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北大精神的蔡元培

北大是当今众人皆知的名牌大学，可是青少年朋友却鲜有人知，北大之所以在今天享誉中国，甚至全球，离不开近一百年前一个人的努力。这人身材瘦小，其貌不扬，却学贯中西，博学多才，他叫蔡元培。

蔡元培是今天浙江省绍兴市人，出生于1868年，21岁中了举人，24岁中了进士，后供职于翰林院，在清末的科举考场，可谓一帆风顺。蔡元培虽是旧式传统出身的文人，思想却不保守。1907年，年已39岁的他，毅然放弃一切旧功名，带着老婆孩子自费到德国莱比锡大学留学4年，学习心理学、哲学与美学等。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蔡元培回国，任孙中山临时政府教育部长。1912年，袁世凯取代孙中山临时总统职位，蔡元培毅然辞职。1913年，前往法国留学。1916年回国，年底接受北大校长任命，次年初正式上任。

蔡元培到来之前的北大，是一所学风败坏、充满官僚习气的大学。北大的前身是清朝的光绪皇帝在位时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当时读书的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学生平日无心读书，只等年限满后，获得一张毕业文凭。学生不愿意读书，教师也就不用功教，常常把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给学生，然后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

那时的大学考试，是教师自己出题目的。考试时，教师严格的，学生就拼命地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师好说话一点的，学生就要求教师告知要出的题目，或至少给个出题范围。有的教师为避免学生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于是，学生与教师不用功成为了一种令人可怕的习惯。照此下去，哪里可能会有今天的北大呢？

1917年，蔡元培的到来，迅速为北京大学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

首先，蔡元培解聘了一批滥竽充数、道德败坏的教师，聘用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人到北大任教，其中最为人所知的莫过于陈独秀、胡适、梁漱溟与辜鸿铭了。陈独秀在1915年因创办《新青年》杂志而闻名全国，因其思想新锐，成为青年人的一代思想导师。蔡元培也为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写的文章而深深折服，于是三顾茅庐请陈独秀出任北大的文科学长。陈独秀喜欢晚睡晚起，蔡元培一趟趟早早赶到陈独秀居住的旅馆，坐在门口的一只小板凳上，安心地等比他小12岁的陈独秀醒来。当时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归国，年仅27岁的胡适，因为陈独秀的推荐当上了北大的教授。更为传奇的是，年仅24岁，思想传统，没有考上北大的梁漱溟，仅仅因为在《东方杂志》上写了篇有关印度佛学的文章，就被蔡元培聘为北大的教师。更为后人吃惊的是，蔡元培还聘请了精通西洋文化，脑后却拖着一根辫子，强力反对陈独秀为首的新文化运动的辜鸿铭为英文系的教授。这些人的思想各异，各有各的不足，但是胸襟开阔的蔡元培，却知人善用，让他们进入北大，发挥他们的长处。蔡元培就是这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北大奠定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校训与精神传统。

其次，蔡元培下了大力气解决了学生不求上进、无心学习的学风问题。蔡元培在就任北大校长后的第一次全校公开演讲中，明确对北大学生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也就是说，大学不是官员培养所，也不是传授谋生手段与技艺的地方。学生读大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知识与真理而来，为了学问而学问，不是为了当官发财而来。因为学问具有无上的尊严，是至高无上的，是一个人精神上最大的享受。年轻的朋友可能很难理解此中深义，我们不妨插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来作说明。传说古希腊哲学家奥基尼斯一生都在木桶里晒着太阳读书与思索。有一次，国王亚历山大亲自跑来问他：“老先生，我可以帮助你什么吗？”奥基尼斯头也没抬，冷冷地回道：“站开些，别挡着我的太阳。”在哲学家看来，所谓国王，还不如恩惠他读书的太阳，可见读书思考在哲学家心中是何等重要，远远超过了一个国王的地位。古希腊的哲学传统是欧洲文化的精神源头，蔡元培留学欧洲，深受其知识传统的影响，在蔡元培的心中，学问远远超过了所谓当官带来的荣耀。他的演讲深深震撼了当时的北大学生。

蔡元培的上述革新举措，让死气沉沉的北大，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师生间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学风”，那种民主自由的风气，从那时开始形成，成为北大异于其他大学、吸引后来一代又一代学子的独特传统。可以说北大因蔡元培，从此确立其现代传统和校格。而蔡元培也因北大，成为中国伟大的教育家。对此，胡适的导师，美国著名学者杜威这样评价道：“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的身份能领导一个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了。”

蔡元培与其在北大工作的种种事情离我们这个时代将近一百年了，但是蔡元培提倡的为学问而学问，追求知识本身带来快乐的思想，是否值得我们当今的青少年朋友思考与学习呢？