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关系研究

摘 要：以广东省上市公司2009—2011年的164份社会责任报告为样本，采用市场指标对企业价值进行计量，研究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社会责任履行和企业价值创造之间的关系没有得到确定。要解释这个结果我们应该思考如下问题：（1）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否能提升企业价值；（2）社会责任报告是否能传递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3）社会责任报告是否有决策有用性；（4）本研究选择的社会责任计量方法是否恰当反映了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是否能体现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质量；（5）样本数量是否不足和检验模型是否合适。

关键词：社会责任；企业价值；社会责任披露指数；广东省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6-0038-07

从理论上看，公司公开披露其社会责任信息，无疑向社会传递企业具有良好社会形象和社会声誉的信号。由此促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公司公开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有助于提升公司价值吗？为此，本文以沪深交易所公开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广东省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

一、文献综述

1.国外研究成果。Ingram（1978）最早利用资本市场的反应来检验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决策有用性问题。

Anderson和Frankle（1980）通过对投资组合的配对研究，发现年报中自愿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会引起市场收益率的变化，而且证券市场会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做出正面的反应。

Holman等（1985）选取了1973—1977年间《财富》五百强的工业公司中的49家作为样本来检验公司社会回应对股东财富的影响。研究表明，投资者对于公司年报披露的公司社会回应没有明显的反应，但是对于联邦政府的监管报告中有关公司为了遵守政府对于社会责任的要求而增加的资本性支出，投资者做出了负面的反应。

Rockness和Williams（1988）对社会责任报告在基金投资决策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结果表明社会责任投资基金经理认为公司社会责任会引起公众的关注从而影响公司的长期盈利性。在确定决策标准时，投资基金经理通常会考虑社会标准，大部分投资基金经理将财务业绩与社会业绩放在同样重要的地位，没有人将社会标准置于财务标准之上。

Harte等（1991）采用了类似的调查方法对社会责任报告在道德与环境基金的投资决策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研究除了发现信息来源分散以外，其重要的发现是在公司的年报中，不同的信息项目其决策价值不同。

Milne and Patten（2002）使用76个来自美国实务界的会计师来替资者，考察他们对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反应。应答者被要求根据资料中的社会责任信息来考虑是否对公司进行短期投资或者长期投资。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多数人对那些尽管环境业绩差、但是披露充分的公司给予较多的投资，在短期投资方面，结果却是相反的。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在披露当期不被看好，但从长期来看，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具有决策价值。

2.国内研究成果。陈玉清和马丽丽（2005）检验了市场对全部A股公司2003年年报中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反应，发现无论是采用单变量（单个社会责任指标）回归还是多变量（多个社会责任指标）回归，用四个财务指标衡量的社会责任信息与年报公布后一个月内的平均股价都不显著相关，而且解释能力都很弱，也就是说，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不够关注，国内和国外的信息使用者在观念和意识上对现代企业的要求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存在较大的差别，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股价解释能力的行业差别较大。

龚明晓（2007）在总结前人的研究结论后认为，由于信息来源的多样化、分散化导致了信息的可比性下降，从而决策有用性下降；由于年报中的不同项目体现不同的社会问题，与投资者的决策模式的不吻合，相关性比较低，也导致信息的投资决策价值下降；由于在企业不同的报告中的披露都是自愿性披露，缺乏统一的制度标准，信息的可靠性比较低导致决策价值下降。

宋献中、龚明晓（2007）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信息被专业人士认为没有决策价值；在公共关系方面，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介于没有价值和有一定价值之间。并且，自愿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公共关系价值显著大于其决策价值；强制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决策价值大于其公共关系价值，但不完全显著。

李正（2007）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证明了当期的企业价值与当期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是负相关的假说。

沈洪涛、杨熠（2008）以1999—2004年在上海和深圳交易所上市交易的石化塑胶业A股公司为研究样本，观察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所引起的股票价格变动。研究发现：首先，中国上市公司披露的公司社会责任信息具有价值相关性，其披露的数量和质量与股票收益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次，中国公司社会责任信息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力在2002年出现了转折，从不具有价值相关性发展为具有价值相关性。

以上研究表明，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关系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的话题，实证研究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原因可能是公司社会责任项目和企业特征的差异影响所致，还可能是研究方法的差异所致，实证研究方法的不同主要表现在社会责任的衡量、企业价值的衡量以及样本选择这三个方面。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研究样本是2009—2011年了社会责任报告的广东省上市公司，研究所需要的财务数据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社会责任报告披露质量指标是采用指数法对社会责任报告进行打分得到。

深圳证券交易所于2006年9月25日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中规定，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是指上市公司对国家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自然环境和资源，以及股东、债权人、职工、客户、消费者、供应商、社区等利益相关方所应承担的责任。本文认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债权人、供应商和合作伙伴、消费者、员工、政府、社区和环境八个方面，因此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内容按利益相关者划分为类，其中对员工的责任分解为员工健康和安全、员工发展、员工培训、员工福利保障四个方面的表现；对政府的责任分解为依法纳税和促进就业两个方面的表现；对社区责任分解为公益、贡献社区两个方面的表现；对环境的责任分解为污染控制、环境污染恢复、节约资源与能源、废旧材料回收四个方面的责任；而对股东、债权人、供应商和合作伙伴、消费者的责任不作分解，因此本文将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分解为八个大类十六个小类。

把样本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中对十六类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方式区分为定量详细披露、定性概括披露以及未披露三种，给定量详细披露赋值2，定性概括披露赋值1，未披露赋值0，各类信息的权重相同。定性概括披露是指仅用文字进行概括性的描述；定量详细披露是指用文字进行展开描述（列举承担该责任获得的外界评价），或用数字进行说明。加总十六类信息的分值得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指数，指数的取值范围在0～32之间。具体来说，如果社会责任报告披露了表1中的数量指标和详细信息则确定为定量详细披露。

（二）研究模型与变量定义

本文把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指数作为测试变量，企业价值作为因变量，把国有股比率、公司规模、资本结构、控制股权结构、资产负债率等因素作为控制变量。企业价值用托宾Q值表示，托宾Q值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托宾于1969年提出的，是用于判断企业价值的方法，其计算公式为：

托宾Q值=企业总资产的市场价值÷企业总资产的重置成本

通常，人们用总资产的账面价值替代重置成本，市场价值则表示为股权的市场价值和负债的账面价值之和。同时考虑到中国上市公司的股票并没有实现全流通，因此在衡量股权的市场价值时既要考虑流通股的市场价值，也要考虑到非流通部分的实际价值，可以用每股净资产替代非流通股的市场价。由此，形成了一个经过改造后的新的“Q值”，计算公式如下：

托宾Q值=企业总资产的市场价值÷企业总资产的重置成本-（股权的市场价值+负债的账面价值）÷总资产的账面价值=（流通股总市值+每股净资产×非流通股股数+负债的账面价值）÷总资产的账面价值

这一指标的含义是：企业的市账比越大，表明企业的价值越大；反之，若企业的市账比越小，则表明企业的价值越小。

根据以上变量设计了以下检验模型：

TobinQi=β0+β1idcsri+β2roe+β3lnasseti+β4debti+β5owneri +β6zhongwui+β7top1i+β8top2to5i +β9top6to10i+ε

其中，βi 为待估参数，ε为随机扰动项，i代表第i 个样本公司。

变量定义及计量（见表2）。

（三）样本描述性统计

表3是检验模型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数据。统计结果显示，托宾Q的均值为1.67，企业价值高于1.67的公司为58家，它们的社会责任报告得分均值为15.02，企业价值低于1.67的公司为106家，它们的社会责任报告得分均值为15.35，这组数据说明社会责任报告得分高的企业价值反而低。

（四）实证检验结果及解释

1.单变量分析。表4给出了检验模型中各变量的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托宾Q值与公司规模、财务杠杆、实际控制人类型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0.0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TobinQ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指数的相关系数是负的，但关系不显著。检验结果还显示了有些自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从统计学上分析，如果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0.5以上时，以这些自变量进行回归就有可能引起回归方程中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从表4中仅发现财务杠杆和公司规模之间的相关系数（0.690）超过了0.5，并在0.01水平统计显著；其他自变量间的相关性并不十分显著，因此，不必担心多重共线的影响。

2.回归分析。表5和表6显示，模型中的自变量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的总体解释度达28.4%，模型的F值在1%的程度上显著。表7检验结果表明，TobinQ与盈利能力在0.01上显著正相关；与公司规模、财务杠杆在0.01上显著负相关；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0.0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TobinQ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指数关系不显著。表明：盈利能力提升企业价值，企业的规模和负债率影响企业价值的提升；在单因素分析中，社会责任评分变量与TobinQ是负相关关系，但不显著；而在多因素分析中，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指数对TobinQ的影响程度也不显著，且系数为正值，说明在本模型使用的计量方法下，企业价值与社会责任两者的关系确实扑溯迷离，两者的因果关系不明显。

三、研究结论及建议

在社会责任履行和企业价值创造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中，没有得到两者确定的关系。要解释这个结果我们应该思考如下问题：（1）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否能提升企业价值；（2）社会责任报告是否能传递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3）社会责任报告是否有决策有用性；（4）本研究选择的社会责任计量方法是否恰当反映了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是否能体现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质量；（5）样本数量是否不足和检验模型是否合适。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结果形成本研究的建议。

1.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加快社会责任的法制建设。在当前中国资源和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情况下，企业要承担起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任。企业只有加强社会责任意识，主动积极地承担起社会责任并及时地向社会公众披露相关的信息，政府及相关机构才能更有效、更全面地对企业的业绩及社会贡献做出评价，从而制定出较为切实可行的政策，起到优化社会资源分配，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和谐发展的目的。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落实还需要有法制的保障。如果缺乏相关的强制性法律规定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规则、准则和指南，大多数企业不会主动披露社会责任的会计信息，即使企业主动披露，也由于没有相关的标准，影响披露的效果。因此建立健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法规势在必行。政府作为社会基本制度结构的确定者和文化价值观念的重要影响力量，在推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及各相关部门应当针对中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现状，借鉴国外的经验，结合国内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出台可操作的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规则、准则和指南，建立社会责任报告制度，推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发展。

2.构建完善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体系。在社会责任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企业从事生产、经营、研发、投资时，除了追求经济效益，还必须关注其社会绩效，任何有损于社会公众的措施和决策失误，都会给企业未来生产经营带来巨大的挑战。编制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可以沟通企业与各方的利益和非利益关系，保证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情况有充分的知情权，有利于树立良好的企业社会形象，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2006年颁布的新《企业会计准则》中加入了一些社会责任方面的会计操作规定，如对职工薪酬、职工补充养老金、固定资产在特殊行业的弃置费用等。但中国的社会责任会计尚处于认识与探索阶段，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由于企业的社会责任涉及面较广，特别是对各种社会责任的计量方法在理论界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使得社会责任报告在信息披露方面缺少相应的理论指导，缺少量化数据，导致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随意性和不可比性。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很多内容还不能以具体的数据进行表达，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利益相关者对报告有用信息的获取和评价。因此，我们应当积极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并充分结合中国的实情，加强社会责任会计理论和方法研究，促进社会责任的量化分析，制定相关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准则，从而进一步规范和完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实践。同时，由于每个行业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及所受到社会关注度存在很大的差别，因此，分行业分类别地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建立行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制度，能大大地提高社会责任披露的可操作性和披露信息的可比性。例如对于高污染行业，规定报告中对环境责任的披露在侧重点、各种环境指标的规定上要比其他行业更具体更细致。因此，制定《社会责任会计准则》，构建完善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体系，企业按照准则要求对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进行及时、规范的披露，才能保证社会责任报告如实传递社会责任信息，提高社会责任报告的决策有用性，才能确保企业对社会责任管理的良性运转。

3.建立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组织体系。前面的研究发现，总体上社会责任报告普遍存在定量信息少、大部分是定性描述，而且由于社会责任报告近几年刚刚起步，导致缺乏历史的比较数据，对于公司为履行社会责任而产生相关支出的定量数据，许多上市公司都没有说明数据的来源，其可靠性值得怀疑。信息使用者很难通过阅读社会责任报告合理评价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从而降低了社会责任报告的决策价值。其实上市公司在实际编制社会责任报告的过程中，也遇到很多阻碍因素，如由于缺乏有关的统计数据，或者是不同部门提供的数据不一致，导致收集数据程序复杂，这必然会延长社会责任报告的编制时间，增加编制成本，从而阻碍公司按时社会责任报告。上市公司通常需要协商内部各部门，导致交易成本较大。要解决上述遇到的问题，这就需要建立一套健全的公司社会责任管理体系来解决。建立社会责任组织体系，成立由高管人员为主要成员的社会责任工作委员会。设置公司社会责任工作部门，组织开展社会责任日常工作，宣传公司社会责任理念，制定公司社会责任使命和方针，组织开展重大社会责任活动，对公司社会责任工作成果进行评审，建立公司社会责任数据库和社会责任报告统计分析信息系统，对社会责任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按时随年报编制独立的社会责任报告等。

4.加强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创造机理的理论研究。虽然在本文的研究中，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影响的实证研究没有取得一致的研究结论，但大部分学者从理论上论证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具有正向的影响，社会责任的价值驱动因素包括：降低生产成本、增加收入与罚金减少、企业形象与声誉、员工归属感与激励、顾客认可与忠诚、降低利益相关者对生产的抵制、节约交易时间和交易成本等等。通过履行社会责任，企业可以获得许多货币价值和非货币价值，从而改善企业绩效，提升企业价值。将公司社会责任履行的本质看做基于未来企业价值创造的一种跨期投资行为，社会责任投资积累成与企业不可分离的特殊资本，增加企业的长期竞争优势并给企业带来可持续的价值创造能力。国外社会责任投资的兴起为这一理论视角提供了现实的佐证。加强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创造机理的理论研究，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各维度中找寻对企业价值创造影响程度最大的因素，从而设计出基于价值创造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体系，有利于提高社会责任报告的质量和发现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影响程度的测量方法。

5.构建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创造影响程度的测量方法。在基于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长期价值具有正向影响的理论视野里，研究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影响大小的计量方法问题是企业关心的实践问题。一是社会责任投资的度量指标构建。社会责任的履行需要企业产生实际的支出，在社会责任投资内容的多维度上构建社会责任投资度量指标体系。二是计量社会责任投入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度量。

6.提高社会公众的责任意识和投资者的投资观念。在编制社会责任报告时，会涉及公司的财务、生产、人力资源、技术研发、市场营销、供应链等多个环节，编制社会责任报告的专业团队必须拥有强大的协调能力，特别需要得到高管人员的支持。因此，才能促进公司主动地认真地编制社会责任报告并对外。另外，利益相关者诸如投资者、消费者，他们的社会责任认知程度同样会对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情况产生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投资者的投资观念也在逐步趋于理性化，他们不仅仅关注公司的短期利益，还关注公司的发展潜力和生存能力。履行社会责任是维护和提升公司社会形象、保证公司长久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投资者从社会责任的角度关注公司的市场行为才是理性的选择。这一投资观念的转变，不仅是对投资者自身权益的保护，也将会对企业的行为产生一定的约束和引导作用，从而推动企业的良性发展。由于目前的投资者和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以及公众对公司没有提出严格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要求，所以公众没有办法对公司的管理层施加影响，目前尚未对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披露行为形成一定的压力。因此中国政府应该积极引导中国公众提高公司社会责任意识，以便推进公司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同时还可以通过社会舆论和媒体监督等方式，推动上市公司积极形成良好的经营行为，提高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信息质量。

7.建立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审计制度。从全球范围看，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社会责任信息鉴证标准和鉴证机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缺少由专业机构出具的独立第三方意见，其可信度和公信力一定会受到质疑（王立彦，2008），其信息含量势必大打折扣。中国的审计现在主要侧重于财务报表审计，没有专门的社会责任方面的审计，一方面是由于缺少相关的审计法规做为标准依据，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责任涉及的内容广泛，需要审计人员不仅具备会计审计知识，还要对社会责任的方方面面有专业性的认识。因此，为了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公信力、规范第三方鉴证，中国政府应当加快制定有效可行的社会责任报告审计准则，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纳入审计范围，提高审计人员的专业素养，加大对社会责任报告的监督力度，推动社会责任报告的信息披露逐步走向规范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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