立价值就易被忽视。因为刑事司法所关心的只是查明案件事实和对犯罪的处罚，对此有妨碍的一切利益均不予顾及，在这个意义上，实体真实主义就成了有罪必罚主义。正因为如此，实体真实主义目的理论受到多方批评。人类诉讼史表明，单纯追求有罪必罚而对有碍其实现的其他一切利益均不予顾及，往往导致或助长刑事司法权的专断和滥用，不利于统治秩序的长久稳定。

五、权力集中型诉讼模式的诉讼构造

在该模式下的刑事诉讼构造具有权力集中型的显著特征，下文将从刑事程序纵向构造及刑事程序横向构造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纵向构造

1．权力集中的侦控构造

该模式下的刑事诉讼侦控构造为侦控结合模式，所谓侦控结合模式是指为了有利于检察机关行使诉讼职能，检察机关与警察机关紧密结合，检察官有权指挥警察机关侦查工作的模式。这种模式被称为警检一体模式，为权力集中型国家所采用。在这种模式下，由检察官主导侦查、公诉程序，检察机关与警察机关之间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指挥与被指挥、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在德国，检察官在侦查程序中，处于主导地位。检察官可以领导侦查，指挥警察进行侦查；同时检察官拥有广泛的侦查权力，也可以自行侦查。现行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警察机关及其官员应当对犯罪进行侦查，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查明案情产生困难。警官的侦查被限制在初步的调查和保全证据上。③ 如在犯罪现场询问证人，逮捕犯罪嫌疑人，扣押犯罪现场的证据等，警察对于在侦查中所形成的案卷材料移交给检察官办公室。检察官在自行侦查中，可以传唤及讯问犯罪嫌疑人、证人及鉴定人，在紧急情况下，可以进行搜查、扣押，对犯罪嫌疑人或证人进行人身检查。当然，由于侦查程序自身的特点，加之检察官对于具体侦查工作缺少专门经验，这造成检察官在侦查程序中很难真正具体地指导警察的侦查工作。在实际侦查中，除了经济犯罪、谋杀这些案件以外，警察往往独立进行侦查。检察官一般对警察的侦查工作进行法律监督。

在法国，检察官在侦查程序中相当于司法警察官的上级长官，他享有司法警察官的一切权力，可以指挥辖区内的司法警察侦查工作，对强制措施进行监督。法国侦查程序中的初步侦查以及对现行犯罪的侦查由司法警察进行。司法警察的职责是对犯罪行为进行登记，收集犯罪证据以及在正式侦查开始之前查明犯罪嫌疑人。司法警察官在知悉现行犯罪时，须立即通知检察官。若检察官到达现场，由检察官接管司法警察官的侦查工作。检察官接管侦查工作之后即可以自行进行侦查，也可以指令司法警察官继续进行侦查。检察官通过对司法警察的监督权以确保对司法警察侦查活动的指挥权。

在侦控结合模式国家的刑事追诉程序中，由于检察机关及警察机关均有侦查权，这有利于发挥国家行使追诉权的积极性、主动性。警察机关专业化程度较高，有专门的侦查技术手段及拥有丰富侦查经验的侦查人员，因此警察机关承担主要侦查任务是适当的；而检察机关具有较高法律水平，从公诉角度对侦查进行领导，以客观、公正地追诉犯罪。总之，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共同职责主要是围绕为提起公诉，维持公诉而查获犯罪人及搜集、保全证据而统一行使其国家追诉权，双方目标一致，并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相互协作，进而合为一体，共同追求调查取证、公诉的高效率。侦控结合模式以下列观念为前提：首先是基于国家主义传统认为检察机关与警察机关都是国家或政府的代表，两者具有同质性和同构性，存在着统一的基础；其次是认为侦查权与控诉权在本质上具有同质性，侦查权是基于更好地行使控诉权的需要而产生的，是为控诉权服务的，侦查不过是控诉的维备阶段。因此，侦查权、控诉权应当合一。既然检察机关承担着控诉职能，当然也就应当行使侦查权，警察机关仅仅是一个辅助检察院行使侦查权而设的二线机关，由此形成了侦控结合的诉讼结构。① 就警检结合模式来说，警察和检察官统一于相同的诉追任务中，可以实现诉讼主体的优秀侦查能力与良好法律素质的结合，不仅可以保证国家追诉权的正确行使，而且可以使诉讼进程更加快速、高效。② 应当看到，实行警检结合模式的国家在其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检察官往往不亲自参与或指挥侦查，因而做出的处分可能与案件的实际情况不符，从而招致警察机关的不满和抱怨，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警察工作的积极性。

2．权力集中的控审构造

在德国，由检察官行使审查权。德国的审查活动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诉讼阶段，没有被规定为独立的诉讼程序，而是作为侦查终结的一种结果，与侦查一起共同组成刑事案件的审前程序，在刑事诉讼法上被统称为“公诉之准备”。刑事案件侦查的过程，同时也是检察机关审查的过程，它们都是为检察机关的公诉活动做准备的。当案件侦查终结时，就由检察官决定提起公诉或者终止诉讼。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提起公诉权，专属检察院行使。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在有足够的事实和根据时，检察院负有对所有的可予追究的犯罪行为做出行动的义务。当侦查结果提供了足够的提起公诉理由时，检察院应当向对案件有管辖权的法院递交书提起公诉。否则，检察院应当终止程序。③日本是实行垄断主义的国家，公诉由检察官提起。④ 同时日本也实行便宜主义，检察官可以根据被告人的性格、年龄及境遇、犯罪的轻重及情节和犯罪后的情况，没有必要追诉时，可以不。同德国一样，日本对于检察官的不权也规定了明确的制约机制。一是规定准制度。二是建立检察审查制度。

每个地方法院管辖区内至少设立一个检察审查委员会，审查委员会根据申诉人的申请或者委员会的决定，复查检察官不的处分是否正确，并作出决议。当审查委员会决议认为不处分不适当应当时，该决议对检察官没有强制约束力，但如果地方检察厅的检察长认为决议有足够的根据，则检察官必须提起公诉。⑤在法国，检察机关和法官都享有决定的权力。法国的公诉制度从产生到现在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由检察机关和预审法官共同行使国家公诉权的模式是其公诉制度的主要特征之一。法国刑事诉讼的审前活动包括初步侦查、预审和。虽然法国刑事诉讼法第31条规定检察官负责提起公诉，要求适用法律，但是决定是否，即是否将案件移交法院审判的权力却并非由检察官独立行使。检察机关可以运用的发动公诉的方式包括：检察院签发的通知书、直接传讯、提起公诉意见书以及在现行犯罪情况下的特别方式。对于检察机关以提起公诉意见书方式发动的公诉，还必须经过预审法官或者上诉法院审查庭审查以决定是否移送审判法庭审判。⑥ 法国的法院有违警罪法庭、轻罪法院和重罪法院，分别管辖不同种类犯罪案件的审判，预审法官和检察机关根据不同类型的案件行使决定权。①根据与审判之间的关系，刑事程序构造可以分为非案卷移送式构造与案卷移送式构造。所谓非案卷移送式，是指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只向法院移送书，有关案件的其它证据材料留待法庭审判时由控辩双方向法官出示证据，法官专门负责审判，控审职能完全分离的一种程序结构，日本称为“状一本主义”，案卷移送式主要适用于权力集中型国家。

两种控审构造各自具有上述优点，但它们各自也存在弊端。而案卷移送式构造容易使法官由于庭前接触案卷材料而形成预断，最终造成控审不分，控辩失衡及庭审形式化。为了克服上述弊端，实行两种不同控审构造的国家在刑事程序中拥有不同的配套制度，以克服自身控审构造所存在的缺陷。采用案卷移送式构造的国家不断完善其卷宗移送制度，具体的保障措施有：首先，从卷宗的形成开始，通过严格的侦查司法监督、侦查构造诉讼化及司法救济等方式，确保侦查取证的真实、合法和卷宗材料的有效性。其次，案卷和证据由检察长移送到法院书记官室若是轻罪案则审案法官不得接触；重罪案中审判法官可以在审前接触，但陪审团对此事先不能接触。同时，法律允许律师在案卷保管处查阅案卷中任何文件。补充侦查按侦查有关规定执行，所获得的证据和材料也放入书记官室，书记官要通知检察院和其他当事人查阅。第三，审判采用直接、言词、公开原则，卷宗材料的证明力受到一定限制。

（二）横向构造

1．权力集中的侦查程序构造

侦查程序构造是控辩裁三方在刑事程序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国外刑事诉讼理论界关于侦查程序构造的主流学说有三种，即弹劾式侦查观、纠问式侦查观及诉讼式侦查观。

权力集中型国家的侦查构造基本属于纠问式。因为权力集中型侦查程序构造具有以下特点：首先，权力集中型侦查程序强调发现实体真实，认为法庭审判并非是发现真实的最佳场所，刑事案件要得到公正、及时审理必须要求在审判前进行有效的侦查。为此，基于程序公正的要求，应当由独立于控辩双方的专门机关事先就对案件的证据和犯罪嫌疑人进行固定和保全。权力集中型国家的预审制度即为代表，它的职能有二：一是收集可以在审判中使用的证据，并保全犯罪嫌疑人；二是决定是否应当将案件交付审判。由于需要采取强制措施的案件都得经过预审，预审程序本身又采取秘密、书面等方式，预审期间形成的案卷可以直接在审判程序中使用，经过预审程序审查后交付审判的案件，因案卷移送等配套设置导致的预断，审判事实上只是对预审结果的确认。因此，预审形式上是一种司法职能，实质上由法官执行侦查职能，并且对于审判具有直接的决定作用。② 其次，权力集中型的侦查体制属于单轨制。在刑事程序中，根据侦查权在刑事程序中控辩双方之间分配格局的不同，侦查体制可以分为单轨式侦查体制和双轨式侦查体制。所谓单轨式侦查体制，是指侦查活动由代表国家的侦查机关单独进行，公民个人无权进行侦查活动的一种侦查体制。所谓双轨式侦查体制，是指侦查活动由代表国家的侦查机关和代表公民个人的辩护方同时进行的一种侦查体制。③依此标准，权力集中型国家的侦查体制属单轨制，权力分散型国家的侦查体制属双轨制。根据权力集中型国家的法律规定，只有国家侦查机关才有侦查权，公民个人无权进行侦查活动。侦查被认为是国家侦控机关的单方行为，犯罪嫌疑人负有忍受国家执法机关侦讯的义务，辩方即使认为有证明自己无罪或罪轻的证据，也只能请求国家侦控或审判机关收集。单轨式侦查体制强调对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的信任，并赋予其较大的侦控权力，因而有利于侦查讯速而富有成效地进行，但其缺点是对犯罪嫌疑人权利限制太大，有违现代程序正当原则，不利于在侦查过程中调动辩方的参与积极性来对侦讯机关的行为进行监督并收集有利于辩方而不利于控方的无罪、罪轻的证据。

2．权力集中的审判程序构造

以刑事诉讼中法官权力行使的不同方式为基本标准，现代各国刑事审判程序构造可以区分为以权力分散型国家为代表的当事人主义以及以权力集中型为代表的职权主义。① 具体而言，两种审判程序构造在以下两个方面存在差别：首先，就审判的形式来看，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的区别，在于维持审判的合法性的责任与进行审判的主动权属谁。在职权主义之下，不仅审判期日的指定，而且调查证据的顺序、范围与方法均由法院决定。同时，关于如何进行审判（如审判员的资格、应否公开审判、法院有无管辖权、应否有辩护人在庭、应予审判的事项、应否停止审判等等）的决定权也属法院。由于审判由法官负责指挥调查证据，检察官和辩护人在审判中起着相对消极的作用。审判开始时，检察官根据书宣读罪状。

六、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的关系呈一体化模式

在权力集中型诉讼模式中，定罪与量刑在程序上是不可分离的，刑事法庭通过一个连续的审理程序，既解决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又解决有罪被告人的量刑问题。与英美法不同的是，大陆法国家不存在陪审团与法官在司法裁判上的分权机制，刑事法庭无论是由职业法官组成还是由法官与陪审员混合组成，都对事实问题和法律适用问题拥有完全相同的裁判权，这就使得定罪问题与量刑问题成为不可分离的裁判对象。

当然，这种一体化模式主要存在于典型的大陆刑事审判程序之中。在诸如刑事处罚令等简易程序中，有关定罪问题的裁判过程也就不存在了，法官可以集中考虑对认罪被告人的量刑问题。而在一些重大刑事案件中，检察官与辩护律师通过协商和交易的方式促使法庭快速处理案件的做法，在德国司法实践中越来越盛行。当然，与美国辩诉交易不同的是，德国的协商程序通常不涉及定罪和指控问题，而只针对量刑问题。对于检察官指控的罪行，被告人必须供认，法官通过查阅案卷也必须确认其成立性，否则，答辩协商是不可能举行的。不仅如此，德国法官作为依据职权从事司法调查的司法官员，可以积极地参与协商过程，可以提出量刑交易的方案，也可以促成控辩双方协议的达成。在这种答辩协商过程中，那种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模式也就不存在了。

权力集中型的诉讼构造的优点集中体现在国家专门机关充分行使职权，以提高查明犯罪、惩罚犯罪的效率上。在权力集中型国家，因为法院要指挥审判、亲自调查证据，所以需要在审判前完全了解案件事实及其细节。这样，对法院来说，比一本书更为重要的是全部案件笔录和所有证据。同时，审判与侦查连续进行，也就是机关在时，将侦查卷宗及所有证据移送法院。因此，法院是以侦查机关的侦查成果为基础进行审判的，这实际上不过是职权主义主体的更换而已。侦查与审判，在本质上完全属于连续性的一贯作业。因此，必须由检察官向法院移送这些材料。在此情况下，法官要保持其不偏不倚、公平地对待控辩双方的争辩，就几乎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辩护方在庭审中的意见往往得不到重视，这样既可能使法官偏听偏信，而对事实的认定发生错误，又使被告人的权利得不到充分的保证。在审判程序中，由于法官以侦查、材料为审判的基础，很有可能庭审前接受公诉主张，先入为主。再加上法官指挥审判，限制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调查证据的范围和辩护的范围，没有严格的交叉询问，所以被告及其辩护人难以自主地调查证据，进而难以充分、有效地进行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