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合作社的资本主义模式与社会主义模式

合作社的实践最早缘起于罗虚代尔在1844年12月21日成立的公平先锋社，之后世界各地开始逐渐产生各种合作组织的萌芽。在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危机之后，农业合作社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发展起来。这时期的农业合作社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农业发展基本一致走向了集体化公有制的道路。二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不改变私有制的情况下，把个体的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前一类是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随之瓦解，恢复了私有制，开始重新寻求农业发展道路和农村社会的发展之路。后一类的各个国家由于自然条件和社会发展条件的差异，合作社呈现多种形式，但本质上遵循资本主义的市场理念和经济价值。

一、资本主义制度下以市场为核心的合作组织

（一）欧美合作组织的产生

工业革命导致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劳资矛盾异常尖锐，这种矛盾迫使经济上弱小的手工业者、小生产者、消费者等社会劳动阶层联合起来寻求政治解放和经济权利的救济，合作社运动成为劳动者反抗资本剥削，谋求政治、经济权利的两架“马车”。合作社运动不排斥资本，劳动者独立自主解决自身利益诉求，通过经济上的合作互助对抗雄厚的大资本，以和平的方式寻求经济权利的自救和理想的实现。这种以对抗资本剥削争取自己生存权利为目的的结社因其温和、妥协、非暴力的特点，尤其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充分就业、增加社员收入等方面的独特经济功能，得到资产阶级政府的认同和推广，随后许多欧美政府是根据立法确定建立合作组织的方法。在私有制的前提下，其基本原则是自愿参加，随时可以退出，并且实行市场条件下的有偿制，不允许一平二调。所以资本主义之下的合作组织长期存在，至今充满活力。

（二）民国时期的中国合作组织萌芽

中国的合作社理论和实践早在民国时期渐渐引起关注，成为一种改造中因社会的重要思潮。此时的中国社会，从整体上来看，处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的工业社会转变时期。在西方资本主义浪潮的冲击下，原本的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和生活，随着工业产品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打破了原来的封闭性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况，农业生产逐步向着商品经济方向缓慢转变，由此引起了中国农村社会的组织和关系变革。特别是自1929年以后，由于受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冲击，农村经济衰落与农村社会崩溃迅速加剧，到30年代初形成中国近代史上农村危机的高潮。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受西方合作思想的影响，中国政府试图建立某种行政制度来整合社会关系，以达到整体治理。

（三）市场的活力

从欧美式的合作组织到民国时期的乡村合作组织来看，其参与的主体和所有的合作化制度相同，都是合作群体自发组成辅助于政府的推广，并且，这种参与主体呈现出了多元性，例如社会团体和经济组织的介入。另外，合作组织都是在私有制的前提下，以合作的需求者自然联合为基础，再加上政府的推动，以保障成员政治权利和经济自由为目标自愿参与。合作组织之所以不同于之后的社会主义农业合作社，是由于它是以自愿原则作为精神，将市场导向的经济利益作为合作社发展的动力，使得合作组织的成员在经济理性的驱使下获得了实在的利益，满足了参与合作组织的预期。在经济成效获得的同时，政府达到了社会的治理。但需要注意的是，之后的乡村建设理论是一种农村社会改良思潮和实践，虽然对经济效力的关注并不突出，但是其目的是改善农村的经济状况，并且采取以现代科技和教育作为乡村社会变革的手段，必然会引起乡村农民经济理性的觉醒，诱发传统中国乡村社会被抑制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的出现和发展。现代社会的基础就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代名词，如此一来，乡村社会必然是向着现代社会的方向发展。而且在乡村建设派的构想中，不乏对农民群体的政治权利的强调，希冀以唤醒乡村社区内的群体权利意识而来改造乡村政治局面向着现代政治方向发展。很显然，这明显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乡村集体化治理有着巨大区别。但是民国时期以市场和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合作组织经历了短暂的萌芽和生长后，由于战争和政权更迭，加上社会主义思潮下的集体合作组织的侵入与替代，逐渐销声匿迹。

二、社会主义制度下以行政治理为核心的农业合作社

（一）思想基础

在工业社会时期，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工业社会的弊病，众多的思想家开始寻求社会变革的美好理想。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傅立叶、欧文以及受他们影响的马克思、恩格斯等。这些早期“乌托邦”思想和空想社会主义早期的合作社思潮最终成为影响后来兴起的众多社会主义国家（包括社会主义的中国）合作社最重要的思想源泉。

首先，傅立叶提出的“法郎吉”，实际上就是一种兼营生产和消费的农业合作社，即以农业为基本产业，从事合作生产及合作消费的自给自足的团体。其次，在1825年，欧文在北美印地安州购买了一个叫“和谐”的村落，率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仁建设“和谐新村”。虽然他们二人提出了最早的合作组织的构想，并且付诸了合作社的实践，但是这两位空想社会主义者并不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鉴于此，马克思、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及其改良思想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在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后，合作社是实现资本主义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过渡的有效组织形式。恩格斯在其《法德农民问题》中系统论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采取自愿、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思路。

（二）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农业合作社历程

中国农业合作社发展的高潮A段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来的。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实行全国范围内的运动，将土地平均分配给全国的农民。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在生产和生活中，由于天然的协作本能和合作需要，农民之间开始部分合作、互帮互助，这样的做法使生产效率和生活质量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中国农村合作组织在这一阶段经历了从合作组到初级社、从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层层推进。表面上这样一个推进过程中，实际上是政府行政强力的不断扩展，由此为中国政府直接将农业生产合作的互助组织转变为集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为一身的奠定了基础。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农村社会，乃至在城市里，实行全国范围内的计划经济，完全取消商品经济的因素，这对社会发展的动力是最大的影响。最终，中国的合作社转变为政府直接管理之下的以农村政治为中心的集体组织。

改革开放的变革首先是思想上的转变，引起政治上的变革，引起制度上的变革。在中国农村集体组织里，在经历了十年“”的重大挫伤，早已经产生了变革的思想，变革的思潮自然来源于农民对最简单的生存需要的渴求。从江浙沿海农村里私自分产包干，到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分产包干小组等农民自发的合作组织，从某种意义上说，直接导致了政府被动变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这是一个短暂的没有官方介入的时期。已经转变为基层的政府，而且国家力量也在相对减弱、回收，政府不再集体组织生产生活。农村社会的生产生活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之下生存有了保障，天然的人际间的协作又占了主流。从1982年到今天，30多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村社会发展的动力作用已经枯竭。于是，中国政府在农村社会发展新的挑战下，重新打破农民个体之间或部分农户之间有限的自然协作局面，采用集体组织，规模合作，通过垂直性的行政命令和辅助以政策优惠方式，将原有的村落社区内的农户彼此连接起来以应对以上问题。这样，在中国农村又一次就出现了合作化的组织，也就是我们今天在农村常见的各种农业合作社。

（三）行政治理的力量

从“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合作社思潮，到马克思的集体主义“过渡性”的合作社思想，都无疑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和思想下的经济与政治合作组织的一种批判。用一种新的思维来考量合作社的发展，那就是他们的追随者，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们采取何种治理方式，来建构国家政府和农村社会的关系，并且通过这种治理达到对农村社会的生产生活，以及政治文化进行全方位的改善。无论这种治理如何进行，在这一过程中都需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合作社的本质是一种经济合作的组织，通过联合以改善个体的生活状况。核心的前提在于农民群体的需求，以及农民群体的意愿。第二，国家力量对合作社的推动。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关键是以改造农业社会作为标志最终进入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所以对农村社会、农业的发展，国家的重心和注意力会持续。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社，都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社会自然孕育的合作组织，无论是乡村社会的农业合作，还是城市社会的商业合作、金融合作，最终都要经过国家允许或者是国家选择。虽然在合作组织的发展历史上无论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从发挥作用的结果看，都推动了合作化的发展深度和广度，国家都显现出了一定的向现代化职能转变的迹象，但资本主义国家更注重合作组织的经济效力和政治权利的维护，而社会主义国家则在大同思想的理念下把r业合作组织变为国家力量控制和治理的关键。由此带来的问题显而易见：一是违背农民群体的自愿原则，损害农民合作积极性，合作社失去经济活力，从而导致其消退瓦解。二是不顾合作社的经济效益和农村发展的现实，把政治职能作为合作组织的最主要职能，反而剥夺了合作社的自主性。

（作者单位：中共平顶山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