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事件的媒介监督框架实证分析

摘 要：本文以兰州自来水污染和贺江水污染事件的监督类报道为研究样本，从新闻框架理论角度切入，对其进行内容分析和定量的描述，还原媒介在突发事件中致力构建的监督框架，而涉事主体的回应方式和民众对事件关键要素的认知，是这一框架形成的关键影响因素；面对来自媒介和民众的监督，政府则应该建立专门回应质疑的机制。

关键词：突发事件；媒介监督；新闻框架；兰州自来水污染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11-0032-02

20世纪初，梁启超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中提出报馆有“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两大天职。在当前媒介技术高度发达、信息流通渠道多元化的环境下，当突发事件发生时，这两大职能更彰显其效用；此时，媒介的“监督”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民众的诉求，是民众在突发事件中表达态度、释放情感的重要途径。本文拟从框架理论的角度，分析媒介在突发事件中的报道模式，力图还原其呈现的监督行为。

为使研究的监督框架更为全面和接近普适状况，选择2014年4月的甘肃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和2013年7月的广西贺江水污染事件作为事件样本，两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有相似之处，均为事关国计民生的饮用水受到污染，且涉及相关政府部门的职能缺失。研究方法则采用内容分析法，置常规动态报道于样本之外，专门筛选各大媒体关于事件的监督类报道，如针对政府职能、当事企业不规范行为的评论、深度分析等，对其进行系统和定量的描述。在对样本遴选的过程中看重报道产生的影响力，评判依据为在新浪、网易、腾讯等门户网站中点击排名靠前、回帖量大，正是此类报道构建了媒介监督的主要框架。

一、突发事件的媒介监督框架总体呈现

1.区域外媒体成为监督的主导力量

在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中，媒体的监督起始于针对“沉默18小时”的事故瞒报，到“市民或已饮8天苯超标水”报道出来后到达高潮。在这个过程中，兰州当地主要的都市报《兰州晨报》《西部商报》以事故处理的进程为主要报道内容，监督的职能并未充分体现，《兰州晨报》尽管先后刊载了《“监管异味”比水质污染更要命》《污染源虽查明 诸多疑虑仍未消》的质疑报道，但稿件均来源于新华社。《兰州晨报》记者自采的关于监督的报道，仅有14日的《自来水苯超标是否存在瞒报迟报？》一篇。而监督类的报道主要来自《第一财经日报》、《新京报》、新华社、央视等，尤其是新华社刊发的《三问兰州自来水苯超标事件》一文，引得多家报纸竞相转载，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

在贺江水污染事件中，贺州当地的主要媒体《贺州日报》和《贺州晚报》仅对政府新闻会的内容如实叙述，对事故主要责任方，即贺州当地一家非法选矿厂的调查报道则来源于新华社，且数量稀少，只有一篇。在该起事件中，刊发较多监督类报道的媒体主要是来自广东的《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以及《新京报》等媒体。在这次事件中，由于水体污染涉及贺江下游广东的部分城市，广东当地媒体的质疑声比较强烈；而像《新京报》这样的涉事区域外媒体，刊发的基本上是对矿石环境的深入调查报道，以及对贺州政府部门的批评文章。

从总体上看，无论是质，还是量，区域外的媒体均远胜当地媒体，成为在两次事故中监督框架的主要建构者。

2.主要监督对象的差异

在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中，涉事主体一共有三个：兰州市政府、中石油、城区唯一的供水企业威立雅水务集团公司。在媒体的报道中，媒介批评和监督的声音均提到这三个主体，但最集中的还是对威立雅水务集团公司的质疑。媒体在报道中主要通过两类群体表达对自来水公司的态度：一是兰州当地的民众，大量的报道在文中引述兰州民众的话语，诸如“他们为什么不予以通报？为什么媒体报道后这个消息才被公众知道？”“一个关系民生的自来水公司，居然被外资收购。收购后水价从1块涨到3块，水管居然没钱修！”这样言辞激烈的话语在各路媒体中也得到了报道。二是专家学者，报道援引众多法学专家的观点，指出“自来水厂必须承担直接责任”。另一方面，少部分评论将矛头指向负有监管责任的兰州市政府。而在贺江水污染事件中，涉事主体主要有两个，即贺州市政府（主要是环保部门）和选矿厂。在媒体的报道中，媒介批评主要针对当地的环保部门，质疑声音集中在为何允许条件未达到标准的矿厂进行施工作业，以及在此次事件中信息公布的不及时和模糊。由于该事件是一起典型的“跨区域”突发事件，广东作为受到牵连的地域，当地的媒体更是将矛头指向监管不力的贺州市政府部门，《为何看见死鱼方知江水受污？》《治理污染，请拿出决心和行动》等报道均是对贺州环保部门的态度表达。

3.民众诉求和监督意愿的差异

在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中，兰州外的媒体刊载了大量附带民众观点表达的报道，在这些报道中，民众对信息的及时公开、自身的合法权益更为关心，如《兰州市民质疑威立雅水务公司苯污染延报》《兰州市民威立雅公司要求赔偿1元精神损失费》《民间机构要求兰州公开水质数据》《兰州5人因苯超标供水公司》等。而在当地官员表态“问心无愧地说，没隐瞒任何事”之后，更进一步激起了民众的反感。在媒体报道的语境下，兰州当地居民充分意识到长期以来可能遭受的身体损害，更关心的是自己的核心权益，而在这些诉求的映衬下，对水质处理进展信息的渴求倒显得不是太明显，这是由于这方面的信息大多由兰州本地媒体进行刊发，而外地媒体更多地愿意去履行监督的职能。

在贺江水污染事件中，因为缺少贺州本地媒体报道的样本，因此对于贺州当地民众的诉求缺少考量的途径，因此着重考察广东部分城市居民的相关诉求。在广东媒体的报道中，受访的民众更多是对危害自身的污染源的控制更为关心，即关注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够正常用水，而对于与自身利益关联不大的贺州市政府的监管职能缺失并不太关心，在受访民众的话语中，并无太多指责、抱怨的话语，表达的多是对饮水。这也与广东对事故的妥善应对不无关系，有效的措施保证了居民的最低限度用水，让影响降至尽可能低，也缓和了民众的情绪。

可见，性质相似的两起事件，监督的主要对象呈现一定的差异，民众诉求是不尽相同的，从而构建了不同语境的监督框架。

二、影响媒介监督框架的因素分析

1.媒介的政治控制

在我国，媒介机构尚处在“党管”的背景下，党委拥有对本地媒体进行统筹协调的权力，尽管这样的宣传机制能保证正确舆论导向的传播效果最优化，但过度的干预却使媒体监督政府的职能有所削弱，导致在突发事件中本地媒体在“自曝家丑”方面受到诸多限制，甚至会“失声”。区域外的媒体就少了这方面的约束，在行使监督职能的时候就不会受到那么多来自当地行政部门的阻力。从对两次事件的分析来看，政治控制这一影响因素普遍存在于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中，导致监督框架的明显倾斜，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当地政府和媒介公信力的树立和维护。

2.涉事主体的回应方式

在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中，事故责任方威立雅水务公司对事态瞒报18小时，之后在通报时信息模糊和反复不定，本来就招致民众不满，加上“居民水厂，法院拒受理”的事件，以及其“有错就是不承认”的态度（正式道歉已经是事件通报的11天后），更是惹得民众怨声载道。尽管当地政府也有监管不力的责任，但“担责”的水务公司不合理的回应显然让民众无法接受，其成为媒体的主要监督对象和民怨的发泄口也就不意外了。而在贺江水污染事件中，事故责任方选矿厂是不出来直接面对媒体的，甚至部分企业已经“人走厂停”，因此当地的环保部门是主要的事件回应方，同时还负有监督失职的责任，自然成为媒体监督的“靶心”。

3.民众对事件关键要素的认知

在两次水污染事件中，显然民众最关心的是水质的安全问题，以及自身可能遭受的伤害。在兰州自来水“苯”超标事件中，民众或根据自己的知识储备，或通过铺天盖地的报道，了解到“苯是一种致癌物，过量吸入和食用会导致血液方面的变化，严重时将导致白血病和癌症”的知识，这些骇人的关键词让民众闻之色变，从而激起了对事故责任方的愤懑和痛恨，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监督和追究。而在贺江水污染事件中，民众显然对于超标的镉、铊等重金属并不是太熟悉，在新闻报道中，专家对重金属伤害的解释是“慢性中毒”，后遗症如神经障碍、脱发、无法生育等。但这些似乎都无法与苯超标的伤害相比，民众也更多地将注意力投向水质处理的进程。

三、政府和媒体在构建监督框架中应有的作为

1.政府对于质疑需有应对的机制

政府部门对于舆论的引导不应局限在事件处置信息的及时、透明、公开，对于民众的质疑也应该有一套应对的机制，正确地面对来自媒体和民众的监督，才有利于形象和公信力的提升。例如，成立专门的技术小组，加强网络舆情的收集与预测，以及时获取来自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同时，善于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通过政务微博、官方微信等第一时间回应质疑和解惑，态度要诚恳，话语要站在老百姓的立场。另外，在线下也要做好政府新闻会的相关工作，尽量满足区域外媒体的采访要求，针对已刊发的报道内容，要做好解释工作，不卑不亢地进行专门的回应。

2.本地媒体在报道中的“冷”处理

本地媒体在突发事件的报道中受到局限是不争的事实，且在短期内无法改变，这就需要另辟蹊径，最大可能地履行媒介监督的职能，恪守新闻专业主义，彰显自身的公信力。媒体可以对报道进行“冷”处理，让监督在字里行间实现，而不是大张旗鼓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例如，对标题采用常规的形式，而在正文中通过采访相关领域专家和普通老百姓，表达有倾向性的意见，让他们代替媒体去“说话”。还可以通过设置如“百姓心声”的专栏，刊登读者来信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话语，名曰“百家争鸣”，实际上可以达到舆论监督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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