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崛起战略选择的启示

历史上，德国安全战略选择的经验丰富，但教训也非常深刻。德国处于欧洲中部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天生的被包围国家”。作为是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在17世纪18世纪的200多年时间里，曾处于分裂破碎的状态，最多的时候德意志领土上曾有1789个独立的政权。恩格斯在《德国状况》一文中，描述了这种可悲的情况：“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体的讨厌的东西。不满情绪笼罩全国。没有教育，没有影响群众意识的工具，没有出版自由，没有社会舆论，甚至连比较大宗的对外贸易也没有，除了卑鄙和自私就什么也没有；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倒塌了，简直没有好转的希望，因为这个民族连清除已经死亡了的制度的腐败尸骸的力量都没有。”

1862年俾斯麦开始担任普鲁士首相，德国命运出现了转机。在他主导下，德国赢得了三次王朝战争进而实现了统一，之后在对外关系中力避采取四面出击的战略，尽可能将其力量作用的范围限制在欧陆之内，并努力维持于周边国家的战略平衡，从而为德国争得了较为宽松的环境。在大国关系上，俾斯麦努力拉拢奥匈帝国、沙皇俄国和英国，以达到孤立法国的目的。经过复杂的外交活动，俾斯麦建立了以德国为中心的庞大联盟体系，帮助德国把俄、奥两个帝国控制在自己的同盟中，有效离间了法、俄两国，最大限度孤立了法国，使德国摆脱了两面受敌的危险，并在相当长时间内主导了欧洲的国际关系，为统一后德国的内部发展创造了难得机遇。

然而，俾斯麦的联盟体系令当时的战略家难以理解而无所适从。俾斯麦的继任者威廉二世及后来的希特勒，根本不顾或干脆不能理解德国基本地缘安全环境，轻率地改行“挑战欧洲、挑战世界”的冒险政策，使德国陷入四面受敌的困境，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遭受惨败，造成崛起进程中断。

不同的战略会给国家带来不同前景，亦即“战略决定国家的命运。”俾斯麦是一位思维超前的人，他超越了当时绝大多数战略家的思维，可视为一位伟大的战略家。然而基辛格却把俾斯麦评价为一个悲剧性人物。按基辛格的解释，悲剧的发生不是因为俾斯麦战略上的失误，恰恰相反，是因为他的战略思维过于深刻，他的继任者在智力上不能理解他的苦衷。

联邦德国汲取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更多注重通过合作带动发展，推进国家的崛起。政治上，联邦德国政府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配合美国对抗苏联的需要，于1955年加入北约，并结束了被占领局面，恢复了国家；经济上，提出了“社会市场经济”理念，成功实现了计划与市场二者之间的协调统一，经济的高速增长使联邦德国重新崛起为世界经济强国，成为欧洲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而在外交上，除了迎合美国以外，还通过推动欧洲联合，1958年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创始国之一，实现了与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之间的和解，赢得了和平局面。

1969年勃兰特担任总理，推行“以接近求转变”的“新东方政策”，使联邦德国与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得到极大改善，其自身的国际影响也得到提高，之后西德对东德的影响力逐渐增大。随着苏联在东西方对抗中逐渐收缩，两个德国之间的接触也日益加深，为最后的统一打下了良好基础。随后发生剧变，东西德借机实现统一，为继续发展和进一步崛起提供了空前机遇，迅速扩大了德国的国际影响力。2008年后，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法国、意大利等西欧国家经济低迷，德国实力相对突显，实际上已成为欧盟一体化进程中最重要的主导性力量。

回顾德国发展崛起的历史，总结其崛起过程中战略选择的经验教训，可以进一步研究后起大国在崛起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那些普遍性、规律性问题，探寻和思考解决这些问题方法。当前中国也正处在和平崛起的关键时期。随着中国国力不断增强，外界对我的疑惧和防范也在增强，大国崛起中的“安全困境”已经显现出来。

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要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寻找基本逻辑和内在动力，也要将其放在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深度调整的大背景下来认识和筹划。变革的中国面对变化着的世界，如何通过自身社会进步和不断推动与其他国家积极的战略互动，打破传统权力政治的束缚，避免成为国际体系变迁过程中矛盾集中的焦点，破解大国崛起困境，将是一个曲折而艰难的进程。中国的战略选择既要为这一进程提供安全保障，也要在这个进程中得到全面的实现和检验。对于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这是一个需要思想和智慧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并将孕育战略创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