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为何离开北大?

罗文干被捕后，蔡元培认为当局不经法律程序，随便逮捕未经证明有罪的人是一种非法行为

1916年年底，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件事不仅是新文化运动之先声，还为中国的学术自由、教育独立奠定基础。但是没过几年，他为什么又辞去这一职务呢？

要了解蔡元培辞职真相，应该从胡适谈起。

1922年5月7日，胡适有感于国内没有一个“公开的、正义的好报”，与几位朋友共同创办了《努力周报》。5月14日，胡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以下简称《主张》）一文。在这份文件上签名的共有16人，他们是：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陶知行、王伯秋、梁漱溟 、、陶孟和、朱经农、张慰慈、高一涵、徐宝璜、王徵、丁文江和胡适。

这些人都是学界名流，其中一多半在北京大学服务。因此，这是继1898年“公车上书”和1920年《争自由的宣言》之后，中国知识界的又一次精彩亮相。

既然如此，他们的“政治主张”究竟有哪些内容呢？

首先，他们提出政治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好政府”。所谓“好政府”，是要监督并防止不法官吏营私舞弊。同时，不仅要为全社会谋福利，还要充分保障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其次，他们提出政治改革所遵循的三个基本原则：“的政府”、“公开的政府”和“有计划的政治”。此外，他们还提出政治改革从何处入手以及对现实政治问题的意见。

他们认为：政治败坏主要是因“好人自命清高”所致，只有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勇敢地站出来与恶势力斗争，才能改变中国的面貌。

《主张》发表后，社会反响强烈。为此，胡适在《努力周报》辟出版面刊发读者来信，与大家进行讨论。从讨论中可以看出，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胡适是希望通过一点一滴的改良来推动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的。

有意思的是，三个月后，在该文上签名的王宠惠、罗文干和汤尔和，居然分别担任了内阁总理、财政总长和教育总长。这一届内阁遂被称为“好人内阁”。在胡适看来，这是实现其政治主张的最好机会，于是他不仅在《努力周报》上提出一系列改革建议，还与王宠惠等人当面进行讨论。

又过了三个月，即11月15日，众议院议长吴景濂认为财政总长罗文干在与奥国签订贷款协定时有受贿嫌疑，便伙同卫戍司令王怀庆在取得大总统黎元洪的手令之后将罗文干逮捕。受此牵连，“好人内阁”在一周后集体辞职。

罗文干被捕后，蔡元培认为当局不经法律程序，随便逮捕未经证明有罪的人是一种非法行为。胡适也认为不能仅仅依靠总统的手令就随便抓人，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法律是政治的根本，违法的恶例是开不得的……（如果）上至总统，下至极小的官吏，总觉得法律不方便，命令方便，国家又怎样能有法治，人权又怎样能有保障呢？”

在蔡元培、胡适等人的呼吁下，法院因证据不足，对罗文干免予。然而就在这时，新任教育总长彭允彝为了讨好吴景濂竟提请国务院再议，罗文干再次被捕。

听到这个消息后，蔡元培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蹂躏人权，干涉司法独立。为表示抗议，他决定向总统提出辞职。

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在辞呈中写道：“……数月以来，报章所纪，耳目所及，举凡政治界所有最卑污之罪恶、最之行为，无不呈现于中国。国人十年以来最希望之司法独立，乃行政中枢竟以权威干涉而之。最可异者，钧座尊重司法独立之命令朝下，而身为教育最高行政长官之彭允彝，即于同日为干涉司法独立与蹂躏人权之提议，且已正式通过国务会议。似此行为，士林痛恨！”他表示：“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惟有奉身而退，以谢教育界与国人。”

他还在报纸刊登如下启事：“元培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特此声明。”

这一纸声明划断了蔡元培与北大的干系。

为此，胡适撰文说：“在这个时候，教育界的老将蔡先生忽然提出这种正义的抗议，不仅是不愿意让学生废学辍业，还可以促进全国国民的反省……电化我们久已麻木不仁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