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废物管理立法的制度特色与启示

摘要 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和废物排放引起环境退化与污染。资源节约利用和有效的废物管理是循环经济的应有之意。德国建立了以绿点计划为代表的较为完善的废物回收、循环利用系统，废物再生利用率居世界首位，积累了发展循环经济的有益经验。德国废物管理立法主要有以下制度特色和环境政策蕴涵：“与环境相协调”的环境政策导向，延伸生产者责任，政府与民间社会分工合作的废物管理体制，生产者责任组织的成功运作，立法设定包装物回收、循环利用的目标和时间表，一次性饮料包装的强制性押金制度。

关键词 循环经济；废物管理；社会自我管制；延伸生产者责任 ；优先事项

中图分类号 F037；DF46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5-0143-05

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开始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化解环境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循环经济是一种按自然生态物质循环方式运行的经济发展模式，倡导人类经济系统与环境和谐发展，目标是最佳生产、最适消费、最少废弃。区别于传统经济活动的资源―产品―废物的单向线性流程，循环经济模式下的经济活动是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型流程，以资源闭路循环和能量多级利用为特征，以减量化、再利用和再生利用为原则。资源节约和废物循环利用构成循环经济的核心内容［1］。目前德国的废物再生利用率居世界首位,城市生活垃圾和工业废物再生利用率达50%以上，其中某些废物种类的再生利用率更高，如包装物（77%）、电池（72%）、书写纸（87%）。德国绿点组织DSD创建的绿点标志已经在22个欧洲国家使用，以DSD为核心组建的“欧洲包装物再生利用组织”（PRO EUROPE），在实施欧盟包装物指令、消除成员国贸易障碍方面日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令人瞩目的成就与德国先进的废物管理立法和公共政策密不可分。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当局积极探索废物管理的新途径，完成了从末端治理向循环经济的范式转换。笔者试图从德国的废物管理法律框架的建立为切入点，分析其制度特色和环境政策内涵，以期有益于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建设。

1 德国废物管理法律框架的建立

1.1 1972年《废物处理法》

20世纪70年代早期，约5万个垃圾场遍布德国，多数都是位于城郊的未经管理和控制的生活垃圾和商业垃圾的倾倒地点。由于垃圾渗漏对作为饮用水源的地下水的严重污染，政府不得不考虑政策调整，1972年制定了《废物处理法》，主要目的是关闭无人管理的垃圾场，代之以集中的地方政府严密监管的垃圾场，此举成功地把垃圾填埋场压缩到300个。

1.2 1986年《废物防止与管理法》

大型废物处理厂的运行产生废气废水，废物的长途运输也会引起不利的环境损害。随着公众环境意识的不断增长，焚烧、填埋方式和新建处理厂受到民意强有力的抵制。德国政府环境政策的指导思想不得不从扩大末端治理能力转向注重源头削减和循环利用。相应的在立法中确立了废物预防和再生利用优先于废物处理的原则；规定了石油企业向消费者回收废油，以环境友好的方式处理的义务――这是著名的“延伸生产者责任”的雏形。

1.3 1991年《防止和再生利用包装废物条例》及其修正案

1990年，德国政府制定了一个针对一次性聚乙烯饮料瓶的押金法。因为多数的德国饮料包装都是可重复充填的，所以该法主要影响的是进口产品制造商的利益，因此欧洲国家的几个产品制造商联合向欧盟委员会投诉押金法构成隐蔽的贸易壁垒。欧盟委员会支持了外国制造商，裁定德国针对单一产品、材料适用押金制违法。陷于被动的德国决策者迫切感到制定综合性包装物管理法的必要性。

1991年6月12日生效的《防止和再生利用包装废物条例》，设定了雄心勃勃的包装物强制性循环利用的系列目标，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计划到1994年1月回收全部包装废料的50%，第二阶段是计划到1995年6月，回收80%的包装废料，收集设施必须对被收集回的大部分材料进行循环利用。

该条例的最显著的特征，是要求把包装投入市场流通的制造者、包装者、经销者承担回收和循环利用责任，从而大大减轻了地方政府处理废物的负担，还规定制造商和经销商有权委托第三方替代履行回收利用义务。该条例1998年修正案，为处理包装废物设定了严格的先后顺序，首要的是预防、减少包装废物产生；其次是旧包装应当重复使用或再生利用；只有不能预防、重复利用和再生利用的包装废物才可以填埋和焚烧处理。

1.4 1994年《资源闭合循环和废物管理法》

经济手段的失败是德国走向循环经济之路的一个诱因。20世纪90年代早期，德国政府也曾尝试通过向生产者收费的经济手段来解决废物处理问题，目的是增加末端治理的成本，抑制废物产生量和鼓励循环利用。但是该法案遭到产业界特别是可能需要支付巨额费用的利益集团的强烈抵制，因而最终被迫放弃了这一做法。

1992年在里约举行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加快了德国转向循环经济的步伐。德国环境部长Klaus Tpfer选择资源节约作为废物管理的新突破点，提出了资源闭合循环的概念，意即资源历经生产、销售、消费环节后作为二次原料继续利用，始终处于闭合的经济循环中，以替代主要的原生资源。

1994年德国颁布了废物管理的综合性立法《资源闭合循环和废物管理法》，该法经过两年的过渡期后于1996年生效。主要内容有：

（1）采用了与欧盟废物指令相一致的广义的废物定义。废物指该法附件一所列的所有类型的持有者放弃、打算放弃或被要求报废的动产。一般而言，非经生产过程有目的制造出来的，或者产品生命周期终结时未能及时确定下一步具体用途的物质都视为废物。

（2）申明立法目的是提升资源闭合循环的废物管理、节约自然资源、确保废物处理与环境协调。

（3）规定废物的生产者、持有者和废物管理各方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应履行的基本义务。

1991年《防止和再生利用包装废物条例》和1994年《资源闭合循环和废物管理法》开风气之先，是循环经济立法的基石。德国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废物管理法律制度。其他相关立法还有：《商业废物条例》、《报废汽车条例》、《污水污泥条例》、《废木材条例》、《电池条例》、《废电子、电器设备法》、《居住区废物存储和生物废物处理设施条例》、《垃圾填埋条例》等。

2 德国废物管理立法的制度特色

2.1 “与环境相协调”的环境政策导向

建设资源闭合型循环经济社会，首先必须彻底改变“用过就丢弃”的毫无节制的消费至上理念。在德国废物管理的立法和实践中，处处体现崇尚环境友好、生态有益、可持续消费的制度定位。

《资源闭合循环和废物管理法》第一条就开宗明义指出，立法目的是追求循环经济、资源保护和与环境协调的废物处理。并设定废物管理的严格的先后顺序：防止产生―再利用―处置（Avoid-recover-disposal）。废物管理的原则、要求及其变通都是以最小化对环境和生态的不利影响为依归。另外，在循环利用时，物质循环和能量回收两种方式何者优先，也取决于何者更与环境协调。《包装废物条例》第一条也宣称以避免、减少包装废物对环境的影响为立法目的。

2.2 “延伸生产者责任”――废物管理政策的关键机制

“延伸生产者责任”（EPR）是瑞典教授Thomas Lindhqvist在1990年给瑞典环境部的一个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来的，是通过使产品生产者对产品整个生命周期――尤其是回收、循环利用、最终处置负责，达到减少产品的总体环境影响的环境目标的一种策略。

“延伸生产者责任”使得传统的生产者责任向前、向后延伸。除了损害赔偿外，还包括承担产品回收、循环利用、最终处置的成本以及直接参与产品或产品环境影响的管理、提供所制造产品的环境特性信息等义务。

德国最早在废物管理立法上实践了延伸生产者责任，卓有成效地将全新的生产者责任概念融入它的《包装废物条例》、《资源闭合循环和废物管理法》等立法中，并以“产品责任”概括之，使生产者责任内容得以进一步具体化：

（1）设计、制造、销售的产品必须满足可重复使用、经久耐用、使用后能够安全地再生利用或以环境安全的方式处理的要求。

（2）在产品制造过程优先使用再生废料或二级原材料。

（3）标明产品包含的污染物。

（4）通过产品标签告知重复使用、再生利用的接收、押金支付安排等信息。

（5）接受回收的物品和使用后的残余废物，并进行再生利用或处理。

传统的产品责任是指缺陷产品致人损害时生产者、销售者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是一种侵权的民事责任。解决的是“在消费者、零售商和生产者之间有效分摊产品故障及伤害的风险。” 德国废物管理法上的产品责任［2］，不同于传统的产品责任，不是违反民事义务的法律后果。主要关注产品环境风险的负担，是解决废物危机、实现环境外部性内部化的手段。具有法定性和行政强制性，相关规定的违反构成行政违法。EPR的落实是资源闭合循环废物管理的关键。

2.3 政府与民间社会分工合作的废物管理体制

德国的废物管理体制实现了生产者、经营者、生产者责任组织、废物再生利用和处理产业、消费者、地方政府回收利用机构、主管当局之间的分工合作和互动。

（1）政府主管当局被授权制订有关条例规章，制定回收和循环利用的标准并强制执行；要对废物循环的全过程实施监管，确保消费者便利地送回废物；政府有责任提供信息咨询服务、通过政府采购引领符合循环经济要求的产品和再生材料消费行为；鼓励企业开发创新性的替代包装材料以及分类、循环利用废料的先进技术，推进循环经济发展。

（2）生产者和经营者对自己投入流通的产品承担EPR。

（3）消费者的责任是协助义务人收集和循环利用废物，不能随意丢弃废物。此外还包括承担包含在价格中的回收利用成本。德国立法鼓励消费者通过选择环境友好产品为资源闭合循环创造需求，从而影响生产者行为。

（4）生产者责任组织是由生产者建立和治理的、处理与EPR有关的执行目标的个别责任的共同体，是基于自愿或基于立法组建的、非营利的第三方组织。当生产者个别履行回收利用和押金-返还义务不经济、不可行时，生产者责任组织可以提供替代履行的协助。

德国当局通过给予事实上的经济利益、法律程序上的便利、免除不利益，积极诱导社会自我管制。既节约了管制成本，又提高了管制效率。

2.4 生产者责任组织的成功运作

德国的《资源闭合循环和废物管理法》和《包装废物条例》等都规定允许委托第三方代为履行产品责任。企业通过加入生产者责任组织得以免除产品责任。1990年9月28日，来自包装材料和消费者产品产业的95个公司组成了德国的生产者责任组织――Dual System Deutschland AG，简称DSD。DSD是一个提供包装废物回收利用服务的公司，基本定位是代为履行EPR，与项目中的所有参与者――生产者、销售者、废物管理产业、地方政府公平合作。

DSD拥有绿点（green dot）标志。希望加入DSD项目的生产者、经销商通过付费取得在其包装材料上使用绿点标志的许可。由绿点系统回收和再生利用包装废物，免除个别企业的履行义务。DSD并不自行建立分类和再生利用企业，而是与专业的废物收集、循环利用、处理企业订立合同，委托代为履行义务。目前DSD的合作伙伴已达到700多家。伴随欧盟一体化的努力，绿点标志目前已经被22个欧洲国家接受和使用。

德国政府对DSD的运营实施监管，从维护公共利益出发设定了某些限制，并对其与原有收集系统的衔接做了必要的协调安排。包括：

（1）设立全国性的赔偿基金。

（2）设定常规的收集明细表，收集箱的设置要便于消费者利用。

（3）整合DSD与州和地方的公共废物收集体系，使之一体化。

（4）强制达到法定的包装物收集和循环利用目标等。

DSD的实践表明，生产者责任组织以其组织能力和规模经济优势可以显著降低成本、筹集资金、采用先进技术、与政府和公众沟通，是生产者个别履行EPR的高效替代方式。

2.5 立法设定包装物回收、循环利用的目标和时间表

在包装废物管理方面，德国法并不直接禁止某些包装物如一次性饮料包装的使用，仅规定生产者、销售者负有回收利用责任，迫使企业考虑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环境风险，给企业、消费者以充分的自我选择自由。同时，德国立法为各类包装废物的回收利用规定了法定的达标率和时间表，以增强强制性。

在《包装废物条例》中，每年各类包装废物的循环利用率，按重量计都要达到以下标准（1999年1月1日以后）：玻璃75%，马口铁70%，铝60%，纸（纸板）70%，复合材料60%，塑料60%。

2.6 一次性饮料包装的强制性押金制度

德国的环境政策素以严格、强硬闻名，面对欧盟其他成员国不断的“贸易保护”指控，它依然坚定不移地实施一次性饮料包装押金制度。2005年德国《包装废物条例》第三修正案颁行，宣布自2005年5月28日起，对非生态有益的矿泉水、啤酒和充碳酸汽软饮料的一次性饮料包装征收押金；自2006年5月1日起，押金制扩展适用到一切对生态不友好的一次性饮料包装，而生态友好的一次性饮料包装，如纸盒和聚乙烯包装等则免于适用。

押金-返还制度本身糅合了政府管制和市场机制双重因素。旨在以价格机制鼓励使用可重复填充的饮料包装，减少一次性包装的使用和随意丢弃一次性饮料包装物的行为。据统计，在实施强制性押金的第一年，可重复填充使用的饮料包装的市场份额上升了10%。

3 德国经验的启示

3.1 循环经济立法应以“与环境协调”为政策定位

发展循环经济就要更新观念，倡导绿色设计、绿色消费、资源节约和清洁生产，摒弃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在废物管理中，需要强化减量化和资源化相对于无害化处理的优先地位，“减量”不仅意味着最小化废物产生量，还意味着经由安全有效的废物管理，最小化不利的环境影响。废物管理的政策选择不以生产、消费、处理过程废物产生量的多寡为唯一标准，同时应考虑废物的环境影响。宏观和微观的环境决策都要追求对环境和生态的影响最小化，把“与环境协调的”作为循环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

3.2 建立政府与民间社会分工合作的合作管制体制

企业的经营产生大气污染、水污染和有害废物，个体消费决策也是外部性的根源。环境管制是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的主要对策，但管制的成本是庞大的，也并非总能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是同等重要的。”［3］

台湾学者詹镇荣指出，为克服管制失灵，现代国家尝试以“合作管制”代替公权力直接命令与禁止的单方高权手段成为一种潮流。即将部分国家责任分配于私人和社会，令其自我管制。这种社会自我管制具有自愿性和公益取向性，国家只提供正面或负面的诱因，私人保留是否为自我管制的选择自由，目的在于透过私人实现公益。但是，社会自我管制有其局限，必须为私人经济主体的自由决定设定最低限的法律规范框架约束，国家保留在自我管制失灵、公益目标无法达成时，采取积极矫正措施和直接介入的权力。

德国建立合作管制的实践给我们的启示是：一方面，实行社会自我管制，鼓励自愿履行和生产者责任组织代为履行EPR，可以减少单纯的命令强制手段，节约管制成本，避免政府过度干预。

另一方面，要通过适当的强制为社会自我管制设限。如果纯粹依靠自我管制，就难以杜绝搭便车现象和无效率的结果，此乃环境问题的外部性使然。

以德国的生产者责任组织DSD为例，过去它一直受到搭便车的困扰――参与绿点计划是自愿的，一些公司冒用绿点标志而不付费，甚至一度导致DSD发生财务危机。所以，1997年《包装废物条例》修正时加强了管制，要求不参与绿点项目的企业报告产生的废包装数量，并且其废物处理须经独立的第三方审计证明；授权DSD将未经许可使用绿点标志的企业诉上法庭。此举使得DSD系统得以维持良性运转。

此外，在法律中规定附期限的明确目标，才能为生产者履行EPR提供一种清晰的界定和有效的约束。只有立法才能保证任何收集、分类、循环利用的目标和时限的约束力。在废物管理方面，依靠企业自愿履行只有在符合成本收益或至少是有竞争利益才是可行的，没有适度强制，私人和企业一般不会情愿承担循环利用的成本。有些国家对废旧电池、废旧汽车实行自愿回收利用后，回收率逐年下降，最后不得不重新实行强制回收就是一个教训。

3.3 推进科技进步、发展环保产业是循环经济的支撑点

发展循环经济，需要雄厚的财力和先进科学技术支持，要考虑现有经济技术的承载力。有美国学者指出，德国政府在某些时期不切实际的强制性回收利用目标制造了巨大的供需脱节，而供应并不能自动产生需求。就铝、铁而言，因为原材料价值高和相对低的处理成本，回收利用较可行，然而，像塑料废物，回收利用面临高的经济技术障碍，不考虑处理能力的决策，容易造成产供销的断裂。［4］

德国非常注重经济成长和环境管理中的技术贡献因素，鼓励新材料以及废物再生利用的新工艺、新技术的研发。不是简单否定塑料包装的使用，而是通过科技创新突破瓶颈因素，不断提高资源化比例，降低再生利用成本，使废物处理能力的短缺得以缓解，废物产业得以可持续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提高回收利用目标要求，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废物产生量不断降低，环境质量不断改善，环保产业蓬勃发展的良性循环。

3.4 循环经济的优先事项仍需深入研究

强制性押金制合法性之争的关键，在于是否认同reuse相对于recycling的优先位阶。

德国法上肯定了reuse对recycling的价值优位。《包装废物条例》规定，如果全国可重复使用的饮料包装的份额连续两年低于72%，对一次性饮料包装实施的强制押金就会生效。由于临界点被突破，2003年1月1日，德国宣布强制性押金制开始实施，德国环境部长宣称，不如此则可重复充填使用的饮料包装市场就会崩溃。

欧盟委员会则指控这一制度构成对进口饮料的歧视。此前德国已经遭遇两起类似的诉讼。22个欧洲国家组成的欧洲包装物回收利用组织PRO EUROPE在一份声明中也表明了对德国押金制的反对立场。他们认为，现行一体化包装废物的收集、循环利用的体系，已经实现了包括饮料包装在内的包装废物的高效收集、循环利用。在此背景下德国强制押金制的采用，缺乏环境和经济的正当性，会造成三个方面的不利影响。

（1）负面的环境影响。实施押金返还，势必需要另外建立独立于现行体系的收集制度，增加运输燃料消耗、交通拥堵和CO2排放。而从保护环境的视角，可重复使用的包装是否优越于可再生利用的一次性包装也是值得怀疑的。

（2）负面的经济影响。独立运转于其它包装废物回收利用体系之外的押金-返还系统，必然增加生产者的开支，最终导致产品涨价，还会对现有的回收利用系统构成威胁。

（3）阻碍了欧盟内部货物自由流动。对使用一次性包装的国外饮料产品构成歧视。

PRO EUROPE的声明揭示了环境政策的两难选择：一次性使用的饮料包装虽节约运输成本但增加了资源消耗和废物总量，可反复充填的饮料包装虽可节约资源、反复使用，但是清洗和运输也需要消耗资源，两种选择都有其价值合理性和弊端，谁更“与环境协调”？

笔者以为，作为发展循环经济的基本原则，reuse 是否绝对优先于recycling还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无论如何，环境政策保持谨慎是必要的，对个案的成本-收益分析在此应当存有一席之地。

4 结 语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2000年全球环境展望概览》中预言，“下个世纪对决策者的挑战是制定适当政策鼓励经济生产部门以更有效、更合理、更负责任的方式使用自然资源，鼓励消费者支持和要求这种改革，这样全世界人民就能更公平地使用资源。” 21世纪的环境政策和立法应当体现生态价值的回归，以“与环境协调”为出发点，在政府和民间社会之间建立一种互动的新型合作关系，提升环境管理的效能，公平分担环境费用及分享其惠益，促进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冯之浚.论循环经济[J].中国软科学, 2004, (10) : 2～4. [Feng Zhijun. On Circular Economy[J]. China Soft Science,2004, (10) : 2～4]

[2][美]罗伯特・考特, 托马斯・尤伦. 法和经济学[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580. [Robert Cooter, Thomas Ulen. Law and Economics [M]. Shanghai：Shanghai People's Press, 1994. 580. ]

[3][美]W・吉帕・维斯库斯等著，陈甬军等译.反垄断与管制经济学[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9.[W. kip Viscusi, John M.Vernon, Joseph.Harrington, Jr. Economics of Regulation and Antitrust [M]. Beijing:Mechanical Industry Press, 2003：9.]

[4]詹镇荣. 德国法中的社会自我管制初探 [J]. 政大法学评论, (78) : 81～82，109～111. [Chenjung Chan. A Study of SelfRegulation in German Law [J]. Zheng Da Law Review, (78): 81～82，109～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