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市镇的市场机制——吴江个案再分析

1986年9月25日，我在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以《明清江南市镇的实态分析——以苏州府吴江县为中心》为题，作了一次学术讲演。承蒙岸本美绪教授的好意，将我蹩脚的日文原稿加以精心润色，发表在东京《中国近代史研究》杂志第五集上。该文对吴江县的盛泽镇与黄溪市、震泽镇、平望镇与同里镇、黎里镇与章练塘镇的实态，特别它们的商业功能，作了粗略的述评。在结语中指出：市镇的行政地位介乎县城与乡村之间，但它的经济地位大大超过了县城。吴江是丝绸之乡，丝与绸的集散地是震泽镇、盛泽镇，而不是县城，此外平望镇、黎里镇、同里镇等的工商业也要比县城昌盛得多。因此，吴江县如果没有盛泽等市镇，几乎没有吴江经济发展可言［①a］。

相隔十年之后，1996年10月18日至21日，我陪同日本鹿耳岛经济大学田尻利教授、神户甲南大学稻田清一助教授，赴吴江档案馆查阅历史档案，看到了江南一般县级档案馆十分罕见而又数量庞大的历史档案。这些从晚清到民国时代的文书档案，令我辈大开眼界，加深了对江南中心市镇商业运作的动态认识，并且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促使我撰写成文，公诸同好。

一、机户、绸行、绸领投与市场

吴江县在明清乃至民国时代以盛产丝绸闻名于世，震泽的丝，盛泽的绸，各领数百年。

地滨太湖，位于吴江县治西南九十里的震泽镇，四乡居民“以蚕为业”，农家“颇善治丝”，所缫之丝，较他处更光白，细者可为纱缎经，俗名经丝；稍粗者多用以织绫，俗名绸丝。四乡农家所产经丝、绸丝集中于镇上丝行，由丝行转售各地客商，行销全国，出口海外，其繁荣程度并不亚于邻近的湖丝集散地南浔镇［②a］。

位于吴江县治东南六十里的盛泽镇是后起之秀，直至明初仍是一个村落，嘉靖年间才成为一个居民百家的小市，明末清初发展成“以绫绸为业”的大镇，“每日中为市，舟楫塞港，街道肩摩”；“丝绸之利日扩，南北商贾咸萃”，“蕃阜气象，诸镇中推为第一”。乾隆时可与苏州阊门繁华商业区相媲美，“绫绸之聚亦且十倍，四方大贾辇万金至者无虚日”［③a］。

震泽镇的丝业，盛泽镇的绸业，加上同里镇，平望镇的米业，构成吴江三大经济支柱，而盛泽绸业尤为翘楚，成为全县经济久盛不衰的中流砥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盛泽绸业的兴旺与否决定了全县各行各业的命运。1937年的《江南副业报告》指出：“盛泽市镇之繁华，人民之富庶，皆盛泽绸造成之。昔年兴隆鼎盛时，远近商人皆挟资赴盛泽坐镇办货，惟其行旅之繁，酒家、宾馆、舞榭、歌楼均乘时而兴，各处人士慕盛泽之繁华，亦邀宿其间。镇人又年举盛［会］，人人庆祝号台，所以往来繁盛一如都市……总之，盛泽人民之衣食，吴江四乡之富力，直接间接均由盛泽绸造成，关系特殊，为江南实业史上重要之一页。”［①b］

个中缘由，耐人寻味，笔者拟对此略加剖析。

众所周知，丝是农家养蚕缫制的产品，殊不知，花色繁多、质地精良的盛泽绸，诸如绫、纺、罗、纱、绢之类，莫不出于农家手工织机。这种从事织绸的专业农户，也称机户，但他们并不是手工作坊（机坊）中的那种机户，而是个体农户。这种传统由来已久。乾隆时编纂的《吴江县志》、《震泽县志》都说：“绫绸之业，宋元以前惟郡人为之。至明熙、宣间，邑民始渐事机丝，犹往往雇郡人织挽。成、弘以后，土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于是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而令童稚挽花，女工不事纺绩，日夕治丝。”［②b］同治年间编纂的盛泽镇志，反映的依然是这种情况：“近镇四五十里间，居民尽逐绸绫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③b］

1880年江海关帮办罗契（E.Rocher）在调查江南丝绸生产时，所反映的情况与上述记载大体一致：“盛泽丝绸的组织结构形式完全同于苏州。这里有许多规模巨大的商行，从四乡农民手中收购绸缎，农民卖掉绸匹后买回生丝再生产绸缎。（农民）织机总数接近8000台，集中在以镇为中心半径12.5公里的周围地区。”［④b］罗契的这段话无疑是见闻实录，不过他的估计数字似乎偏小了一点。盛泽镇四五十里间农民都从事机织，他却说“半径为12.5公里”，此其一。其二，关于织机8000台也有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散处四乡的农民织机难于统计，当地人说得好：“盛泽织绸……皆零星机户，散处乡间，工人即系本地之乡人，纯为家庭工业。全镇究有织机若干，并无稽考，虽业中人亦不能道其详，盖乡人之居室即为其织造之工场。凡机户家庭人口多者，便有织机三四具，人口少者，只有一二机。”［⑤b］盛泽在康熙时已是一个居民万户的大镇（包括四乡），其后人口不断增加，按每户三四台至一二台织机估计，近镇四五十里间的织机肯定超过一万台以上。另一方面罗契的考察而过于狭窄，这可从以后的调查报告中得到佐证。1934年吴江县立蚕桑场主任孙守廉指出：“盛泽为本县绸业中心，昔年多用木机织造，近镇机户在一万以上，每机三人管理，依织绸为生者达三万人。”［⑥b］由此可见盛泽四乡农村织机在一万台以上，鼎盛时代或许可能接近二万台。

四乡农村机户从事强织绸的盛况，可以从另一绸业大镇双林镇得到印证。双林镇盛产绫绢，1919年至1921年时最盛，附近各乡有脚踏织机2000多台，从事织绫绢者多至五六千人，分散于农村每家每户，年产量达240万米［①c］。

这种农村副业与传统的所谓“男耕女织”截然不同，它凸显了在市场经济席卷下农村出现的新变化。农村机户的生产目的并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是为了向市场提供适销对路的商品，其生产原料——生丝——也从市场购买得来，卖绸买丝，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形成了依附于市场的专业机户。从表面上看，他们的主业是农耕，副业是机织，实际他们的主副业早已易位，机织副业已成为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以下两则资料可以为证：

其一，1932年河冰《盛泽之纺绸业》指出：“盛泽的纺绸业，也是农村副业的一种……不过，盛泽纺绸业之为农村副业，和普通的有很大不同的地方。普通所谓副业，如其名所示，是从属于农业的一种农暇时的职业，农民的主要收入，当然还是以农业为主。而盛泽的情形则恰恰相反，从事纺绸业的农民，固然都有土地，而大部分都是自耕农，可是对于农业并不重视。他们的重要经济来源是在于纺绸，这一年纺绸业如兴盛，他们竟至于让土地去荒芜。”［②c］

其二，1946年盛泽镇商会给吴江县政府的呈文中也如此说：“盛泽所有丝绸产品全为农村工业，机户既散处四乡，出品恒难于一致……查盛泽四乡农民，重织轻耕，以丝织生产为主要副业。即全区商业之荣枯，亦以丝织工业之盛衰为转移。”［③c］

这里揭示出了市场经济支配下盛泽四乡农民“重织轻耕”的倾向，原因在于“他们的重要经济来源在于纺绸”，无怪乎这种农民被称之为“机户”。重织轻耕的结果，农田耕作转给了外来客籍人。请看新编《盛泽镇志》所提供的信息：“盛泽农村，土著乡民多事机织，大部分农田归客籍人耕种。客民中务耕者，多来自温州、台州、处州及绍兴等地，尤以绍兴为多。”［④c］

这使我产生两点联想。第一，盛泽镇南面的另一绸业中心濮院镇，四乡农民也以织绸为生，所产濮绸名满天下，农家经营重心集中于丝织业，而以农耕为副。每当蚕桑丝织繁忙时，田事常雇石门、桐乡农民相帮。沈廷瑞《东畲杂记》说：“近镇人家多业机杼，间有业田者，田事皆雇西头人为之。‘西头’谓石、桐邑界，其地人多而地少，往往佃于他处，每于春初挈眷而来，年终挈眷而去，名曰种跨脚田。”［⑤c］其二，这种市场经济渗透下农村出现的新经营方式，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苏南模式”乡镇工业兴起之后，苏南农村广泛出现雇佣外来农民耕作的现象，何其相似乃尔！

四乡农村机户生产的绸是一种商品，必然要向市镇集中，然后销往全国乃至海外市场，于是绸行、绸领投应运而生。

四乡机户所生产的绸，必须由牙行收购，而不能直接与客商交易。这种牙行称为绸行或绸庄，由来已久。据《醒世恒言》描述，明末的盛泽镇“市河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虫+赞]蚁集，挨挤不开”［⑥c］。冯梦龙的描写虽然有些夸张，却并不失实。明末清初，盛泽镇的绸交易集中在市河两岸，尤其中市河中段善嘉桥一带最为密集，称为庄面，是绸行集中的地方。乾隆十七年三月十三日桥南新街口失火，殃及市河两岸庄面，此后绸业人士集资在西肠圩南端建立新的庄面，把原来的庄面改称旧庄或老庄面［①d］。所谓“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云云，极言其多，是可以理解的。据1923年的统计，盛泽镇“领照营业的庄号，共有六十九家，其余附设庄号，不计其数”［②d］。与此可以互相印证。

1946年8月吴江县自治税捐征收处盛泽分处的《吴江盛泽牙行一览表》，提供了当时盛泽镇上76家绸行的具体情况。它们是：华兴、一新、立新、伟源、生大、志康、仁丰、同大祥、鸿嘉公、周永盛、福兴泰、裕丰成、协昌祥、源记祥、祥记永、永亨隆、丁人和、源昌祥、九新、维昌、恒大、宝大、裕康、一大、信大、鼎盛、伟大、合鑫、立成、大福、万丰、大生、大同、同裕、复兴恒、永亨敬、春记、庆生、天一、义大、鑫昌、大源、同记、鸿记、永远、宏益、?昌、厚记、源记、朱鹤记、鸿记、志城恒、戴信记、戴荣记、钮荣记、童幼记、恒丰、咸昌、郑英记、严景记、温云记、勒生、久来、庆昌、同吉、富农、公成、鼎大、吴才记、永源、德来、何应记、余纶、伟有记、英记［③d］。如果加上绸领行（即绸领段）26家，丝行65家［④d］，那么绸丝牙行达到177家之多。如果按照1946年7月4日盛泽镇绸业商业同业公会的调查表，当时有绸业行号89家［⑤d］，那么绸丝牙行达到180家之多，可见盛况不减当年。

“镇之丰歉固视乎田之荒熟，尤视乎商客之盛衰。盖机户仰食于绸行，绸行仰食于商客，而开张店肆者胥仰食于此焉。倘或商客稀少，机户利薄，则怨咨者多矣！”［⑥d］——乾隆《盛湖志》所反映的这种市场走势，一直到晚清、民国时代，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庄面上的绸行每天清晨启门开市，四乡载船人及机户蜂拥而至，绸行各自挂牌收绸，称“出庄”或“上庄”，经过“看庄”（持秤估价）、“复庄”（验货）、“发庄”（偿付货款），午后载船人及机户陆续散走，于是绸行关门打烊，称为“收庄”或“落庄”。盛泽绸市有极大凝聚力，其幅射范围北及吴江南境，西南至双林，南达濮院，东南延至嘉善［⑦d］。盛泽绸市久盛不衰，卓有成效运作的绸行是功不可没的。

与绸行密切相关联的是绸领投，也叫绸领头，俗称领业或“白拉”，是机户与绸行的中介人。它是丝绸业市镇上一种常见现象。新编《盛泽镇志》说：“领业是盛泽镇特有的历史现象，故有‘第三百六十一行’之称”［⑧d］，显然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盛泽镇近旁的黄溪市就有这种行当，称为“丝领头”、“绸领头”，或叫做“小主人”。“其开设牙行代客售丝者谓之大主人；牵机户来买者，谓之小主人。”［⑨d］与盛泽镇同样著名的绸业中心濮院镇，把这种行当叫做“接手”。四乡机户生产的绸，由“接手”居间介绍，绸行“出庄”收购。《濮川所闻记》说：“（机户）绸既成，有接手持诣绸行售之，每一绸分值若干，谓之用钱”；“绸行日向午赴市收绸，谓之出庄；其善看绸者，谓之看庄；归行再按，谓之复庄”［①e］。与盛泽镇的运作方式几乎一模一样。不仅绸业市镇有此行当，丝业市镇也有此行当。菱湖镇的丝行有大行、小行之分，此外还有“小领头”（俗称“白拉主人”），“招乡丝代为之售，稍抽微利”［②e］。南浔镇也有“招乡丝代为之售，稍抽微利”的“小领头”（俗称“白拉主人”）［③e］。可见领业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决非“盛泽镇特有的历史现象”。

绸行与领投既有合作的一面，又有争利的一面，因此绸、领二业常发生矛盾，绸行与领投发生争执的事件几乎时时可见，如《吴江报》1923年8月21日，1924年3月30日；《新盛泽报》1923年12月31日，1924年3月11日，都有这方面的报道［④e］。从表象上看，似乎领投只是把机户的绸转售给绸行，一转手之间即获取一笔佣金，是不甚合理的中间盘剥，其实事情并非如此简单。领投业之所以能存在百年以上而不被淘汰，必有其合理性的一面。

第一，机户散处四乡，其生产带有相当的盲目性，而各地客商对绸行所供绸货花色品种又有特定要求，领投在协调机户、绸行的产销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据盛泽镇绸领同业公会主席王麟书说：“盛泽的绸业发生很早，在逊清乾嘉年间，营业已经很盛。起初各省的客商到盛泽来办货，因情形不明，常托当地的绸庄代办。但因机户多散处四乡，所织的绸又有重绸、轻绸、花色、素色等分别，绸庄需要那种货，一时上往往不易征集。因之便产生了一种所谓绸领头的营业。绸的花素轻重，都有种种绸领头专司其责。以后绸庄绸行如要选办什么货，要求之于绸领头即可。”［⑤e］《中国实业志》在介绍盛泽绸领业时，对上述说法表示认同，并补充说：“领头者，实机户与绸庄之介绍机关也”；“盛泽镇现在有一百三四十家绸领头，分花素二帮”［⑥e］。

第二，机户是个体农户，卖绸买丝，均需与市场发生关系，一旦资金短缺，生产便难以持续，领投（即领头）适时起到了保障作用。1937年的《江南副业报告》对这种作用给予了肯定：“机户就是农人，农人何来多金？买丝时难于筹款，可由领投向丝行担保，无条件取丝。俟绸匹织成，一时无主购买，如何周转？可由领投垫款收买，机户卖绸后，既还丝款，复得丝货，愉快有之，困难毫无。如此循环，商场经济赖以周转，市面活跃，各方均蒙其利，所以制度相沿，能相安于无事悠久。”［⑦e］

毫无疑问，领投业在协调机户生产与绸行销售方面，以及保障机户持续生产方面，是有明显功效的。

民国时期吴江县实力最雄厚的工商业家、新生绸厂的创办人王鸣泉，就是由绸领投业起家的。其父王老金，原为王江泾镇小商贩，后定居盛泽镇从事绸领投业，创办王金记领投行。王鸣泉继承父业，由开设提花织机店，进而开设绸行、绸厂。王氏父子由小商贩——领投——绸行——绸厂的发展轨迹，反映了绸领投在盛泽市场中不可小觑的信誉、实力和地位。

机户、领投、绸行之间的协调运作，充分显示了盛泽镇市场机制的日趋成熟，保证了它的绸业经济得以持续发展。

二、丝绸供销与金融业

盛泽市场中仅次于绸行、绸领行的角色是丝行。盛泽不产丝，源源不断生产绸缎的原料丝必须有一个渠道予以保障，这一功能的承担者便是丝行。

《盛湖杂录》说：盛泽丝行的营业，“在前清咸同间局面极阔大，外县丝皆直接收买，用护照运销外地，而以由上海出口为大宗，名曰洋庄。岁销额值银千余万（两），故当时有‘用二出八’之谚，盖机户所用仅十分之二也。同治间有三数家因洋庄折阅而倒闭，后遂无继起者，至今洋庄惟有南浔、震泽两外而已”。个中缘由并未明说，根据当时蚕丝出口业务状况判断，盛泽丝商在剧烈竞争中显然不是专门经营湖丝（辑里丝）出口业务的南浔镇、震津镇的对手，而败下阵来。

从康熙中叶以来，湖丝渐渐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输出品，乾隆时已成为仅次于茶的出口商品。五口通商后，湖丝（辑里丝）大量经由上海出口。进入1880年代，出现了湖丝的全盛时代。著名经济学家刘大钧说：1870年代至1920年代，为时50年，“丝业贸易兴畅，蚕桑区农民繁荣，乃造成湖州蚕桑事业之全盛时期。于是辑里丝价雀飞，蚕桑业愈盛”［①f］。

领近湖州的震泽镇在明中叶至清中叶，以出产“苏经”闻名遐迩。所谓苏经，是指供应苏州地区机户织缎用的经丝，经营此类经丝的牙行称为苏经行。晚清以降，震泽的经行发生分化，在传统的苏经行之外，新增了以经营外销业务为主的洋经行，以及以广东为销售对象的广经行。据1919年的调查，全镇共有苏经行50余家，洋经行20余家，广经行5家；每年的销售量：洋经行五千至一万余担，苏经行八百至一千余担，广经行二百至六百担［②f］。可见震泽丝是以出口为主的。

据1930年代调查，震泽镇“所产之丝大多为苏经、丝经。丝经或称辑里丝，多销洋庄及南洋、印度等地……该镇大小丝行约十余家。四周附近各地修丝为业者不下五千余户，多系农家副业，由妇女任之”［③f］。1946年江苏农民银行吴江分行震泽办事处主任陈汝霖所撰《震泽蚕丝业调查概况》指出：“（震泽镇）经营辑里丝运销之商行可分为两种：乡丝行与干经行。农民将自产之土丝售于乡丝行，均系现款交易；乡丝行略加整理，趸卖于干经行……其上级者运往上海销售洋庄（以花旗庄最多，他如印度、法兰西、英国亦有），次劣者销于杭州、上海、盛泽、丹阳各用户……”［④f］

南浔镇则更胜一筹，不仅开湖丝销售洋庄风气之先，而且几乎操纵湖丝的出口业务［⑤f］。因不在本文论述范围，故不赘述。

由于这种关系，盛泽镇丝行的营业范围仅限于本镇四乡织造用丝的购销。丝的来源可分为三路：

第一、南路丝——以嘉兴、海宁为代表，其丝绞或角大，又称“团瓜丝”；

第二、西路丝——以震泽及吴兴（即湖州）、德清为代表，其丝绞或角小，又称“尖瓜丝”；

第三、北路丝——以吴县、无锡为代表［①g］。

这种状况是可以得到印证的。1924年7月11日《新盛泽报》刊登君宜《盛泽罪言》，称：“绸为吾镇一大商业，因之丝市亦联带起色。顾吾镇为用丝区域，故伊等每向王店、濮院……等处贩售。每至新丝上市则四出竞买。大的行家，每至趸货几万元，诚哉为一大商业……遇乡民之确系机户者，强贷以丝，然而价已较为昂贵多多，乡民因赊贷之便，亦乐用之”［②g］。以后的情况大体如此。“（盛泽）向以织绸为唯一生产事业，故有‘日出万绸’之称。丝之来源，为浙之来源，为浙之嘉兴、王店、硖石、濮院、新市等处”［③g］。“（盛泽）织绸经纬所用之丝，都来自嘉善、平湖、石门、桐乡、木渎、溧阳等处，所以江浙所产之丝，亦视盛泽为大市场也”［④g］。

江浙各地的土丝源源不断地向盛泽集聚，由丝行另售或赊贷给机户，一种通常的方式是由绸领投出面向丝行担保，机户赊贷到丝，织成绸匹出售后，再补交丝款。对于丝行而言，以低价吸纳丝货，有时趸货达数万元之巨；而一般丝行均为小本经营，没有大量资金现纱，必须仰赖金融机构——钱庄与后起的银行——的信贷。

丝货的集散与绸货的集散相比，毕竟小巫见大巫。《江苏省鉴》说：“盛泽纺绸，昔蜚声于世，在前清乾隆、嘉庆间，畅销国内各地，南洋各属及欧洲各处，实为吾国特产之一。”［⑤g］据1923年的统计，盛泽镇绸行营业额约有一千余万元之谱，分别销售全国各地及海外，比例大体如左：

广东 60％

朝鲜 10％

长江各埠 20％

上海苏杭 7％［⑥g］

1934年吴江县县长徐幼川的视察盛泽绸业报告也指出：盛泽绸的年销售额达百万匹以上，“三五年前，价值约近一千万元之谱”，具体销路为：长江一带汉口、长沙、四川，及福建、广东、平、津、沪、杭，远及南洋群岛［⑦g］。

如此大进大出的巨额交易，没有金融机构的介入，是难以想象的。《吴江丝绸志》写道：“盛泽丝绸业与金融业之间关系至为密切，以丝绸为依托的金融业的形成也比较早，《盛川稗乘》（按：撰者为鹤樵居子——引者）曾记述太平天国军队进驻期间即设有‘公估钱庄’，其后苏州、嘉兴钱庄均来分设。早期金融业务限于钱兑活动。往昔盛泽绸市建立在农村家庭织造手工业基础上，每天上市落市都需大量现钱，在丝行、绸行、领投、机户之间流通。”［⑧g］

情况确实如此。按当地的交易惯例，“当机户送绸时，即须给付绸价，至绸脱售后，（绸行）再行结账，故领投须先垫本，且机户当年初开机时，须向领投预借本钱。而绸行与领投交易，必逢月之三日、十八日始行付款，且只付已成交货价银之三分之一”［⑨g］。绸领投多是小本经营，不依赖钱庄，势必寸步难行。30年代盛泽镇上有一百三四十家绸领投，资本少者约百余元，多者也不过万余元，“流动资本大概从钱庄借来”［①h］。

因此，盛泽金融业与丝绸业是荣辱与共的。20年代中期《新盛泽报》称：“‘钱业’历年以来，日见发达……去年（即1923年）营业统计约有五六十万，总共盈余六七万元”［②h］。1924年7月11日《新盛泽报》刊登“盛泽金融界概况，”提供了以下几点信息：

1．盛泽镇是丝绸荟萃之地，全年营业额有数千万（元）之盛。而能货币流通，转输便利，全是靠着金融业的调剂；

2．盛泽镇上有钱庄8家，承担丝绸交易的垫款业务。另有嘉兴中国农民银行分设的办事处，承担推销钞票、贴现、抵押放款等业务；

3．钱庄每逢阴历初三、十八两天，照例预备巨大款项，以应绸商之需（因为绸行与绸领投的交易约定每月初三、十八两天结账付款）。上午发出的款项，到下午即有回笼（即各绸领商收得绸款后，除付各机户外，余款仍存于钱庄，故曰回笼）［③h］。

盛泽绸业持续兴旺，每天的交易额往往达到令人咋舌的数字，如1946年外地客商到盛泽镇采办绸货，每天的交易额约在五六千万至一亿元，所需款项均由各地商帮先交京沪苏杭等地盛泽绸行的分行（庄）或联号汇抵盛泽［④h］。这就意味着每天要从盛泽镇运出价值五六千万至一亿元的绸货；绸行必须不间断地收购绸货，而这又以大量流动资金为保障。这一年六月份，江苏省农民银行吴江分行在盛泽发放的储押贷款达七千余万元（绸行以绸匹、生丝为储押物）［⑤h］。与每日交易额五六千万至一亿元相比，一个月的贷款七千余万，只是杯水车薪。于是银根普遍吃紧，盛泽镇上高利贷甚嚣尘上。以月息计，银行18％—9％；钱庄21％—12％；地下钱庄27％—15％；一般暗息30％—24％。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专门从事拆息的“掮客”，以高于银钱业的存款利息，把民间零星资金集中起来，以高利贷给急需用钱的单位，从中渔利［⑥h］。

典当业也乘虚而入，以丝货作抵押给小本经营者贷款，一旦抵押者不能按规定赎回，典当便把抵押的丝货没收，然后在市场上出售。1926年3月21日《新盛泽报》上揭载了这一动态，一篇题为《丝业整顿》的文章谈及丝业一落千丈时，指出：“白拉私贩充斥于市，典业又将没丝零售机户”；一篇题为《丝典两业发生交涉》的报导，如此写道。“日前丝业公会调查员，在途查见某某等机户所携之丝，共值百元左右，并无官印票头，显系私贩。询其来历，始悉系昌盛、兴盛两典（铺）售出，当即扣住。邀请全体同业，在蚕皇殿开会，讨论办法。典业亦派丁、姚二代表到会，承认此丝系二典售出，并声明本年满期之丝甚多，不愿贱价划出，故零售机户，以保血本。”《新盛泽报》为此发表时评，表明舆论界的态度：典业罚没的丝货，直接零售机户，理由似欠充足［⑦h］。但只要有关行号有向典当抵押贷款的需求，则此种状况难以抑止，似是毋庸置疑的。

在这种背景之下，一些实力雄厚的绸行商人插手金融行业。晚清时期李晋记绸行的老板李璞山，以五万元收购面临挤兑困境的正大钱庄，更名为晋大钱庄。民国初年升记绸行老板胡季良开设升大钱庄，兼营绸、钱二业。此后不少绸业和钱业的业主，周旋此间，成为两栖人物［①i］。小小的盛泽镇上出现了产业资本，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互相转化，渗透的趋势，着实令人刮目相看。

三、工商各业与会馆、公所、公会

丝绸两业的持续繁荣，带动了市镇各行各业的景气，吴江县各市镇上都有数以百计的商店，密集于方圆不过数里的街区之内，熙攘往来摩肩接踵的人流，交织成一片繁华的市场景象。

据1935年的统计，吴江县城松陵镇，有南货茶食纸烛业44家，估衣业15家，国药业21家，鲜鱼业24家，面粉业17家，旅馆业13家，菜馆业25家，鲜肉业53家，共计212家；同里镇有酒酱业58家，烟纸业121家，线业7家，腌腊业16家，绸布业17家，茶叶业21家，共计240家；盛泽镇有丝业69家，烟纸腊烛业44家，绸领业50家，糖北货茶食业22家，钱业7家，洋广杂货业44家，钱业7家；米业17家，鲜肉业22家，煤炭业家20家，绸业69家，蜡线业7家，绸布业11家，国药业9家，银楼业7家，面饭业15家，成衣业20家，挂面业19家，共计475家；震泽镇有丝经业21家，肉业10家，肥料业7家，米业9家，烟纸业21家，绸布业9家，油酒酱业18家，洋广货业8家，茶叶业8家，花絮业9家，国药业8家，衣业7家，面粉业10家，南货业19家，丝吐业21家，腌腊业9家，苏经业8家，茶馆业11家，共计213家［②i］。与其他档案资料相比较便可发现，这一调查表所提供的数据是不完备的。即使如此，各镇商业盛况之一斑已显然可见。

1946年《江苏省吴江县各种人民团体概况表》所提供的数字就比较完整。试以盛泽镇为例，该镇有棉布业25家，糖北货茶食业21家，丝经业62家，新药业12家，酒酱业34家，米粮业44家，绸布新衣业10家，百货业15家，鲜肉业20家，腌腊业18家，面饭菜馆业38家，国药业13家，旅馆业15家，茶叶业7家，桐油磁席业16家，纸烛业51家，绸业89家，绸领业68家，肥料业21家，电机丝织业59家，机切面业16家，豆腐业16家，共计670家［③i］。

其中属于牙行的绸行、绸领行、米行已列入上述调查表，另有树柴行（19家）、鱼蟹行（8家）、猪行（2家）、砖瓦行（3家）、粮食行（2家）、糠?行（1家）、水果行（3家）、八鲜行（1家）未列入上表［④i］。如果一并计算，则盛泽镇上工商各业字号已突破七百家大关，实在非同小可［⑤i］！远非一般县城乃至府城所可比拟。其中固然有不少规模较小的“夫妻老婆店”，但也不乏资金雄厚规模宏大的大型字号。

如按注册资本多寡排列，盛泽镇上资本在四百万元以上的大商号可列为表1（见下页）。

需要说明的是，盛泽镇上资金雄厚的绸行、钱庄未在“商业一览表”统计之中，否则资本额领先的决不会是腌腊业、米业、棉布业的巨头。不过上述资本额400万元以上的大商号决非等闲之辈，同表所载的62家丝行，资本多在二百几十万至50万元之间，两相比较，资本400万元以上商号的实力便凸现而出了。

资料来源：《吴江盛泽商业一览表》（1946年8月），《吴江县小城镇档案资料汇编·盛泽镇专辑（二）》第369—382页。

明清时代，在各经济中心地都有地缘性的会馆和业缘性的公所的出现。盛泽镇作为一个万商云集之地当然也不例外，从清初以降，先后建立了金陵会馆、济宁会馆、徽宁会馆、济东会馆、华阳会馆、宁绍会馆、山西会馆、绍兴会馆；其后又兴起了绸业公所、丝业公所、领业公所、钱业公所、米业公所，主宰着盛泽镇绸、丝、领、钱、米五业的经济活动［①j］。

从行会性质的会馆、公所过渡到工商业同业公会，是一个经济近代化的过程。这种过程在清末的上海已初见端倪，把先前的会馆、公所改建为工商业同业公会，诸如洋货商业公会、豆米同业公会、棉业公会、银楼新同业公会之类。1929年《工商同业公会法》、1930年《工商同业公会法施行细则》先后公布，把这种近代化的进程以法律形式肯定下来［②j］。

吴江县各市镇的工商同业公会的建立，便是这以后的事。1931年建立了丝业、绸业、绸领业、钱业、米业、烟纸蜡烛业、糖北货茶食业、洋广杂货业、线业、鲜肉业、煤炭业、绸布业、国药业、银楼业、面饭业、蜡线业等同业公会，以后又增加了成衣业、挂面业等同业公会。

1946年的调查显示，盛泽镇有22个工商同业公会。请看表2。

资料来源：《江苏省吴江县各人民团体概况表》（1946年6月8日），吴江县档案，案卷号12．2．0204。

同业公会的宗旨是“维持增进同业之公共利益及矫正弊害”［①k］。从这些同业公会的月报表可知，同业公会有经常性活动，以体现其宗旨。如1947年8月15日南北货商业同业公会会议的议题是：“近查会员出售南北货市价时闻发生参差，应如何整顿案”；1947年8月15日绸商业同业公会会议的议题是：“绸厂货品近来直接运销外埠，逃避地方自治费一案”。1947年9月绸商业同业公会月报表，其计划要点为“制止同业抬高货价竞收，俾可稳定市场”，实施进度为：“通函各会员遵守”，重要议案为“炼坊、轴坊为原料工食暴涨，要求加价一倍，应如何对付案”，决议为“为体恤坊司起见，精炼酌加九成半，余再商定照加”［②k］。

工商业同业公会的这种功能，协调了市场的正常运作，保障了市场的持续繁荣。此外，同业公会在维护本行业利益方面，也能起到个别行号无法体现的作用。例如绸领业，早在绸领业公所时期，就多次为“整顿佣金”，“查禁同业及非同业在船埠、茶肆内争收机户绸匹”，派员调查“白拉私贩”、“典业没丝零售机户”等违规事项，有所作为［③k］。1947年9月21日，盛泽镇绸领业同业公会由于织绸运销合作社成立，机户相率入社，另辟销售渠道，致使绸领业经营状况一落千丈，致函吴江县政府进行申诉：“敝业与机户往来已久，情感素深，苟机户有福利可图，敝业虽损失甚巨，亦为之色喜。而熟知事实有大不然者，合作社对于机户实有种种扣息、包佣情事……查合作社出立期票，实违背票据法之规定，而扣息、包佣尤属违章牟利。”［①l］绸领业毕竟历史悠久，在机户与绸行的仲介运作中成效卓著，一旦运销合作社插手其间，势必搅乱正常商品流通渠道。从绸领投与绸行相依为命，一直苟延残喘到1955年同时关闭，人们不难察知绸领业较之合作社孰优孰劣了。

比公所、公会资格更老的会馆，兼具同乡会与行会的双重功能。如前所述，盛泽镇自明末清初以来优质绸缎名闻海内外，四方客商纷至沓来，采购贩运，在绸业公所还未建立之前，已有各地商帮的会馆出现。此后，由于绸业公所的建立，先前各地商帮会馆协调经营贸贩的功能日渐消失，会馆也渐次萧条。1923年6月1日《新黎里报》颇为深切地道出了此中缘由：“盛泽以出绸著名，曩昔之时，四方商贾之辇金至者无虚日，故会馆遍全镇，如山西、济东、绍兴、徽州、华阳、金陵等，类皆规模宏大，建筑华美。以此伎船画舫，丛集山圹，征歌选舞，亦盛极一时。数十年来，绸行风起云涌，相继创立者六七十家，于是购绸者佥相绸行函购，无亲自者。所建会馆，遂鲜人居，为日既久，摧败零落，非复旧观。回首当年，如谈天宝故事矣！”［②l］此其一。

其二，不少外来客商在盛泽站稳脚跟，由行商转化为坐贾，自己开设绸行，经营贩卖业务，根本不必仰赖昔日的会馆了。最明显的例子便是盛泽镇晚清至民国时代灸手可热的商界巨头汪访庐、汪鞠如父子。汪访庐，徽州人，祖父汪雍斋嘉庆年间贩卖丝绸，往来于王江泾与盛泽之间。后以经营获利，改而为坐商，在王江泾创建福昌绸庄（行）。1860年王江泾”毁于兵燹，汪氏把绸庄迁至盛泽。父叔去世后，由汪访庐兄弟继承，改牌号为汪永亨绸行。因经营得法，汪氏兄弟不但在上海建立分庄（行），还另设信记、成记、正记等下县庄。至此汪永亨绸行已执盛泽绸业之牛耳。其子汪鞠如，推行技术革新，使所办绸行及分号业务突飞猛进，号称拥资60万两（白银）。汪鞠如本人因此两度出任盛泽商会会长［③l］。

盛泽镇工商各业中有一行业，不在上述同业公会及其所属行号之列，它们是一种手工业作坊——练坊（亦写作炼坊），染坊，轴坊（即踹坊），特别值得注意。

机户所织之绸，质地生硬，俗称生绸，必须进行加工整理方可销售给客商。第一道工序是由练坊练成“熟货”（即把生绸练成熟绸）。按当地惯例，每天午后练坊派人到各绸行接运待练绸缎，完工后再送回。第二道工序是由染坊染色。第三道工序是由轴坊（踹坊）滚压平正。于是盛泽绸才成为完品，可以销售上市。

从事这一行业的大多是浙江绍兴人，“团结力极形坚固，而又极守行规”。1934年镇上有练坊14家。染坊9家，轴坊30余家［④l］。到了40年代，练坊工业同业公会共有练坊23家，资金额5900万元，拥有工匠二三百名［⑤l］。估计染坊、轴坊也有相应的增长。

外来的绍兴人除经营练、染、轴业外，还经营快班船、信局等业。由于盛泽农村土著乡民多事机织，大部分农田归客籍人耕种，此种客籍人有温州、台州、处州人，但以绍兴人最多。因而盛泽这个五方杂处之地，绍兴人成为外来移民中仅次于徽州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⑥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