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产业转移形成区域接力,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

长江经济带位于国家弓箭型发展战略的“箭型位置”，这张弓已经发展起来了，但长江经济带这支“利箭”却远远落后于“弓”的发展。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其发展应有效利用区域之间的发展阶段差异，发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辐射引领作用，促进经济增长空间从沿海向沿江内陆拓展，激发内生发展活力，形成区域接力发展、梯度推进态势。

长江经济带区域接力发展的空间巨大，梯度明显。从人口和劳动力来看，长江经济带占全国总人口的43%，其中中西部人口占长江经济带的73%，中西部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东部地区劳动力需求大于劳动力供给，并且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远低于东部地区，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也远低于东部地区。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GDP的差距是很大的，东部地区高，中西部地区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差别也很大，最低的贵州与最高的上海相比差了4倍多；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也很大，有两倍多，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差距更大，相差三倍左右。从工业布局和产业结构来看，长江经济带是我国最重要的工业走廊之一，汇集了钢铁、汽车、电子、石化等现代工业，东中西部都有重要的工业生产基地；除了上海和贵州第三产业超过第二产业，其他省份都以第二产业为主。从技术水平来看，东部地区的技术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高技术企业江苏有4 000多家、营业收入达2万多亿，云南只有100多家、营业收入只有2百多亿；R&D人员和投资以及国内外专利申请数量也呈现非常明显的梯度和差距。从外商投资情况来看，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也很明显。但从城市土地利用来看，中西部地区则具有优势，上海的可供开发的土地非常少，已接近极限，而中西部地区还有较大发展空间。

目前，长江经济带区域接力发展趋势良好。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长江经济带西部地区增速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2013年，东、中、西部GDP增速分别为8.77%、10.17%、11.23%；2007―2013年，东部地区GDP增速下降6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下降4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下降3个百分点）。从居民收入和消费来看，2013年，东、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分别为9.4%、9.95%、10.16%，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分别为10.64%、12.67%、13.23%，中西部增长率要高于东部增长率；2013年，东、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现金消费支出增长率分别为7.74%、8.58%、8.48%，中西部增速快于东部，农村家庭平均每人消费支出也呈现中西部增长率高于东部增长率的态势。从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来看，2013年，东、中、西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分别为17%、22%、22%，出口增长率分别为2.9%、12.2%、21.3%，也是中西部快于东部。

区域接力要充分利用产业转移。产业转移是区域发展接力的重要途径，有利于缓解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给传统产业带来的压力；有利于东部沿海腾笼换鸟，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有利于中西部地区发挥劳动力、土地、资源等综合比较优势；有利于中西部地区提升价值链，推动产业技术水平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优化整体产业布局，实现东中西协调发展、联动发展。

产业转移要注意防止产业的空间错配。目前，产业转移空间错配的现象非常突出，沿海地区失去比较优势的部分产业未能适时转出，中西部地区承接的部分产业缺乏比较优势，而已承接的符合比较优势的部分产业却向沿海地区回迁。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转出地政府的阻碍行为弱化了已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自发向外转移的动力；另一方面，承接地政府之间的过度竞争助长了转移企业区位选择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因此，中央政府要完善产业转移的相关制度安排，加强跨区域的政策协调；东部沿海地区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有序转移；中西部地区要着力培育比较优势，增强区际产业转移承接能力。

产业转移要注意防止区域接力变成污染接力。目前，存在污染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甚至生态脆弱地区加速转移、分散转移、分离转移的现象，污染产业转移禁而不止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产业禁入管理制度缺位，地方政府“无底线招商”使污染产业转移有可乘之机；二是对企业污染处罚力度不够，地方政府“无底线服务”使环保失信企业有转移生存空间。因此，应变“指导目录”为“禁止目录”，引入“负面清单”管控污染产业转移；制订《产业转移项目负面清单》和《环保失信企业负面清单》，对污染产业转移实施双重管控；并强化“项目符合性认定”和社会监督，确保负面清单管理有效实施。

产业转移还要注意防止梯度承接变成低端承接 参见刘友金和吕政发表在《经济学动态》（2012年11期）的《梯度陷阱、升级阻滞与承接产业转移模式创新》一文。。中西部地区要通过产业承接模式创新，突破“点式承接”“低端承接”和“被动承接”，实现“集群式承接”“主动承接”和“本土化整合”，形成梯度转移和反梯度转移的融合，实现跨越式发展，进而推进长江经济带整体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