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德育过程中重构教师权威

在学校德育过程中，“教师权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传统的教师权威正面临着消解的危险，从而使学校德育遭遇了严峻的挑战。在德育过程中重构教师权威，是新时期学校德育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教师权威的形成因素

所谓教师权威，一方面是指由国家、社会赋予教师的对学生产生外在支配力量的显性权力，另一方面是指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依靠自身能力逐渐形成的对学生产生内在支配力量的隐性权力。

教师权威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两方面因素――制度性因素和个体因素。制度性因素形成教师的外在权威，个体因素形成教师的内在权威。一方面，外在权威体现的是权力的合法性，它包含服从权威的人对权力拥有者的赞同与认可。按照丹尼斯•朗对权威的划分，这种权力关系被称为合法权威，即掌权者A拥有公认的命令的权力，而权力对象B有公认的服从义务。[1]对教师而言，通常把来自职业角色的权力称为“教师的外在权威”。这种权威主要是指国家的法律制度赋予教师的一系列权力以及社会文化传统赋予教师的职业声望。教师的外在权威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可以反映出浓厚的时代色彩。换言之，不同的社会赋予了教师不同的外在权威。

另一方面，教师的内在权威，是指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威望以及学生对这种威望油然而生的一种敬畏之心。教师的内在权威与教师自身素质是高度相关的。例如，教师自身的道德修养、学识修养、业务能力等，都对教师内在权威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首先，教师作为个体的人，他们有各自的个性，有表现他们思想和情感的特有方式。教师的个性，普遍反映在他们的教育教学风格、言谈举止和生活方式上，形成了教师独特的个人风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教师的“个人魅力”。其次，教师应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我国自古以来就强调教师应“以身作则”。虽然这种“以身作则”所体现出的道德规范不见得都能对学生的行为发生影响，但是教师一旦失德，则必定会使学生对教师本人以及教师所实施的教育产生信任危机。最后，就教师的知识体系而言，教师“闻道在先”，接受过系统的、专业的学习与训练，因此在教育教学中极易成为知识的垄断者，其权威性不容置疑。

二、信息时代教师权威面临的挑战及对德育的影响

在传统的学校德育中，教师作为社会和受教育者之间的中介人，代表社会实施教育，是社会权威的代表，对学生具有绝对的影响力。在传统教师权威观的影响下，教师的形象大致可分解成三种角色：一是道德知识的占有者和代言人，在师生结成的以道德知识授受作为基本内容的师生关系中，客观地存在着知识占有的不平等。教师在学生道德学习的过程中，起着传道、授业、解惑的作用。学生自然把教师当成了知识的化身，教师也往往以知识代言人的身份自居。二是道德的化身与道德规范的训诫者。教师常常以师表者的形象出现在学生的视线里，作为道德的化身向学生训以各种行为规范与准则，对学生的言行品性进行评说，以规范者的姿态来调节学生言行。在学生眼中，教师往往被期待成智慧的化身、理性的源泉。他们必须意志坚强，有强烈的使命感，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求功利、自我克制的道德楷模。三是社会要求的代表。德育的基本矛盾常常被表述为学生已有的品德发展水平与社会要求之间的矛盾。[2]教师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社会要求的代表，他们代表国家、人民和学校，甚至也代表家庭，不断地向学生提出道德要求，对脱离现实生活的抽象的道德规范采取强制灌输方法，重智轻德，重教轻学。教师主宰整个教学过程，学生处于被动、服从地位，缺乏对学生主体力量的重视与张扬，从而使学生成为了道德知识的容器。

然而，信息时代的到来，客观上使得教师传统的知识权威地位受到了削弱。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学习渠道变得丰富多样，教师不再是学生唯一的知识来源。特别是网络的发展，不仅使知识总量急剧膨胀，而且大大提高了知识传播速度，人类社会从米德所说的“前喻文化”向“同喻文化”和“后喻文化”转变。教师不再拥有绝对的知识优势，教师“知识上位者”的角色逐渐被消解。信息储备的增多、批判能力的增强使得学生开始质疑、审视教师的知识权威。

学生主体意识的苏醒、家长维权意识的增强，使得教师不再能够“唯我独尊”。当前，在城镇生活的青少年学生，大都拥有优越的生活、学习环境，具有更独立的个性、更鲜明的自我意识，而自由、开放的信息系统更是大大开阔了他们的视野。同时，大众素养的增强使得人们日益懂得维护自身及其子女的权益，他们往往根据自身的需要来指责教师权力的运用。[3]因此，在现实中会存在诸多得当或不得当的维权行动，往往会使得教师即使是在进行合理的教育时，也会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其权威无处可寻。

教育思想观念的转变，使得民主平等的师生观得到普遍的认同。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鲜明地提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与学生积极互动，共同发展，要处理好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的关系，注意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引导学生质疑、调查、探究，促进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主动地、富有个性地学习，教师应尊重学生的人格，关注个体差异需要，创设能主动引导学生参与学习的教育环境……”要实现互动、共同发展和引导，势必要将教师放在与学生平等的位置，从而体现了新的教育生态环境下对师生关系的新要求。这无疑是对众多传统的师生观的颠覆。但是在对其进行理解以及付诸实践时，却常会有“矫枉过正”之嫌。如在目前有关研究、探讨教育改革的资料中，几乎随处可见指责、批判时下教师专制、权威的文章，甚至连必要的批评也被列为禁令。这种主张完全消解教师权威的观点陷入了另一个极端，显然是不尽合理的。

三、以师生对话为基础重构教师权威

在信息时代背景下，教师权威地位的动摇、削弱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彻底消解教师权威。尤其在学校德育过程中，合理的教师权威存在还是十分必要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教育过程中是否需要权威，而在于应该从哪些方面来进行努力，既要使得合理权威得以确立，又要防止权威的滥用而导致“权力主义”的产生。

1．建立平等民主的新型师生观

在教师与学生交往的过程中，必须体现一种相互尊重的精神。在学校德育工作中，教师首先应意识到的一点是，每个学生都是有个性的人，应当受到充分的尊重。苏霍姆林斯基指出：“可以这样说，我们每个教师和少年在精神需求方面有着许多共同点：作为一个教育者，每个教师首先应该是个受教育者，教师会在自己的每个学生身上发现一点火苗，从这点火苗可以看出，一个人是绝对不会停留在他今天这样的水平上的。”[4]从具体的德育过程来看，首先，应建立民主、平等的新型师生观，彻底改变传统教育中“支配与被支配”的师生关系。传统的教师权威是以师生间人格的不平等为基础的，这种权威无法获得学生的实质性认同。新型的师生观，强调师生交往是建立在彼此平等、信任、尊重的基础上的交往。教师凭借智慧、人格、精神开启学生的心灵，于无形中树立自己的权威。教师的威信是在与学生平等交往中形成的。其次，转变落后的唯“授受”的教学观念，代之以师生共同探索的过程观。在某种意义上，教学过程本应是师生一起探索客观世界的过程，即教师首先应以一种平等的身份与学生共同站在“未知”面前，同时以自身的专业知识作适当的引导。这也要求教师必须具备更为广博的文化知识和精深的专业知识。当前在面临来自多元文化的冲击时，教师只有加强专业知识素养，广泛汲取优秀文化的营养，充实自身的知识储备，才能获得学生的敬佩，而使自己学识渊博、专业精深亦是对信息时代到来的有效回应。如此一来，教师虽不以权威自居，但其权威却沉浸其中，并随教学过程的展开而彰显。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师生之间应建立起具有共同的善良愿望、真诚的同情、相互信任和细腻体贴的关系，而这一切对道德教育的成功与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5]在此基础之上，孩子们更容易领会教师说的话，并更好地接受有关道德的指导、劝告和要求。

2．对话――在德育过程中重构教师权威的关键

信息时代以其全新的要素――以网络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而使学校德育深受影响，促使德育观念、模式、方式和方法受到冲击并向现代化转向。在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重新为教师进行角色定位是新时期德育实践的迫切需要。其中，在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方面，要从权威者向对话者转换。

对话作为一种常见的形式，在德育过程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有效的对话是着眼于实现教师对学生知情意行的引导，它既不是替代学生主体的道德规范的说教，又不是没有引导的放任自流，而是引导学生在生活中探究，在探究中发现和解决问题。[6]通过对话，有助于鼓励学生作出各种尝试和有创造性的思考，从而引导学生通过自主体验得出有价值的观点或结论。

国际互联网的出现是人类信息传播方式的深刻革命，而新的信息传播方式也打破了教师的信息垄断地位。显然，承载过重期望、忽略受教育者独立判断力和价值创造力的传统道德权威角色已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要求，所引起的矛盾与冲突也越来越尖锐。这一切要求教师要把认识、理解、体验的主动权交还给学生，让学生真正以主体角色，在多种自主实践活动中理解、掌握和体验道德的真谛。这样，道德学习过程也就相应成为师生共同体验、共同探讨和平等对话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应以“对话人”的身份尊重同样作为“对话人”的学生个体及其适合自身特点与道德认知方式的选择。

此外，作为“对话人”，教师要强化两种意识：一是人本意识。杜威在介绍自己的教学经验时曾指出，“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教育的对象是一个活生生的思想、情感、意志、个性都处于变化中的个体。”这说明，学生不是承纳知识的容器，而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当代学生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了其自尊、自主、自立意识的迅速觉醒和不断增强。他们要求平等的愿望正变得越来越强烈，相应地，对教师的空洞说教和训导也越来越反感。可以说，传统的道德说教已经寸步难行。因此，在德育过程中，教师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必须充分了解学生的身心特点，深深地热爱自己的学生，并将这份爱心体现到教学中去。二是民主平等意识。教师要淡化课程执行中的预定性和统一性，注重对话过程的再生性和多元性，不以有限的结论锁定无限的对话过程。同时，还要努力营造一种和谐的德育情境以保护学生作为对话人的主体地位。在这里，教师的角色既不是仅对学生发号施令的权威，也不是无动于衷的旁观者，而是学生活动的组织者、参与者、引导者和成长伙伴。师生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给予―接受的关系，而是一种交往和对话的关系。由此，师生之间的教学过程也演变为精神交流与对话的过程。[7]

德育中的对话是师生双方面对面的一种相遇，同时都把对方看做是与自己交谈的“你”。在这种“我―你”的关系中，双方都以平等的姿态，在某―共同话语上展开思想交流。这种交流是开放的，双方都敞开心扉，以理解对方为基点，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达到二者之间的视界融合。在对话过程中，教师的帮助和指导是发自内心的，是建立在理解学生、尊重学生的基础上，而不把学生看成是年幼无知的人，用教师的权威迫使学生接受德育内容。[8]道德教育的实效究竟在哪里？在笔者看来，它既体现在让学生终身难忘和感动的大型活动中，也体现在让学生的心灵受到微微触动的一番师生间的对谈中。而要真正使学生的心灵有所触动，其前提是他们认同了教师的观点，或者说他们从心底里接受了教师的说法。换言之，让学生“心悦诚服”的前提是师生的对话要民主，教师的语言和行为不能武断，要以民主平等的姿态来和学生沟通。

总之，在学校德育过程中，如果一个教师没有一定的权威，将驾驭不了正常的教育教学，也就无法实现德育的目的；反之，过度的教师权威也可能会压抑学生，其结果或激起学生反感，或在无意中训练了学生的盲从性。因此，每一位教师都应该慎重对待自己的权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教师应适时调整角色，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最终重塑一种令人信服的教师权威。

注释：

[1]丹尼斯•朗.权力论[M].陆震纶,郑明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56.

[2][7]王娟.论高校德育教师角色的时代转换[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06(11).

[3]王金凤.教师权威:民主的诉求与权威的定位和重塑[J].中国教师,2007(2).

[4][5]苏霍姆林斯基.公民的诞生[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2：222.

[6][8]蒲蔚芳.德育中有效对话的策略[J].浙江教育科学, 2007(2).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